秋浦先生（1919--2005）
秋浦先生会见日本学者
2003年夏，秋浦先生与邸永君合影
2015年1月29日，是我所老领导秋浦先生仙逝十周年之忌日。特献此文，以表缅怀与崇敬——笔者题记。
东坡有词云：十年生死两茫茫。蓦然回首，秋浦先生(1919—2005)离开我们整整十年矣。秋老是我党老一辈新闻工作者，曾长期担任内蒙古日报社党委书记、副社长。1962年，先生奉调来京，任中国科学院民族所（1977年划归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所长、中国民族学会首任会长，并在此一直工作到离休。2003年春，我受《中国民族研究年鉴》编辑部委托，负责撰写《秋浦先生访谈录》。在征得同意后，我驱车前往先生位于温泉乡的住所拜见。当时正值“非典”流行，国人惴惴，公务不多，门可罗雀；路上车马稀少，行人素绢遮鼻。而先生却无以为惧，慨然应允。因相见恨晚，话题不断，故先后竟六次叨扰，每次均有大获。现在回忆起来，我能在先生晚年聆听教诲，真三生之幸也。所谈内容除写成《秋浦先生访谈录》发表外，尚有不少未得收入，总觉有些遗憾。因而加以整理，匆匆奉上，以飨读者。
秋浦先生的经历带有传奇色彩。能取如此诗意之名字，就不难判断先生定是古典文学爱好者。所以初次见面，我便问及：您的名字不由使我联想到诗仙李白的《秋浦歌》：“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幽远的意境中伴随着缕缕惆怅，令人回味无穷。您喜欢唐诗吗？今天是否就先从您的名字谈起？先生莞尔一笑答曰：的确，我最初对文学的爱好胜过学术，这与家庭熏陶有关。然后便将一生故事娓娓道来，如江河之水，浩浩汤汤，不可遏止。
先生1919年7月出生在江苏省丹阳市柳茹村的一个诗书耕读之家，原名贡厚生，后改名后生，秋浦是我他做新闻工作时用过的一个笔名。幼年时从父读《四书》、《五经》等古籍和唐诗、宋词等，并学习作文赋诗之法，从而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继而在丹阳、武进完成高小学业。十五岁时，由于父母双亡，先生无缘继续升学，只身前往南京谋生，在江宁林场任文书。其间结识了林场新任场长、共产党员李寄农，并由他介绍参加革命，当时年仅16岁。主要负责传递信件、刻印宣传品等工作。由于机智果敢，深受组织信赖。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党组织决定派遣其入延安红军大学学习。但由于形势复杂，局势多变，被迫滞留上海。其间在上海参加了战地记者训练班，为日后走上新闻工作打下了必要基础。后几经辗转，历尽艰辛，终于得抵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并到达延安。
1938年5月，秋浦先生入抗大学习，并于当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半年后，即被派往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工作，被分配到冀热察挺进军随营学校担任秘书，并独自一人创办了校刊——《随校生活》。为保证按期出版，经常是自采自编、自印自送，使其影响日益扩大，于新闻界崭露头角。1941年，又被调往平西《挺进报》工作。第二年，日寇对我太行山根据地进行残酷的五一大扫荡，在转移途中，先生与敌遭遇，被子弹击中一侧睾丸，受伤被俘。在狱中，因无人为其医治，致使伤处严重感染，一条腿根部肌肉萎缩，留下终身残疾。能活下来，本身已是生命的奇迹。其间，先生严守秘密，一口咬定自己是逃难村民，终于在几个月后被释放。先生拖着残腿找到组织，继续为抗战而奔波。但入狱的经历成为其一生中挥之不去的梦魇，每次审干都要交代这一段无人作证的经历，并被定性为有叛变嫌疑。先生回忆道：每次被审查时，组织上都要讯问，你没叛变，怎么鬼子没打死你？还把你放出来了？谁能证明你没叛变？我的回答是：我在监狱期间，我所在报社的组织没有被破坏，工作没受损失，其他同志没有被抓，就足以证明我没有叛变，更没有出卖组织和同志。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从来就是“疑罪从有”，加之斗争的残酷，致使革命警惕性奇高，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所以这段经历被记入档案，叛变嫌疑的帽子也就只能一直带到阴间矣。
当时革命队伍中的文化人少，有文采、懂新闻的知识分子更是凤毛麟角。所以尽管被限制使用，但先生还是逐渐在新闻领域中脱颖而出。出狱后，先生任《晋察冀日报》编辑兼记者，编发过大量国内和国际新闻，并频繁往来于山区、平原、农村、兵营，穿梭奔走于战火纷飞的前线，采访过有美方代表参加的国共停战谈判。采写并发表了大量新闻稿件，以文笔优美、见地独到而著称。1947年，奉命筹办《内蒙古日报》，并主持报社工作。1949年9月，先生以中共特派记者的身份（当时仅有20名记者获准采访会议，其中中共记者两名，先生为其一）采访了第一届全国政协大会，见证了新中国诞生的全过程。先生对我谈道：“在确定新中国国旗的表决时，请同意者举手，我亲眼看到宋庆龄女士没有举手，因为她不愿意看到孙中山先生设计的国旗被替换。但这件事至今未曾披露。等我死后，你愿意披露此事，我也不反对，因为这是事实。”秋浦先生堪称我党自己培养的第一代新闻工作者和杰出报人，曾为我党和新中国的早期新闻工作做出过重要贡献，而采访开国大典无疑是他作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高峰。
从一生经历看，先生这一代人堪称历尽坎坷，多灾多难。解放后，先生以亲赴大兴安岭鄂伦春聚居区考察为转折点，转入学术研究领域。但恰在此时，党内政治生活越来越脱离正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日益被扭曲，荒诞趋势不可逆转，并一步步登峰造极。作为这个过程的亲历者与见证人，先生多次谈道：其实，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长官意志就已逐渐横行于学术领域，违反科学、违反规律的种种“壮举”接踵而至，习以为常。痛定思痛，回首当年，别有一番滋味。
首先就民族所和少数民族语言所合并的问题，秋浦先生谈道：“并所工作于1962年上半年即已完成，而我年底调入，所以对并所的原因和过程不很了解。但据说是时任国务院某负责同志有一个讲话，强调要精简机构，而方法之一就是将职能相同或相似的机构归并。当时学部认为两所均以少数民族为研究对象，故而予以合并，倒也合情入理。其实当时虽机构合一，但仍然相对独立。语言片在6号楼，傅懋勣先生主其事；民族片在2号楼，翁独健先生总其责。包尔汉先生以全国政协副主席兼任所长，以年高德劭，不大过问所事。我因搞内蒙少数民族调查而小有名气，由彭真同志提名，调入民族所任副所长，主管科研事务。来到这个全国最高的民族研究机构，当时的心情确实有些惴惴不安，心中打鼓。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之后我发现，我所各方面的实力均与其应有的水平相距甚远。我当时正值少壮，少有顾忌，决心予以更张。我向学部提出我的看法：‘科学院不科学，研究所不研究。’闻者哗然。但我有经过调查得出的数据为证，一个科研人员一年中用于科研的时间平均只有17天半，这如何能有高水平的成果？再者，我认为民族所虽是老所大所，但基础建设相对较差，由于规模庞大，难免人浮于事。应通过优胜劣汰的方法来优化队伍、提高效率。我提议每年对科研人员进行严格考试和评估，第一年不合格者告诫，再次不合格者调出。具体操作由我主持，当时不少被调出者皆不愿离开，甚至哭哭啼啼，但我不为所动，坚持原则。前后淘汰30余人，促进了全所科研队伍人员素质的提高和科研积极性的加强。还有就是果断解决了久拖未绝的学术烂尾项目。当时全国有16个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挂靠在我所，因种种原因无法继续开展工作，却还在拖拖拉拉，人浮于事，还要由民族所支付工资和经费。这无疑是在浪费国家的资源。我提出对调查组成员逐一考核，优秀者调来我所充实科研队伍，不合格者即与我所脱钩而由地方安置，从而解决了这个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
就文革时的情形，先生讲到：“1966年，文革乍起，造反派兴，我被打倒，膺‘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等四项‘桂冠’，多次被残酷批斗。当时中央揪出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全国范围内上行下效，混乱异常。在所内，造反派叫嚣要打倒“秋（浦）、王（利宾）、傅（懋勣）、翁（独健），对我们整日批斗，威逼甚烈；一次，我拖着一条残腿，被他们揪到民院礼堂，在批斗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部长的大会上陪绑。我们都被剃了阴阳头，坐喷气式，受尽凌辱。更有甚者，翁独健先生是哈佛博士，当时已年过花甲，又拖着一条残腿，仍难逃厄运，被强迫打扫厕所，被戏称为‘所’长，真是斯文扫地，瓦釜雷鸣。1968年，我被下放到河南息县干校劳改，当时我家五口人被分于五地，数载不得相见，真可谓‘一夜乡心五处同’。我出身贫寒，多年来历尽劫波。这是我参加革命的主要动力，‘穷则思变’是也；此时我再遭磨难，并不感觉意外。在干校劳动之余，我仍坚持读书，思考学术问题，幻想有朝一日能重操旧业。1972年，我因身体原因向组织提出回京治病的要求，终于得到批准，并被安置在昌平小汤山疗养院，于是就利用这段时间整理完成了《鄂伦春社会形态》的手稿，恢复了中断数载的研究工作。那段黑色的记忆真是不堪回首。”
对“文革”这一压在我们民族心头的顽石，先生认为，其根源是民族劣根性和制度缺陷性的集中爆发。而对当时擢发难数，罄竹难书的种种倒行逆施，先生虽不可能忘记，但已将其视为过眼云烟。
关于先生恢复工作后的作为，先生谈道：“1978年我恢复副所长职务，其时我已年届花甲。每每思及光阴荏苒，岁月蹉跎，一种紧迫感便油然而生。作为学术机构的领导者，我必须考虑我所的学科建设，而作为一名学者，同时也必须总结长期以来的学术积累，将其升华为带有理论性的思路。此时，我所已被集中到6号楼，完成了真正的合二为一。学科设置和建设已迫在眉睫。我们根据当时国内国际民族研究的具体状况和社会需求，对学科进行了大规模调整。在此阶段，我所牵头成立了中国民族学会，由我出任会长，直至离休。因不久便移居郊外，加之不良于行，所以不大过问所事，而只是阅读写资料和书籍，消磨时光而已。
因琐事缠身，终日营营，访谈结束后，我与先生联系较少。除偶尔就文中一些细节通通电话之外，再无暇去温泉乡先生家中探望。《访谈录》刊出后，我委托负责老干部工作的老邢将《年鉴》转交先生，便以为完成了任务。而2005年1月，我突然接到先生从协和医院打来的电话，说要约我一叙。方知先生因肝癌扩散而住院治疗，且已病入膏肓。我当日即赶到协和医院，只见病床上的先生，面容憔悴，形容枯槁，与一年多前判若两人。先生鼻子上同时插着氧气管和鼻饲管，有气无力地招呼我坐。我拉着先生那只曾写出无数妙文华章，而今却已枯瘦无力的手，坐在床边，一种哲人其萎的惆怅油然而生。回想起近两年前的六次拜访，每次告别时先生都拖着残腿送出门外，然后手扶楼梯目送我离去的情景，不禁自责起自己的薄情寡义。此时，先生的目光仍然深邃，思维依然清晰，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今天请你来，是想跟你告个别。我的时间已经是按天来计算了，但八十有五，生而何喜，死而何惧！有几句话，我想讲给你听。我是半路出家，而且是边学边干，学问做不深。你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又年轻，应当好好做学问，认真管理，把民族研究的事业继续推向深入。你也知道，民族研究不是单一学科，而是一个学科群，但在这个群落中，各分支并非并列关系，而是有轻重主从之分。我认为，民族语言、民族史、民族学和民族理论属并重的学科，而其他学科应属派生。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会发生变化，但一些不能获取一手资料，又不能全面把握研究对象，难以构建自身体系的学科，则不必大力扶持，更不应进行炒作和夸张。我这一生缺憾很多，主要是受所处的环境的限制，想做大学问也做不成。你们赶上了好时代，没人干扰你们，要有，也是你们自己干扰自己。要沉得住气，耐得住寂寞，我在那边等着看你们的成果。”我当时真是百感交集，几乎是不假思索地答道：“请您放心，我一定尽力，不辜负老前辈的期望。”但说来容易，做起来难也。此后，我经常感受到这个承诺的分量。
一周后，传来了先生逝世的噩耗。根据遗嘱，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但我觉得，不管别人如何，我一定要送先生最后一程。在先生遗体即将火化的那天清晨，我赶往协和医院。时值隆冬，阴云密布，寒风刺骨，百物凋零。地下室内，气味污浊，陈设简陋，人影幢幢，灯光昏暗，似地狱一般。尽管丧事从简，还是搞了一个小小的告别仪式。在简陋的告别间里，我见到了先生的遗容，清癯消瘦，面色青黄，颧骨凸起，两鬓如霜，与《秋浦歌》中“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的意境正相契合；眉头紧锁，双唇微张，似仍有欲吐而未吐之心事。隔着灰白色的罩被，我还是依稀看到了先生那两条长短不齐、粗细不均的腿的轮廓。家属三人：儿子、儿媳和女儿；单位代表三人，老邢、司机老钱和我。哀乐响起，家属已就位肃立。老邢突然对我说，这次属你级别高，你走前边。我心中突然升起一股莫名的悲哀，这种送别者与家属人数相等的“二三得六”规格的葬礼，与一位副部级待遇的老革命的地位形成鲜明反差，历尽坎坷，终身勤勉，身后竟凋零至此！令人寒心啊。使我深深感受到的是世态之炎凉，人情之寡淡。我对老邢说，咱们还是按年齿吧。这样，老邢、老钱和我依次走到先生近前行三鞠躬礼，再与家属一一握手，劝其节哀。遗体抬上车时，司机不管搭手，我们六人刚好将就，缺一不可。待目送灵车远去，我当时就暗下决心，虽不敢保证日后不辜负先生厚望，但眼前起草先生生平的任务包在我身上，以报先生与我的忘年之交，并告慰先生在天之灵。我回所后，便根据档案起草了先生的生平事迹，先后发表于《院报》和《中国民族研究年鉴》。现摘取其中最后一段，请读者鉴定是否属发自肺腑之言。
综观秋浦先生一生，半生报人，半生学者；才思敏捷，思想活跃；性格豪爽，待人真诚；光明磊落，谦虚谨慎；学识渊博，治学认真；著述宏富，惠及学林。廿载记者生涯，足迹踏遍长城内外；一生追求真知，视野覆盖古往今来。秋浦先生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资深领导，学界耆硕，不仅是我所的一大损失，同时也是我国民族学界的一大损失。让我们化悲痛为力量，铭记秋老教诲，以秋老为楷模，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将先生未竟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当今时代，社会安定，承平日久；经济发展，物质繁荣；条件优越，信息畅达；环境宽松，出版便利。而学者中却多有心神难定，鬼使神差者。真真验证了王阳明老前辈的名言：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而先生的话讲得更浅显贴切：你们赶上了好时代，没人干扰你们，要有，也是你们自己干扰自己！
呜呼，大潮汹涌，势不可当，而欲免俗，何其难哉！
永君按：《中国社会科学报》定于元月30日刊发此文，因版面限制，将有所删节，此乃原稿，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