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的二十年间，中国文坛上曾有一段“绛帷独拥人争羡，到处咸推吕碧城；雄辩高谈惊四筵，蛾眉崛起说平权”的士林佳话，所记述的正是清末民初一代才女吕碧城在津门备受推崇的盛况。
    吕碧城（1883—1943），一名兰清，字遁夫，号明因（后改为圣因），安徽旌德人。为清季翰林吕凤岐之女。据近人朱汝珍所纂《词林辑略》卷九，凤岐，字端田，光绪三年（1877年）丁丑科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后任山西学政。吕碧城出生于这样一个翰苑世家，家有藏书三万卷。母严士瑜，亦通文墨，工诗文。凤岐太史有二子四女，碧城行三。优越的家庭环境，浓郁的书香氛围，使碧城童年不仅衣食无忧，且得以饱读古籍词章。而两位姐姐亦均以诗文名世，当时士林有“淮西三吕，天下知名”之美誉，由此可显示翰苑世家家学之优势也。
    而天有不测风云，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吕父端田公中风猝死，其二子亦早夭，按当时宗法制度，女儿不得继承遗产。而碧城母亲系继室，碧城因而分文未得。两年后，其母将其送往天津，依时在塘沽任盐运使的舅父严凤笙而居，并开始接受现代教育。族人因觊觎其家产，唆使匪徒将其母劫持而去。因有其父同年世交、时为江苏布政使的樊樊山（清末著名诗吕父同年进士，并多有过从。据《词林辑略》卷九，樊增祥，字云门，号樊山，湖北恩施人。选庶吉士，散馆改知县，官至江宁布政使，著有《樊山集》）派人救援，方得脱险。但此事被时人认为有损吕家声誉，碧城先前所订婚约，亦以此而被对方解除。这对其日后感情生活产生了极大影响，以致其终身未嫁。
    古语有云：时势造英雄。吕氏姐妹中，碧城原本即最为慧秀多才，除工于诗文，亦擅长书画，且通音律，其声名成就，均出众姐妹之右。世态炎凉，使碧城萌发了对专制制度的无比痛恨，同时也造就了她的早慧与早熟，深厚的家学渊源也为吕碧城的诗词创作提供了必要的学识基础和文化底蕴。初来天津时，碧城年仅十二岁，已画得大幅山水；十五岁时所填词章，得到同光派大诗人樊樊山和易顺鼎易[（1858～1920），字实甫，一字仲硕，自署忏绮斋，又自号眉伽，晚署哭庵，湖南龙阳人。生于官宦世家，天生奇慧，三岁读《三字经》，琅琅上口。五岁能作对。十五岁补诸生，刻诗词各一卷，名《眉心室悔存稿》，传诵一时，有“龙阳才子”之称。与宁乡程颂万、湘乡曾广钧齐名，人称“湖南三诗人”。后随父寓贵东道古州任所，1877年中光绪丁丑举人，为当时著名诗人]交口赞誉，因而在晚清词坛声名鹊起。这一切均为其日后作为有所铺垫；另一方面，清末之风云变幻，维新之大潮难挡，也为其施展才华创造了良好机遇。
    当时的天津，属于开放之门户，维新之窗口，各种新事物、新气象辄令青年人目不暇接，心驰神往。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春，二十岁的吕碧城有意到天津市内探访女学，受其舅父拦阻，一时气愤，“决与脱离”，只身出走。时碧城舅父署中秘书方君之夫人住在今滨江道的《大公报》社，碧城便驰函畅诉来津之境遇种种。函为该报经理英敛之所见，大加赞赏，亲自前往吕宅，邀吕到报馆内居住，并聘其为助理编辑。从此，碧城开始走上独立自主的人生之路。英敛之（1866—1926），满洲正红旗人，名华，以字行，别号安蹇斋主，立宪党人，倾向维新，能文章，1902年在津创办《大公报》。此公慧眼识人，堪称伯乐，对碧城日后发展起过重要作用。而才情四溢的吕碧城，到《大公报》仅数月，即以诗词文章声誉鹊起，名闻海内。其诗文中流露的刚直率真之性情、横刀立马之气概，大有“女丈夫”之豪爽，深为时人尤其新女性所向往倾慕。其间，“鉴湖女侠”秋瑾曾专程由京到津拜访碧城，可谓两位新女性之间交游过从的一段千古佳话。秋瑾殉难后，碧城曾亲撰《予之宗教观》一文，记述二人相会同寝的动人情景。文中有曰：“犹忆其名刺为红笺‘秋闺瑾’三字，馆役某高举而报曰：‘来了一位梳头的爷们！’盖其时秋作男装而仍拥髻，长身玉立，双眸炯然，风度已异庸流。主人款留之，与予同榻寝。次晨予睡眼朦胧，睹之大惊，因先瞥见其官式皂鞋之双足，认为男子也。彼方就床头庋小奁敷粉于鼻。”激赏亲密之状溢于言表。
    秋瑾原本亦号“碧城”，京中人士都以为吕之诗文出诸彼手，俩人相见之下，秋瑾“慨然取消其号”，原因是吕已名声大著，“故让避也”。碧城充满真情挚感地谈道：“嗟乎！当时讵料同寝者他日竟喋血饮刃于市耶！彼密劝同渡扶桑为革命运动，予持世界主义，同情于政体改革而无满汉之见。交谈结果彼独进行，予任文字之役。彼在东所办《女报》，其发刊词即予署名之作。后因此几同遇难竟获幸免者，殆成仁入史亦有天数存焉。”字里行间，洋溢着对秋瑾的怀念之情。
    为开发民智，维护女权，碧城欲兴办女学，英敛之遂介绍其遍识严复、严范孙、傅增湘等津门名流，以求支持。而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和天津道尹唐绍仪亦大力赞助。光绪三十年（1904年）9月，“北洋女子公学”创立，吕任总教习；上述名流或为吕父故交，或仰慕翰林清流，或钦佩碧城才干，故而对碧城办学给予了资金和精神上的支持。严复曾亲自为吕碧城讲授西方逻辑学，并为她翻译了《名学浅说》一书。北洋女子公学为京津一带最早的女子公学，碧城有开创之功。1905年后，碧城出任校长。1906年，添设师范科，更名为“北洋女子师范学堂”，是为北方第一所正规女子师范学校。碧城出任监督（校长），为我国女子任此高级职务的第一人，而吕时年23岁，可谓年轻有为。此外，吕氏其他姊妹亦从事女子教育，大姐任南京女子师范学校校长、二姐任奉天女子师范学校校长，而四妹则为教员。此乃当时学界一道靓丽风景，正可证翰苑之文脉不绝也。具有讽刺意味者，当年吕碧城因被舅父责骂而出走，及至其创办女学之时，其舅父“适因事被劾去职”，袁世凯命之协助外甥女参预筹备事宜。他只得“忍气权从”。虽“未几则辞职回塘沽”，但新风之势不可挡，于此可见一斑。碧城对舅父“功劳”念念不忘，曾谈道：“然予之激成自主以迄今日者，皆为舅氏一骂之功也。”
    吕碧城虽未受过系统的近代教育，却能成为天津新式女学的创立者，并培养出一批各具特色且影响巨大的女学生，如革命家郭隆真、邓颖超以及冯国璋夫人周道如，黄郛夫人沈亦云等，皆曾就读于北洋女子师范学堂，无疑是吕碧城教育实践活动的受益者。
    吕碧城于推动近代女子教育不遗余力，不仅亲身参与教育实践活动，而且还特别致力于宣传自己的教育主张。她利用自己在舆论界的影响，先后发表题为《论提倡女学之宗旨》、《敬告中国女同胞》、《兴女权贵有坚忍之志》等一系列文章，热情宣扬兴办新式女子教育之意义与必要性。1906年2月18日至27日，吕碧城在《大公报》上连载《兴女学议》一文，就女子教育提出了一系列非常独到见解，并努力将其贯彻于女子教育的实际过程之中。而这些出自女性教育工作者之口的真知灼见，自然非同凡响，曾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吕碧城不仅是当时提倡女权和女学的急先锋，而且还是男女平等思想的呼吁者和先行者。
    辛亥鼎覆，百废待举，玉石俱焚，北洋女学曾一时停办。吕碧城离职他就，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她对民国肇造，曾怀有热情与期望，然目睹民初政坛光怪陆离之情景，使其对时政逐渐失望甚至厌恶。迨至1915年8月，筹安会出笼，袁世凯称帝之心日露，碧城失望至极，便携母离京，寓居沪上，并开始与外商合办贸易。仅两三年间，便积聚起可观财富。其住宅之富丽堂皇，生活之奢华气派，行事之不惧物议，为海上人士所艳羡生妒。一时俊彦如叶恭绰、杨云史、张季直、袁寒云、费仲深辈皆与之相交过从，真所谓“往来无白丁”也。
    吕碧城虽才华横溢，姿容娴雅，风流倜傥，生活优裕，但亦有难言之隐，即婚姻一事，早年被弃之阴影一直挥之不去，如同梦魇。每环顾左右，无可与己相埒相配之人，孤独虚无之感与日俱增。1918年，碧城请天台教观四十三世传人谛闲法师开示引导。谛闲曰：“欠债当还，还了便没事了；既知道还债辛苦，以后切不可再欠。”她似有所悟，开始信佛食素。1930年，碧城正式出家为尼，法号宝莲。此后十年，曾两度长期出国周游，飘泊欧洲，羁留异域，独行踽踽，此恨绵绵。其间，译佛典多种，并斥资印行，流通欧美。至1940年始东归；二次大战爆发，碧城移居香港，一心念佛诵典，不问世事。时光推移，一代才女遂淡出世人之视野。１９４３年春，碧城病逝于香江之滨，寿六十。终身未嫁。
    时人对吕碧城的评价，可以清季翰林樊樊山太史之言概括：“以一弱女子，自立于社会，手散万金而不措意，笔扫千人而不自矜。”其在诗词创作方面之成就，有人评为近三百年词家之殿军，亦即千年词史之殿军。碧城虽是清末民初的新女性，但对“五四”时期开始兴起的白话文运动，颇却不以为然。为此，有论者云，以碧城之艺术感觉和描写功力，如能改用白话文创作，其成就完全可能超过新文学史上其他几位女性作家。然此只是推论而已，以其翰苑后裔、旧学深厚的文化惯性，坚守文化理念，弘扬国粹实学，尽管有“不能跟随时代之步伐，终被时代所淘汰”之讥，但当今时日蓦然回首，难免有见仁见智之歧也。
    综上所述，吕碧城之成功，得益于翰苑家学之滋养，成名得益于翰苑前辈之提携，成事亦得益于翰苑清望之余荫；而面对纷乱无章滚滚向前之时代潮流，难逮其锋，日渐保守，最终落伍淡出，亦与长年成长环境及幼时所成理念息息相关。翰林后裔，世家传人，真“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