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泱泱大国，中国历代王朝皆重视交聘之典。而选使节，衔王命，折冲樽俎，以春秋战国时代为盛。至南北朝时，中土分裂，诸方各争正统，使节频出，各类活动于史籍记述颇详。宋与辽、金，对鼎立三分，岁贺正旦、贺生辰外，各朝皆有泛使，即当今所谓专使。然皆事毕即返，而不常驻。《金史》始有盟聘表，以专门记述使节来往情况。元、明至清，皆视己为天朝，海内外莫与为对，凡俄、英等国之来聘者，不分国之大小、强弱与远近，皆称之为“来贡”。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与英国定约，才不得不将别国置于对等。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入京，与清廷订立城下之盟，条约中有在北京设立使馆之条目。自是，有约各国陆续遣使驻京，而清廷并未派出使节。据《清史稿·穆宗本纪》，及至同治六年（1867年）十一月，命道员志刚、郎中孙家榖往有约各国充办理交涉事务大臣，此为清廷正式派遣真正意义上的对外使节之始，但巡使各国，而非专驻一国也。光绪建元，清廷派郭嵩焘使英，是为中国遣驻使之始。而郭嵩焘乃正途翰林官也。
    据朱保炯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卷下，郭嵩焘考中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丁未科二甲第六十名进士；据朱汝珍编《词林辑略》卷六，郭嵩焘，字筠仙，湖南湘阴人，选庶吉士，未散馆以军功特授编修。另据《清史稿·郭嵩焘传》，嵩焘遭忧归。会“粤寇”犯长沙，曾国籓奉诏治军，嵩焘力赞之出。赣事亟，江忠源乞师国籓，国籓遣之往，从忠源守章门。是时寇艎集饶、瑞，分泊长江，因献编练水师议，忠源韪之，令具疏请敕湖南北、四川制战舰百馀艘。嗣以赣被围久，船非可剋期造，乃先造巨筏，列砲其上，与陆师夹击，寇引去。厥后用以塞湖口者即此筏也。湘军名大显。论功，授编修。还朝，入直上书房。咸丰九年，英人犯津沽，僧格林沁撤北塘备，嵩焘力争之，议不合，辞去。
    同治改元，起授苏松粮储道，迁两淮盐运使。库储竭，诸军仰餔淮鹺者数十万，嵩焘躬自掣验，配置各营。提督李世忠拥重兵行私鹺，亡谁何，益遣入捕治之，运政乃鬯。明年，署广东巡抚。寇偪阳山，亟使张运兰击卻之。诏安陷，饶平、大埔警，与总督瑞麟遣将防边，追入诏安城，杀数千人，军稍振。是时金陵克，罢釐捐议起，嵩焘陈说利害凡千馀言，事遂寝。伪森王侯玉山避匿香港，恃英为护符，官吏莫能捕。嵩焘援公法与争，执以归，论斩。而瑞麟遽张其功，以率兵往捕闻，嵩焘力止之，不可。英人大恚，数移牒诘责。
    初，毛鸿宾督粤，事皆决於幕僚徐灝。瑞麟继至，灝益横。嵩寿衔之，上疏论军情数误，劾逐灝，并自请罢斥。事下左宗棠，宗棠言其迹近负气，被诃责。左、郭本姻家。宗棠先厄於官文，罪不测，嵩焘为求解肃顺，并言於同列潘祖廕，白无他，始获免，至是宗棠竟不为疏辨。嵩焘念事皆繇督抚同城所误，逾岁解职，遂上疏极论其弊，不报。
    光绪元年，授福建按察使，未上，命直总署。擢兵部侍郎、出使英国大臣，兼使法。英人马加理入滇边遇害，嵩焘疏劾岑毓英，意在朝廷自罢其职，藉箝外人口也。而一时士论大譁，谓嵩焘媚外。嵩焘言既不用，英使威妥玛出都，邦交几裂。嵩焘又欲以身任之，上言：“交涉之方，不外理、势。势者人与我共，可者与，不可者拒。理者所以自处。势足而理直，固不可违；势不足而别无可恃，尤恃理以折。”因条列四事以进。而郎中刘锡鸿者，方谋随嵩焘出使，虑疏上触忌，遏之，比嵩焘觉，始补上，而事已无及。既莅英，锡鸿为副使，益事事齮龁之，嵩焘不能堪，乞病归，主讲城南书院。
    未几，而俄事棘。崇厚以辱国论死，群臣多主战，徵调骚然。嵩焘於是条上六事：曰收还伊犁，归甘督覈议；曰遣使议还伊犁，当赴伊会办；曰直截议驳，暂听俄人驻师；曰驻英、法公使不宜遣使俄；曰议定崇厚罪名，当稍准万国公法；曰廷臣主战，止一隅见，当斟酌情理之平。上嘉其见确。已而召曾纪泽使俄，卒改约。
    嵩焘虽家居，然颇关心君国。朝鲜乱作，法越衅开，皆有所论列。逮马江败，恭亲王奕等去位，言路持政府益亟，嵩焘独忧之。尝言：“宋以来士夫好名，致误人家国事。讬攘外美名，图不次峻擢；洎事任属，变故兴，迁就仓皇，周章失措。生心害政，莫斯为甚！”是疏传於外，时议咸斥之。及庚子祸作，其言始大验，而嵩焘已于十七年卒矣。《清史稿·论》曰：中国遣使，始于光绪初。嵩焘首膺其选，论交涉独具远识。足见对其评价很高。
    从其本传可见，嵩焘一生阅历丰富，政绩斐然，敢言直谏，忠君爱国。而最值得称道之业绩，便是作为首任特命全权公使，出使英国。此前，他在曾国藩手下效力多年，又有入直上书房之经历，其干练与善于交涉之才能早为朝野所熟知。光绪元年（1875年）初，经军机大臣文祥举荐，嵩焘再度出山，先授福建按察使。时清政府筹议兴办洋务方略，郭嵩焘慨然命笔，撰就《条陈海防事宜》上奏，认为不应只将西方强盛归结于船坚炮利，若仅学习西方兵学“末技”，则必定于事无补。“如是以求自强，恐适足以自敝”。只有学习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方之基”即发展工商业才是出路。所言入情入理，掷地有声，嵩焘因此更加名噪朝野。恰在此时，云南发生“马嘉理案”，英国借机要挟，要求中国派大员亲往英国道歉，清廷万不得已，决定派郭嵩焘赴英“通好谢罪”。八月，清廷正式加授郭嵩焘为“出使英国大臣”，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外使节。消息传开，顽固派纷纷指摘、讥讽，故乡湖南士绅竟有扬言欲毁其宅者。更有无聊文人编了一副对联以讽之。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由于中英尚未就马嘉理案谈判妥当，致使郭嵩焘出使延期。十一月，郭嵩焘署理兵部侍郎，上《请将滇抚岑毓英交部议处疏》，弹劾云南巡抚岑毓英，要求将对马嘉理案负有直接责任的云南巡抚交部严处，对盲目自大，封闭守旧的官僚士大夫予以抨击。自然又招致毁谤，一时“汉奸”、“贰臣”等骂名接踵而至。慈禧太后曾数次召见郭嵩焘，以示勉励。
    光绪二年（1876年）冬，嵩焘率副使刘锡鸿等随员三十余人启程赴英，在伦敦设立使馆。四年（1878年）又兼任驻法公使。赴英途中，嵩焘将沿途所见所闻写成日记《使西纪程》，对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称道有加，认为清廷应予以研究和仿效。
    嵩焘到达英国后，对英国政治体制、教育和科学状况颇为留心，多次访问学校、博物馆、图书馆、报社等机构，结识了众多专家学者，并不顾六十高龄，与时偕行，潜心学习外语。还不时将考察心得撰文寄回国内，与内政外交方面提出中肯建议甚多。
    光绪三年（1877年）八月，郭嵩焘以保护华侨利益计，上奏清廷，建议在华侨集中的各埠设立领事，以保护侨民。清廷俞允，并于翌年在新加坡、旧金山、横滨等地设领事馆，以维护海外华侨权益。抵英后，嵩焘目睹英国国内禁毒措施之严厉，不禁感慨万千，两次上疏要求严禁鸦片，并提出具体建议。嵩焘还从中外交涉日益广泛的现实出发，建议总理衙门编纂《通商则例》，颁行各省并各国驻华公使，以便于处理外交事务时有所参照。总理衙门接受了建议，后虽未编成《通商则例》，但翻译了大量西方法律规章，以备参用。出使期间，嵩焘处理了一系列具体外交事件，并接待了中国第一批海军留学生，与严复等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嵩焘在对外交往中不卑不亢，分寸合度，持重老成，进退有据，处理外交事务合乎国际惯例，给驻在国留下了良好印象，以致郭嵩焘卸任回国时，英、法两国政府均欲表惋惜，不忍作别。
    三年（1877年）七月，郭嵩焘与守旧顽固的副使兼驻德公使刘锡鸿发生激烈冲突。清廷派遣刘锡鸿为副使的目的，主要就是监视嵩焘之言行。刘锡鸿秉承旨意，一直在暗中窥测，并不时对其攻击诋毁。此番，刘以“穿洋人衣、向巴西国王起立致敬、听音乐会频频翻看节目单为由”上密折参劾嵩焘，加之国内顽固派纷纷响应，郭嵩焘愤然而无奈，遂决定托病辞职。光绪五年（1879年），嵩焘与继任公使曾纪泽办理完交接事务后，黯然回国，称病回籍。
    郭嵩焘虽身处江湖之远，但对国家安危系念之心从未泯灭，常就外交时事上疏朝廷，或致书同年进士李鸿章等重臣。晚年，他在湖南开设禁烟会，宣传禁烟。光绪十七年（1891年）病逝，享年七十有三。
    郭嵩焘一生著述颇丰，代表作有《礼记质疑》四十九卷，《订正家礼》六卷，《周易释例》四卷，《毛诗约义》二卷，《绥边徵实》二十四卷，《诗文集》若干卷，尚有《郭嵩焘日记》、《养知书屋文集》、《养知书屋遗集》、《郭侍郎奏疏》、《礼记质疑》、《大学质疑》、《中庸质疑》、《使西纪程》等。作为学者型官员，其探索意识和进取精神，以及著述水准和写作习惯，当于其翰林出身颇有关联。
    综观郭嵩焘著述，比同时代人高明之处，首先在于脱离时代窠臼，超越“华夷界线”，鼓吹开放，热衷学习西方。千百年来，在传统社会封闭状态下生长起来的士大夫阶层，思想上一直自认为中国乃世界文明中心，沉湎于天朝大国的黄粱美梦之中。而境外一切民族皆被称作“夷狄”，并予以轻视与排斥。“华夷之别”、“夷夏之辨”成为中国传统的对外观念第一理念。至清代嘉庆时，作为总共最高统治者的仁宗皇帝仍标榜“天朝臣服中外，蕞尔夷邦，何得与中国并论”。从而严重制约甚至阻遏着中国的发展。在不久爆发的鸦片战争中，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强行将中国历史纳入到世界历史的行程之中。“夷夏之大防”被打破，“用夏变夷”已成过去，而“用夷变夏”却势不可挡。郭嵩焘以其翰林官的素质与眼界，对外来的一切充满兴趣。他不仅热衷于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还广泛涉猎西方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人心风俗等方面的知识，对西方文化有全方位深层次的认识。郭嵩焘当时就已经认识到：洋患生于中国，乃近代中国一大变局，是势之使然。因此，他反对“严夷夏之大防”，主张对外开放。他在《郭嵩焘日记》卷三中谈道：“茫茫四海含识之人民，此心此理所以上契于天者，岂有异哉？而猥曰‘东方一隅为中国，余皆夷狄也’，吾所弗敢知矣！”
    另一方面，作为外交官员，他强调必须发自内心地将列强看作独立的文明国家。他以切身感受亲见亲闻而写成《伦敦与巴黎日记》，谈道西人“以信义相先，尤重邦交之谊。致情尽礼，质有其文，……其构兵中国，犹展转据理争辩，持重而后发。……处今日之势，惟有倾诚以与各国相接，舍是无能自立者。”嵩焘不仅认识到西洋诸国是独立于中国“天子”权威之外的独立国家，拥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历史文明的主权，而且领悟到加强国际之间交往的重要，认为与之交往必须讲求应付之方，否则将无以自立。
    针对当时士大夫因无知而形成的“虚骄”习气，郭嵩焘在日记中写道：中国除“取法”西洋外，别无他法。“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南宋以后，议论事局，与古一变。学士大夫习为虚骄之论，不务考求实际，迄今六七百年，无能省悟者。”其所著《养知书屋文集》卷二十八中有云：面对西方先进的文化，“虽使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不能一日缓也。”这种不畏人言的真知灼见，无疑是带有超前意识的金玉良言。考虑到当时举国上下的懵懂，嵩焘能有此见确属难能可贵。
    为使国人打开眼界，取法西方，嵩焘还将出使英国途中的见闻及感想，逐日详记，结成《使西纪程》，并寄回总理衙门。不料却引火烧身，事与愿违。顽固官僚攻击《使西纪程》“记道里所见，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全，富强未艾，寰海归心。”王闿运在《湘绮楼日记》中，甚至认为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朝野上下，骂声一片，《使西纪程》最终被毁版。嵩焘归国后，备受冷遇，至死不被清廷见谅。苍凉气短可见一斑。
    随着历史演进，国人识见日增，郭嵩焘的远见卓识逐渐被世人理解和称道。严复曾评价嵩焘“负独醒之累”，将其与屈原相提并论；梁启超在其《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曾将郭嵩焘列为中国新思想界的第一批人物，而将康有为、严复和他本人等列为第二批人物，将嵩焘列为前辈和先行者，充分肯定了其对中国思想界的进步影响。日月如梭，沧海桑田。当今重读嵩焘著述，仍可感受到流淌于字里行间的爱国真情与过人智慧。感悟其当时心境，不禁生出对这位玉堂前辈的敬慕之情。感慨之余，特撰此文以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