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翰林院既是卿相之摇篮，又为人文之渊薮，而翰林官亦同时具备官员和学者的双重身份。时至清末，事变日亟，翰林群体之价值观念也呈现出多元化趋势。民国建立，诸事崇新，翰林们各展其能，颇不乏有所作为者，诸多行业中皆可见到他们的身影。后成为出版业巨擘的张元济先生的业绩，便是典型事例。
    张元济先生(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出生于名门望族，书香世家。他自幼勤学，天资聪颖，曾获县试头名。据朱保炯等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卷下，张元济考中光绪十八年壬辰科(1892年)二甲第二十四名进士，赐出身；另据朱汝珍《词林辑略》卷十一，元济字小斋，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改邢部主事。官至学部副大臣。可见元济乃"半个翰林"也。
    甲午战争后，各种思潮激荡，翰林官亦多慷慨激昂之士。张元济不甘人后，投身维新运动，组织陶然亭集会，创设通艺学堂。至戊戌年，变法维新开始，光绪帝踌躇满志，众志士不惜走险，一时颇具气象。据《清史稿·选举志四·荐擢条》记载："（光绪）二十四年，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疏荐工部主事康有为、刑部主事张元济、湖南盐法长宝道黄遵宪、江苏知府谭嗣同、广东举人梁启超，特予召见。"元济知无不言，深得嘉许。未料得慈禧老谋深算，后发制人，囚光绪帝，杀六君子，康梁辈逃至东瀛，变法大业毁于一旦。元济亦遭革职，永不叙用。
    元济壮志难酬，愤而南下。先组建南洋学堂译书院，自任院长。不久便积极支持并出版严复翻译的《原富》。旋辞去南洋公学教职，正式投资并介入商务印书馆，主持编译工作。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任编译所长，1916年任书馆经理，1920～1926年改任监理。1926年后任董事长，直至逝世，一生致力于出版事业长达六十余年。
    商务印书馆是原本是由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凰池诸君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在上海开办的一家小型印刷厂，最初主要出版外语读物。夏瑞芳印刷工人出身，眼界阅历底蕴有限。在元济进馆前，虽已出版书籍十六种，皆为英文课本和语法词典。
    20世纪初，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轨，各类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纷纷设立，而编写与之相适应的新式教科书便成当务之急。元济素以推动新式教育为己任，且已有丰富的办学经验，针对大多数所谓新式学校仍以四书五经和教会学校课本作教材的现状，他以敏锐的眼光和务实的作风，推动商务印书馆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编定自成体系的教科丛书。考虑到自然科学知识绝大部分来自国外，故而翻译国外教材且针对国情予以调整消化，便成为编定教科书的必由之路。到馆伊始，元济便倡议设立编译所，聘蔡元培为所长，主持编定教科书。在蔡元培因苏报案离开上海避居青岛后，元济接任编译所长，亲自主持编译工作。元济出身翰林，旧学功力深厚。文史部分虽需立足国内，然亦需按新式理念予以分类整合与取舍。可谓双管齐下，相辅相成。而元济对中西学问皆能融会贯通，游刃有余。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初，元济诚请热心推广新式教育的著名科学家杜亚泉先生编定蒙童教科书《文学初阶》，其第一、二卷于当年6月出版问世。就知识的深度广度和通俗性而论，为当时新式教材所仅见，颇得社会好评。同时，元济延请夏曾佑先生编写《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此为中国第一部章节体通史。据统计，辛亥以前，商务印书馆共出版各种课本三百七十五种。张元济对于推动中国教育的近化可谓功不可没；商务印书馆亦得以抓住这一良好机遇，很快便宏图大展。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7月，由张元济、高梦旦、庄俞、蒋维乔等11人编写的初小、高小《最新教科书》开始出版发行。7月，由蒋维乔所编《最新国文教科书》捷足先登，至10月，全书16种、教授法10种先后编成面世。此系列教科书一经出版，便势不可当，发行后几日内便被抢购一空，一炮打响。为后来书馆事业大展铺平了道路。当时虽有二三家出版商亦推出似教科书非教科书者数种，然水平较低，不完不备。而商务出版的《最新教科书》，乃依照学部颁发之《学堂章程》，且紧密结合当时社会实际，吸取西方文化有益部分，编出各科目所急需的新式教科书。在毫无成例无现成公式可依的情况下，可谓横空出世，独步神州。是年，由陈独秀所纂《万国地理新编》，亦由"商务"出版发行，受到广泛欢迎。
    元济十分注重女子教育。其时，新文化风气初开，各学校采取男女儿童分校教授之法。"商务"针对这一实际，光绪三十年（1904年），由高梦旦、庄俞、张元济、蒋维乔等6人所编《女子修身教科书》出版发行。根据部定《女学章程》之要求，以符合女生特点为特色，推出《女子修身》《国文》课本两个系列，其中初小两种、高小三种、教授法四种。同时编写中等师范用书多种。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清廷下诏实行"预备立宪"元济再次入京，任职学部。宣统三年（1911年）6月，学部奏设中国教育会，以状元公张謇为会长，元济为副会长。七八月间，中国教育会议召开，在元济的主持下，会议讨论议案多达六十五种。虽不久因清廷鼎覆为遑落实，但此番新旧教育观念大交锋之教育盛会对民国初年的教育改革影响之深刻不容低估。
    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由蔡元培所编《中学修身教科书》全套五册之前三册已出版发行。此套修身课本完全摒弃专制社会倡导的所谓"三纲"，适当吸收"五常"之合理部分。从"自由、平等、博爱"之基点出发，强调社会和家庭成员的平等关系，以"十义"来阐发平等基础上的隶属关系。且推崇风化论；鼓励勤勉、自制；坚持正义、真理、廉洁、奉公等。考虑到当时国人之愚昧落后，此等理念之传播堪称古巷清风，难能可贵。蔡先生在为"商务"所撰六部著述中，属于伦理学范围者便有五部之多。尔后，将《中学修身教科书》5册，改为上下两篇，上篇为道德规范，下篇为伦理学，于民国元年（1912年）5月出版发行。
    至辛亥前，借预备立宪之势，各种变革活动已非常活跃。作为戊戌维新之先行者和亲身参与变法的仁人志士，元济深受朝野各方人物推崇。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2月，江浙立宪派在上海发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元济参与其中。但他曾经沧海，对此类活动表现出明显的冷淡。他认为变革政治体制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对此问题应深入研讨，广泛借鉴国外经验，提高国民素质，循序渐进。
    为此，元济决定翻译一批西方政法类书籍，由商务印书馆推出。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集中出版各国宪法、民法、刑法、议院制度，《中国谘议局章程》、《资政院章程》之解释，以及讲解地方城镇自治制度等方面的书籍达七十余种；同时还创办《法政杂志》、《时事新报》等报刊，利用新闻媒体向大众介绍宪政知识。在当时朝野上下亟谋立宪政治而国民对基本的近代宪政知识茫然无知的情况下，元济此举无异雪中送炭，对开启民智，思想启蒙具有重大意义，可谓高瞻远瞩，独具匠心。
    民国成立后，元济婉拒汤寿潜[（1857－1917）进士出身，曾任民国临时政府交通总长]邀其出山为官之美意，继续致力于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事业。为适应建立民国后教育改革的新形势，元济组织大量人力编定新式教科书，相继推出《高等小学用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六册、《高等小学用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六册和《单级教科书》等，其中包括初等小学修身、国文、笔算、珠算等四种，另有《教授法》四种。1909年～1911年，由张元济、高梦旦、庄俞、蒋维乔、杜亚泉等11人，根据部令编辑了《简明教科书》、《简易课本》小学补习教科书。编此课本之原因，一因为宣统元年，将学制改为四年；二因为第一套《最新教科书》，经过试验觉得文字、材料均太深，所以决定修订。凡认为应当改良的均尽量进行改进。除了文字改浅外，材料均选择合于儿童心理的，十分注意多用韵文、应用文和复习文。修改后的课本普遍称善。这套课本，初5种、高小1种、教授法5种。
    民国元年（1912年），全国教育临时会议召开，重点讨论教育新学制问题。"商务"捷足先登，配合学制变革，及时编辑出版《共和国新教科书》，是继第一部《最新教科书》之后又一部最完善的教科书。不仅宗旨与共和相适应，且文字更浅更短，并增加了图画，因而令读者喜闻乐见。
    1914年，由蒋维乔、丁文江、谢观等25人编成《民国新教科书》、《中学师范学校》用书共39余种，商业学校用书8种。同时，蔡元培将原编《哲学发凡》改名为《哲学大纲》出版。元培不自满假，继编成《简易哲学纲要》初版后，又经修改，去掉《简易》两字，更名为《哲学纲要》，作为师范学校用书再次推出。
    新文化运动兴起，教育界掀起"国语运动"热潮。元济组织人力，运用"语体文（白话文）"编写教材。1920年1月，商务印书馆第一套《新法教科书》二十种出版，结束了几千年来文言文一统教科书的局面，有力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进展。1923年，为适应教育部推行的六三三学制，商务印书馆又推出了《新学制教科书》。上述新版教科书，应属当时最为完善、进步的教材，因而赢得了广泛的社会信誉和经济效期，奠定了书馆的坚实基础。
    为保存和发扬传统文化，元济在收集和影印古籍方面也不遗余力。早在辛亥以前，书馆就曾组织出版《五经备旨》、《左传》、《读通鉴论》等十余种典籍。宣统元年（1909年）涵芬楼落成，元济集中收购绍兴徐氏熔经铸史斋、太仓顾氏谀闻斋、乌程蒋氏密音韵斋和扬州何氏等四大藏书家之藏书。此外，秦汉十印斋、意园、持静斋等的藏书散出时，涵芬楼亦购得其中善本、精品数十种。自1915年起，涵芬楼开始收集地方志，至1931年，已有方志二千六百四十余种，其种数之多，当时国内外断无堪与匹敌者也。
    与此同时，元济还致力于引进西学、介绍新知，精心选择、组织翻译出版了一大批外国学术和文学名著，以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林纾翻译的《茶花女》影响尤为深远。在其主持下，商务还编辑出版了一大批工具书。1915年，我国第一部新式辞书《辞源》问世，开创了我国现代工具书的出版先河。此外，商务还编辑出版了十多种在民众中有广泛影响的杂志，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妇女杂志》《学生杂志》等。
    从1916年起，为弘扬国粹，商务印书馆开始影印国内外公私收藏善本，1919～1937年间，动用国内外50余家之公私藏书，影印《涵芬楼秘藉》、《续古逸丛书》、《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等珍贵史籍共计610种，近2万卷。此番影印工作由元济亲自主持，其用力之勤，非一般可以想象。元济慧眼独具，选求母本必用善本，以真版石印法，开创古籍丛书翻刻、影印之新阶段。特别是《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其版本之精善，校勘之精审，印刷之精美，堪称前所未有，至今仍是后世出版行业之典范。尤其是《百衲本二十四史》，以极高的史料价值、版本价值和收藏价值为后世史家所珍爱，乃惠及史林，功在千秋之壮举。
    在《百衲本二十四史》问世之前，清乾隆皇帝"钦定"的《武英殿本二十四史》（简称殿本）是清代和民国初期正史典籍中最为流行的版本。但殿本编纂者皆御用史官，受身份和时代局限，必为朝廷意志所左右，史料记述过程中曲笔错讹在所难免；加之在校勘上不够审慎，校刻不精，不仅有大量单个文字错误，且段落颠倒、整段文字脱夺之情况亦时有发生，给史学研究者带来的不便可想而知。
    曾为翰林史官的张元济先生深知个中原委，决意重校正史。他汇集善本，重新校勘辑印一部古本全史，以恢复正史原貌，纠正殿本错谬。自此，商务印书馆倾全馆之力，数十年如一日，秉持"续古代文化之命，续民族文化之命"之信条，表现出以拯救优秀文化古籍为己任的远见与气魄。元济不惜巨资广搜各史的宋元善本，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摄影制版技术，呕心沥血十八寒暑，方大功告成。因《百衲本二十四史》选用的各种版本残缺不全，乃通过许多版本相互参校、补缀而成，有如僧人的"百衲衣"，故得此名。
    元济深谙校书经验，以"书贵初刻"为选择底本之标准，千方百计地搜访一流善本，但又不拘泥于宋元旧椠，而是反复对勘，择善而从。遇有脱简残编或短篇缺页，总是设法配补齐全。一旦发现更早更好的版本，便不惜代价立即抽换。所以《百衲本二十四史》之所用，皆属一流上品，其中宋元15种，元本6种，明清初刻本3种，且多数是精心选取数个不同版本配补而成。上个世纪30年代曾追随元济先生校勘史籍的著名历史学家、山东大学教授王绍曾先生曾评价云："是宋元以来全史善本的一次大集结，是宋元以后全史最佳集汇"。更难得者，乃元济先生在辑录过程中，逐步摸索出古籍整理相关门类的一整套学术规范。在前人校书经验的基础上，注重应用新兴科学校勘方式，从千头万绪的纷杂版本中，提纲挈领，理出版本源流，厘定文字得失，正确判定版本价值，以作为选择底本的依据；并将校勘与考证紧密结合，精密考订，择善而从。字字悉心校勘，页页精心修润，元济为《百衲本二十四史》所作《衲史校勘记》，便多达百数十册；且亲自监督印刷，用纸装帧精良。在这当中所总结出的基本规律和准则，至今仍被奉为古籍校勘的范例。
    "百衲本"之印制，工序复杂；且每道工序从设置到操作，皆一丝不苟。为重现古籍原貌，印制时严格采用传统工艺精髓，以再现古典技法神韵。所用宣纸，为我国独创，有"纸寿千年"之说，为古籍藏书用纸首选，其质地坚韧柔软，着墨吸墨力强，印刷网点精细清晰，色泽洁白均匀。而印刷则采用向以"坚如玉，纹如犀"、"丰肌腻理，光泽如漆"而闻名于世的上乘徽墨，以保证印刷质量。此外，《百衲本二十四史》还运用传统石印技法，工艺古朴严谨，工序繁复，印制质量精细考究。并全部采用锦丝和牛胶等材料，进行手工古式装订，不易破散，坚韧结实耐久，便于翻阅，庄重典雅，尽显中国传统文化的神韵。
    十八个春秋，在历史长河中只能算是短短一瞬，但元济埋头修史之时，却正值国难当头的艰苦岁月。战火纷飞，政局动荡，校勘、辑印工作多次受到严重干扰。但有志者事竟成，《百衲本二十四史》终于在1937年隆重面世。它纠正了殿本三百年来造成的混乱，澄清了诸多长期困扰史学界的错误，历史功绩有目共睹，影响甚巨。三千卷皇皇巨制，亿万言字字心血，百衲本成为公认的最佳全本正史。对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有着总结性的珍贵价值，同时也是中国史学上的一座丰碑。如此耗尽了一代大师全部心血的文化工程，也成就了张元济古籍整理生涯的学术巅峰和作为出版业界泰山北斗的崇高地位。
    《百衲本二十四史》出版后，社会各界佳评如潮，全国各大报章连篇累牍发表大量评介文章，莫不予以高度赞誉。蔡元培先生评价为"博观精勤之成绩所以嘉惠学子益无限量"。史学家傅增湘盛赞"所采获者皆前人未见之书，故其定论者多千古未发之覆"。文献学家张舜徽在其《中国文献学》中认为，"从此全史出现了最标准的本子，可据以订伪补缺，对史学界的贡献为最大。"《百衲本二十四史》成为全国学界一大共同话题，堪称一时之盛。元济先生对此举亦颇自得，曾赠傅增湘诗，其有云："善夫佳刻补龙门，旧史重翻百衲新。难得肃齐欧五代，更惊蛱蝶漫轻嗔。"然限于当时出版能力和条件，此书印量极少。七十年来亦未得再版，加之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天灾战乱和其他人为毁损，"百衲本"已成奇珍，每每展卷捧读，实不忍释手。
    元济先生百忙之余，仍不忘笔耕，有《校史随笔》、《张元济日记》、《张元济书札》、《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等著述行世。1949年新中国成立，张元济先生被特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当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后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为新中国之建设建言献策，知无不言，直至逝世。
    综上所述，元济先生以清末翰林，维新志士，于时偕行，精进不息，投身实业以报国，以弘扬文化为己任，为祖国出版事业之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泽惠后学，功在万代。堪称翰林太史前辈中之佼佼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