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史上，吴雷川无疑是一位值得关注的人物。他是清末翰林，却曾跻身于民国政治舞台；他熟读经史，却成为基督门徒和激进的神学思想家；他投身教育事业，却在晚年谢绝教职，闭门著述，直至萧然离世。真可谓历尽沧桑，特立独行。随着对清代翰林群体的研究不断扩展，吴雷川自然而然地进入了笔者的视野。
    吴雷川，名震春，以字行，其祖籍浙江杭县，1869年生于江苏徐州。据朱保炯等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卷下，吴震春考取光绪光绪戊戌（1898年）科二甲第三十一名进士；据朱汝珍编《词林辑略》卷九，吴震春，字雷川，浙江钱塘人，选庶吉士，未散馆，以办学务，授编修。此前，其仲兄吴纬炳考中光绪乙未（1895年）科进士并选庶吉士，兄弟二人同入翰林，世人羡之，被视为桑梓荣耀。清末，朝廷为促进教育，鼓励翰林回乡办学，并依业绩而授职。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雷川受聘浙江高等学堂（今浙江大学前身）监督即校长。此间，制定“重自治自觉”的教育方针，以实学朴学为宗旨，育才颇多。邵力子、陈布雷、邵飘萍等诸多英才均出自其门下。至宣统二年（1910年）以办学有殊绩，授翰林院编修，并供职于国史馆。
    辛亥鼎革，民国成立。雷川与时偕行，受蔡元培先生之邀，出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佥事、参事等职。民国三年（1914年）夏，因其两位友人常去教会，出于好奇，他购买《圣经》一部，并用时三日读毕。未料得竟激发了他对基督教的巨大兴趣。尽管当时他不完全相信其中的奇迹和异事，但非常敬慕里面的很多教诲。于是重读一遍，感觉获益良多。其时正值其为救国无路而苦闷彷徨之际，一是他正在寻求救国方案，而基督教似乎可为改造中国社会提供帮助；二是他对官场和世俗生活越来越失去兴趣，而唯思养志修身，致力善行，但传统的儒释道三家已不能为其提供信仰方面的精神食粮。于是，他开始参加基督教圣公会的活动，而教会也十分注重寻觅有影响有地位的知识分子加入，所以很快便将其接纳为候补会员；1915年圣诞节前夕，他正式受洗，皈依基督。一般认为，中国士大夫阶层常常是反对基督教的中坚，而吴雷川对基督教的皈依则是挑战此传统观念的典型事例。研究吴雷川的心路历程，无疑会深化对儒家思想和基督教信仰之撞击交融过程的认识。      
    不同于盲从之辈，吴雷川入教是经过苦苦冥思后的理性抉择。所以皈依伊始，便立即投身于各类宗教活动之中，并发挥出著名学者和社会贤达的巨大优势。他积极为教会刊物撰文， 根据自己对基督教的体悟，解答社会各界针对信仰提出的问题，主持主日讲道，组织祷告会、查经班，发起基督教青年会的信仰讨论，并参与各种慈善活动。在此期间，妻儿相继过世，但他的信仰并未因此动摇，反而因为有此精神支柱而更加坚强而奋进。1918年，他根据自己心得而撰写通俗读物，力图用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书写方式，阐发基督教主流神学思想。还在《真理与生命》、《生命月刊》等杂志上不断发表文章，对基督与儒学关系的思考也不断深化，理论日臻成熟。
    皈依基督，改变了吴雷川的人生轨迹。1925年前，他在继续任职于北洋政府教育部的同时，先后兼任当时最为著名的教会学校协和大学教授、燕京大学教授，主讲中国文学，尤以应用文等课而大受学生欢迎。1926年，燕京大学在中国教育部备案，聘吴雷川为副校长。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发挥了十分微妙且重要的特殊作用。
    自1922年开始，非基督教运动与反帝及收回教育权之风波骤起，教会学校则被视为文化侵略的象牙塔而成为冲击对象。1924年，中国政府要求所有私立学校必须正式注册并遵守政府规程，而在规程中明文规定，私立学校校长必须由中国人担任，这一规定引起了燕京大学内部的激烈争论。1927年初，吴雷川在《真理与生命》杂志上发表《教会学校当如何应付时局》一文，认为“教会学校校长应由中国人充任”的规定属于政府颁布的法令，不能折衷处理。针对“教会学校是外资创立，不应阻止出资人参与学校行政”的观点，他认为，教会学校要想得政府承认，并与其它私立学校享受同等待遇，就必须遵照“学校正式代表应由中国人充任”的规定办理。而且中国人做校长，便于用中文向当局接洽，遇有当局指摘，外国人无须因此受窘。教会理应宽大为怀，选择适当人材充当校长；如一时缺乏适当人选，不妨暂行组织委员会主持校务，以中国人任委员会主席，外国人当然可任委员，参与讨论及决定。在同期杂志上，燕大校长司徒雷登也发表《教会教育在中国的将来》一文，对中国的民族情绪深表同情，并希望本色化运动的目标能够实现。司徒雷登指出，所有现行教会学校的负责人都希望中国人尽早收回并管理学校，包括行政，教职员工，经济，课程设计，校规等诸方面。问题是何时实现，如何实现。当前的现实是，教会学校的管理人员和教师多为外国人，学校经费也是由外国人赞助。解决问题的方法有二，一是中国尽可不顾国际条约束缚而擅自行动，和外国断绝一切外交关系，关闭所有的教会学校。这样，所有争议将就此结束，中国青年从此进中国人所办的学校，再不受欧美的影响。但后果是将会使那些爱中国人的外国人伤心失望，也会增加中外人民之间的敌意。西教士也会迅速撤离中国，所有国外资助也随直立即中止，有些美国人早已预料到存在这种可能性。第二个方法是中外人士合作，共同管理教会学校。这将为中国人民带来最大利益。他承认有些宣教士虽然狭隘、固执，但他们的用心都是为中国的福利着想。检验一个宣教士好坏的标准，是看他能否以基督精神服事中国人的需要。司徒雷登宣称，宣教士在教会学校任教，为教会学校募捐，皆出于好意，而中国人民尽可能为自身的利益利用他们的服事。所有的宣教士都希望尽早把学校交给中国人管理。一旦找到合适人选，学校的行政管理就会交给中国人。这样学校便可去政府注册。做到这些之后，外国人将继续提供援助。吴雷川和司徒雷登的文章表达了本土基督徒和外国传教士在应对当时时局的理性思考，极有意义。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中国信徒还为数不多，且财力薄弱，根本不足以使中国教会和基督教机构在经济上独立，而独立又是中国基督徒所热切希望、竭力争取的目标。对西方教会而言，中国是最大的福音禾场，放弃就意味着多年努力毁于一旦，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宣教士们不会停止在中国的各项福音事业包括办学。但对大多数西方人来说， 经济支持就意味着行政上的控制。因此，在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和西教士对中国教会的控制二者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吴雷川无疑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认为教会学校要重视和服从政府的规定属理所当然，教会学校和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中国的内部事务。而司徒雷登则更注重宣教运动中的国际关系。尽管他不反对将来教会学校由中国人领导，但他强调必须正视教学经费是由外国人赞助这一现实。平心而论，尽管司徒雷登是宣教士中最富有自由思想和最同情中国民族意识的一位，也仍然不能不顾及到美国教会方面的压力。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历史赋予了吴雷川解决教会学校燕京大学生存危机的使命。
    1928年，司徒雷登与纽约董事会谈判，决定将权力移交给北京的校务管理委员会。吴雷川就任燕大的Chancellor，并参与草拟了一份中文燕大宪章。从此，燕大便有了中英文两个宪章。中文宪章将Chancellor译为校长，而校长President 一词则译为校务长。而英文宪章云：学校设President一名，另设一名Chancellor（荣誉校长）。1931年燕大中文手册中的行政架构表，清晰地将“校长即Chancellor”放在行政管理系统的最高位置，而校务长则未在图表中现身。这样，通过“各自表述”，中国人出任校长，政府获得了体面；而对西方人而言，仍具有对教会学校的实际控制权，很有些双赢的味道。双方所具有的理性和妥协精神，体现出当时的政治家和教育家在处理棘手问题、解决困局方面的智慧与技巧。
    事实上，作为President的司徒雷登，无疑仍是燕大的实权人物。二十年代后期，校务委员会开会时使用的工作语言是吴雷川所不通晓的英语，开会地点规定在临湖轩司徒雷登家中。为此，吴雷川不久即拒绝出席会议。1931年，他提请辞职，但校务委员会极力挽留，至1934年方得获准。尽管他未能在以自己的理念管理教会学校方面有所作为，但以其翰林耆旧的社会声望，曾任政府教育部的深广人脉和基督教理论家的多种优势，在关键时刻发挥过特殊作用，使燕大躲过了灭顶之灾，并为日后的长足发展赢得了前提条件。
    吴雷川辞去校长后，继续在中文系执教；太平洋战起，燕大被封闭。吴雷川移居城内杭州会馆，王克敏等汉奸久慕吴雷川的声望与为人，强请其出任伪职，被断然拒绝。后将个人藏书全部捐赠给北海公园内的松坡图书馆，并移居馆内，伶仃孤苦，形影相吊，伴随着信仰，坚守气节，杜门谢客，以抄书鬻字艰难度日，终至愤而绝粒，仙逝于故都。
    吴雷川蔼蔼长者，为人慷慨；布衣布履，自奉俭约；行止庄重，沉默寡言；望之俨然，即之也温，深受爱戴。他擅诗赋，工书法，为馆阁体，兼揉魏碑，端凝方正，字如其人。尤其是亲笔所题燕大校训，素为燕园师生所喜爱。
    吴雷川一生的最大贡献，应在梳理、整合儒学与基督教的关系方面。早在1923年，吴雷川便经过认真思考，推出了信仰与文化整合的观点，指出“道”与“教”的区别在于，道为真理，普天之下只有一个；而教则是宗教，儒教、基督教均为其中之一。道为本，教为末，后者彰显前者，故人们需要注意的是道，而非教。人人皆可入教，但只有极少数人可以在宗教内窥见真理。宗教需要在儒学传统内再解释，教会也应为了符合民情民生而重建。之所以用儒学理念来解释基督教，不仅是因为它代表中国文化的精粹，还因为它包含了基督教最基本的教义。诸如上帝、天使，都见于《诗经》、《书经》中。他坚信，基督精神能够发展中国文化，因为基督教与儒家学说具有诸多共同点。譬如《圣经》有“上帝造人”之说，吴引用《中庸》首句“天命之谓性”以资比照。他认为，《圣经》用的是象征语言，而《中庸》的文字则更易使人接受。《旧约•以赛亚书》有弥赛亚降临的预言，《中庸》也有圣者降临的描写，即“唯天下至圣，如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而《圣经》上的圣灵，等于儒家的“仁”，二者都是属于“灵”的领域，其功能都是导引个人及社会走上仁人之路。而《圣经》上的祷告，等于儒家的“修身”。1924年，吴雷川又将孔子与耶稣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进行了比较，首先将孔子的宇宙观归纳为以下四点：一曰天有意志；二曰以天道为自然，运行进化不息；三曰天道不能目睹，但无所不在；四曰天德是真诚无妄。而耶稣的宇宙观都可直接或间接地证明与孔子的学说相吻合。吴雷川 足迹未出国门，未受过神学院的系统教育，也不通晓外国语文，但靠自修所得，对基督教提供了系统评判。他认为，凡宗教总有精神与形式两面。基督教在西方已经流行千余年，行之既久，来到中国的传教人习焉不察，墨守旧说，结果遗弃精神，只重形式，以致变成浮浅呆板的宗教，为有识者所不屑道，故应废弃不用。再则新旧二约全书的道理，自然有大部份至今仍不失效用，但因种族、区域、时代的关系，思想、语言、文字互异，若是一点不肯变通，难免要以文害辞，以辞害意，使人怀疑书中真理，不合世界上的事实，于行道上大有阻碍。其实基督教本质与科学并无矛盾，与世上其它宗教也不冲突。人们应该走到教条和教会仪式的后面，甚至走到新约及使徒书信的后面，直接走向耶稣。当我们走向“真正的耶稣”后，会发现他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改革家。为此他称耶稣为“历史上第一个社会改革家”，社会改革就是基督教的本质。他希望人们可以从社会改革家耶稣身上学到好好计划自己的生活，依靠自己，好好把握一切机会，凡事服从真理，始终如一，坚持到底。这便是吴雷川在探索基督教如何适应中国需要时，在耶稣身上发现的社会改革方案。吴雷川意图通过“中国教会本色化”的途径，将基督教信仰推介给中国知识分子，并使他们像自己一样，皈依基督教。
    吴雷川的神学思想，其要旨是主张基督信仰的精髓已存在于中华文化体系尤其是儒家思想体系之内，信徒只要将其发掘出来即可。晚年，他又推出《基督教与墨翟》、《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等著述。后者于1936年出版，并多次再版，在得到部分青年基督教徒读者称颂的同时，也因与传统的基督教正统派产生冲突而受到教会内部的非议，且因向国人推介基督信仰被固守传统文化的人士所排斥。然而，在传统文化沉沦，急需引入新质的时代，吴雷川作为具有开拓性思想创新者的角色，其历史地位毋庸置疑。
    事过境迁，回顾吴雷川身后数十年中国的发展进程，我们更加坚定了这样一个信念，以中华文化之博大胸怀，向不拒斥与任何文化体系的交流与融会。而当中国因传统文化体系的衰落呈现出价值虚空之时，对自身传统的复归和对文化新质的寻觅，应属相辅相成之要务。吴雷川的努力，兼有上述两方面的积极意义。笔者认为，就整体而言，中华文化的传人们大多无暇也无心侍奉上帝。而“上帝的子民”辈欲有所作为，也要尊重中国长期以来以“远鬼神而近人事”的世界观为基础所形成的人文传统。异质文化影响中国的文化传统的进程，只能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漫长过程方可收其实效，不然则往往欲速而不达。考虑到当前的“现代化”只是作用于文化表层之上，具有普世社会体制资格者，惟科技、市场与法治。而一切宗教信仰皆属文化深层领域之因子，与上述表层因素被接纳的过程断不可能同步。故而包括基督教在内的任何其他外来信仰体系，其在当代中国范围内的传播，仍会一波三折，步履维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