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嘉谷（穀）先生(1872—1937)乃晚清云南名士。他早年中进士、入翰林，复应经济试特科并一举夺魁。其后便步入政坛，亲身经历了由清朝到民国的递嬗，并于政治、历史、文学、教育、文化等诸多领域建树甚多。他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在故里云南享有崇高声望。笔者长期研究翰林院制度和翰林群体，曾留意于袁嘉谷先生事迹。现就所知予以展示，以飨读者。
    袁嘉谷先生进士出身。据朱保炯等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卷下，袁嘉谷考中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科二甲第六十二名进士；另据朱汝珍《词林辑略》卷九，嘉谷，字树五，号南耕，云南石屏人。选庶吉士。未散馆，取经济特科，授编修。官至浙江候补道，署提学使。
    所谓经济特科，属于制科之一种。据《清史稿•选举四•制科荐擢》：“制科者，天子亲诏以待异等之才。唐、宋设科最多，视为优选。清代科目取士，垂为定制。其特诏举行者，曰博学鸿词科、经济特科、孝廉方正科。若经学，若巡幸召试，虽未设科，可附见也。圣祖敦崇实学，康熙甲辰、丁未两科，改试策论。既廷臣以古学不可猝办，请仍旧制。”
    “洎光绪中叶，外侮孔棘，海内皇皇，昌言变法。二十四年，贵州学政严修请设经济特科，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礼部覈议。八月，慈禧皇太后临朝训政，以经济特科易滋流弊，罢之。庚子，京师构乱，乘舆播迁。两宫怵于时局阽危，亟思破格求才，以资治理。”
    “二十七年，皇太后诏举经济特科，命各部、院堂官及各省督、抚、学政保荐，有志虑忠纯、规模闳远、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务者，悉心延揽。并下政务大臣拟定考试事宜。御史陈秉崧奏请力除夤缘积习，诏饬诸臣务矢至公。既三品以下京卿纷纷保送，帝觉其冗滥，適太仆少卿隆恩荐疏，上竟报寝，并命撤销太常少卿李擢英前保诸人。二十九年，政务处议定考试之制，如廷试例，于保和殿天子亲策之。凡试二日，首场入选者，始许应复试，均试论一、策一。简大臣考校，取一等袁家穀、张一麟、方履中、陶炯照、徐沅、胡玉缙、秦锡镇、俞陛云、袁励准等九人，二等冯善徵、罗良鉴、秦树声、魏家骅、吴锺善、钱鑅、萧应椿、梁焕奎、蔡宝善、张孝谦、端绪、麦鸿钧、许岳锺、张通谟、杨道霖、张祖廉、吴烈、陈曾寿等十八人。迨授官命下，京职、外任，仅就原阶略予升叙，举、贡用知县、州佐，以视康、乾时词科恩遇，浸不如矣。”
    袁家谷先生得一等头名，史有明书，斑斑可考，故而有“特元”之目。其自幼便聪颖好学，博闻强识，科甲连捷。年十五，中秀才，光绪十八年(1892年)，应岁试又得头名，被调为五华书院上舍生；翌年应科试（清代每届乡试前由各省学政主持之考试，科试合格的生员方可应本省乡试），又拔得头筹，督学遂将其调为经正书院高才生。光绪二十年（1894年），袁嘉谷应优贡试，列第一，时年二十四岁；同年应乡试，考中第二名即“亚元“（乡试第一名称“解元”）。光绪二十九年（1901年）二月，袁嘉谷至开封参加会试（因八国联军之役，京师贡院毁于兵燹，故而异地开封举会试，真可谓惨淡经营也），考中第136名。四月入京，参加殿试，得二甲第62名，赐进士出身，选庶常，入翰林；复经新任云贵总督魏光焘保荐，应经济特科。
    特科试题为《周礼农工商诸政各有专官论》；《桓宽言外国之物内流而不外拽，其道何由策》。初试时，袁嘉谷列二等第七名，复试时为一等一名，因此成为名噪一时的经济特科状元。
    癸卯年所行之经济特科，号为抡才大典。不考八股文，而代之以策论，参与考试者均为历届状元和进士，其难度远远高于八股考试，且在中国历史上仅此一次，乃空前绝后之举。该次经济特科考试分初试和复试，考官皆一时俊彦，主考乃大名鼎鼎的张之洞。初试后，应试者排名顺序是：梁士诒（光绪二十年中进士并入为翰林）、杨度、张一麟、宋育仁、李熙，此结果本已得光绪皇帝认可，但后来有人面奏慈禧云：梁士诒乃广东人，属康梁一派人物，且姓名是“梁头康尾”（康有为字祖诒，加上梁启超的姓，故有“梁头康尾”之说），万不可选用。又有人云，杨度在日本留学时，曾有攻击朝廷之言论。慈禧太后对康梁和新派人物恨之入骨，便命张之洞等人从考卷中重新拣选。张之洞等发现，袁嘉谷两场考试每场各写满十六开（本），成竹在胸，下笔万言，京城已盛传云南袁嘉谷“三十二开学士”之大名，便将考卷上呈慈禧，慈禧阅卷后颇为满意，点袁嘉谷为一等第一名。真可谓连考连捷，一路顺风，被传为一时佳话，实令莘莘士子钦羡者也。
    再看“复试”结果，原拟一等前五名中，除张一麟仍被取为第二名外，其他四人全被淘汰。最后，共录用了27人，其中一等9人，二等18人。经济特科考试结束后，慈禧太后原准备依康熙、乾隆时博学鸿词（儒）科成例，将中试者授以翰林、中书之职。但大臣王文勤表示反对。云“此次考中特科之人，皆是叫嚣废除科举之辈，何必再以科甲与之，但求太后赏以饭碗可也”。结果此辈多数未得清廷重用，即使是“特元”袁嘉谷，也只授翰林院编修。后被派到日本去考察学政，直至宣统元年（1909年）才署理浙江提学使，并一度兼任布政使。未几清廷便淡出历史舞台。袁嘉谷可谓官运一般也。
    尽管从政时间短暂，袁嘉谷还是颇有政声。任浙江提学使时，他与众科员同堂办公，为等级制度森严的官府衙门带来一股清新之气。他了解到，全省11个府中只有杭州府学是由省拨经费，其余10府是由地方自筹银两，因而经费无法保证。省府、各府、学校之间常为经费而发生争执。袁嘉谷当机立断，决定全省教育经费都由省统一拨款，各府自筹之银，作为各府兴办小学之费。这一决定曾深受教育界赞赏。
    袁嘉谷兼任布政使后，掌管浙江省民政、财政、人事大权。他以“任官惟贤，节用爱人”为理念，克己奉公，革除陋规。他精力过人，每日会见数十、上百属员及百姓，而毫无倦容。他公正廉洁，从未因私而提拔过一人。经手钱财数千万金，却未沾过一分一毫。按当时惯例，每当地方财政有盈余时，库吏便照原来规矩，将一些银两送给布政使，历任皆受而不辞。此种相沿成习之规矩当时即被称为“陋规”。在白银面前，袁嘉谷不为所动，对库吏说道：“陋者匪规，陋者心，吾能以其陋规陋心乎？”随即将此“陋规”革除。
    袁嘉谷的一大历史功绩，便是抢救和保存敦煌石室遗书。所谓“敦煌石室遗书”，一直是一个历史之谜，至今亦不确知由何人于何时所藏。由于洞口封闭，故千百年来向不为人所知。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湖北麻城道士王圆箓云游至此，思将此处佛教洞窟寺变为道教道场。５月２６日上午，在清除第１６窟通道积沙时，一处绘有佛像壁画的崖壁出现裂缝，敲打起来发出回声。王道士顺裂缝挖下去，发现了另一个洞窟即第１７窟，里面竟然堆满经卷、文书、织绣、画像等物品。王道士挑选了几个卷子呈送县衙门，知县汪栗庵又将其中一部分转赠给当时的甘肃学政、著名金石学家、藏书家叶昌炽。昌炽判明这些卷子乃唐代以前物品，建议运往省城保管。但藩台衙门不愿出运费，只令王道士将藏经洞重新封闭起来，故中国学界未能得知这一重大发现，而洞中经卷已开始在西北地区零星流布。此后几年间，外国探险家闻风而动，纷至沓来。俄国人奥勃鲁切夫、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等，皆染指其间。他们先后用少量钱物，便从无知而又贪图小利的王道士手中骗换走了大量精心挑选的经卷写本，盗运至俄、英、法等国，足令人扼腕叹息。
    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年)，袁嘉谷出任京城图书编译局局长。是年秋，法国人伯希和在回国前，将已运至河内的敦煌遗书之一部带到北京装裱，并在六国饭店举办展览，向中国学界炫耀其收获。袁嘉谷闻知，便与部员罗振玉、王国维、王仁俊等前往探看。见其中有《沙洲志》和老子《化胡经》等古籍，其书写、卷装均乃古制。袁嘉谷与诸同事商议，认为“真稀世之宝也”！他立即向学部侍郎严范孙报告此事，并提出处理意见。决定由学部急电甘肃敦煌总督，“凡洞中片缣只字均检送来京，不得再失”。此时，又有大批敦煌文物被盗运至陕西等待出售，且已有某国商人持数千金前去购买，闻知风声骤紧，只得作罢溜走。数千卷古籍得以及时追回，由学部收管，现存北京国家图书馆。此事在任继愈主编《中国藏书楼•中国藏书大事年表》中有相关记载：“宣统元年，清学部发出‘行陕甘总督请饬查检齐千佛洞(按：即敦煌莫高窟)书籍解部并造像古碑勿令外人购买电’，并将劫余的８６７９卷运至北京，庋藏学部图书馆。”袁嘉谷先生慧眼独具，此举为国家挽回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此后不久，他离开京城，到浙江、云南等地任职，未能进一步接触敦煌遗书；而当日同去的罗振玉、王国维、王仁俊等，后来则成为著名敦煌学专家。
    这批将近九千件的遗书，后来成为国家图书馆敦煌馆藏的主体，是研究中古时期中国、中亚和东亚等地区的历史、考古、宗教、社会、语言、文学、艺术的重要资料，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文献价值。经过近百年的陆续搜集和调拨，国家图书馆珍藏的敦煌遗书已增加至１６０００余件，与《赵城金藏》、《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一起，并称为四大镇馆之宝。
    袁嘉谷于书法领域造诣精深。甫12岁龄，便随家兄嘉猷习字。初学欧阳询，后学王羲之，又兼学米芾、颜真卿、褚遂良，自创一体。其书法笔力坚韧、气势刚健，被称为“袁家书”，云南各地甚至远自江苏、浙江、北京、日本，皆有登门求字者。每每游览古迹，先生常攀岩题字。在北京、江浙、云南等诸多名胜，足迹所至，留有不少手迹；昆明翠湖、大观楼、黑龙潭、西山等处，也存有他书写的石刻和匾联。
    值得一提者，袁嘉谷先生当年参加乡试、殿试和经济特科试卷近年被发现，成为研究科举考试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由袁嘉谷长孙、原云南省政府参事室参事、水利厅总工程师袁绩康先生保存的上述三种试卷，堪称罕见珍品，是在云南省文史馆筹备纪念袁嘉谷先生一百三十周年诞辰之际呈现给世人的。
    三本试卷均为楷体小字，浑厚凝重，字字珠玑，功力非凡，且无错漏，无破体，内容亦多有真知灼见。其中，“经济特科一等第一名”试卷共九十行，每行二十二字，共一千九百七十八字。有幸一睹其真迹者，无不对这位前辈先贤的过人才华顿生敬意。
    稍感遗憾者，三种试卷皆是部分留存，其余均已在“文革”中遭到劫难。袁绩康先生介绍说，尤其是考中“经济特科一等第一名”的试卷，原试卷共三十二开(本)，目前仅存其一。
    袁绩康先生在向媒体介绍试卷留存在其手中的经过时云，嘉谷先生考中“经济特科一等第一名”后，清政府授予“翰林院编修”。不久恰逢慈禧七十寿辰，各地大小官僚为讨其欢心纷纷贡献巨金。袁嘉谷当即上书《拟请节点景之费以赈黎疏》，疏中恳言：当今中国，灾情遍布，“与其虚糜于近臣，不如分润于小民”。疏上，不久袁嘉谷便被外放浙江，任提学使。旋摄政王载沣来浙，将三种考卷作为礼物归还给袁嘉谷。后袁嘉谷又将其作为纪念品分发给子孙后人。现存之三本试卷，在“文革”中流落至云南省博物馆，“文革”后方得重新回归袁绩康先生手中。
    袁嘉谷先生一生忧国忧民，爱国之情晚年益炽。1937年12月，正值日寇全面侵华之际，辗转于病榻之上的袁嘉谷先生，仍系念祖国之安危，在病中起草《责倭寇》一文，以声讨日寇的暴行，颇为可惜者，这篇未得完成的文章，竟成先生之绝笔。23日，袁嘉谷先生溘然长逝，走完了他66年的人生历程。作为云南奇士、清末翰林，先生之冰雪人格、满腹经纶、盖世才华和缱绻乡情，将永远为故乡人所铭记，也必将会被国人所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