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中都与元大都及明清北京城变迁示意图

元大都布局复原图

元大都遗址公园骏马雕塑

元大都遗址公园人物雕塑

众所周知，金中都作为北中国政治、文化与经济中心，凡一甲子；而元大都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少数民族政权之国都，逾一百年。金中都是元大都之前身与基础，而元大都是金中都之承继与升华，故而多有相通相似之处。两座国都之丰厚文化遗存，不仅是北京城市发展史之光辉一页，且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之珍贵遗产。现就所知，拟分四个方面简要归纳如下：

佛道二教 各得显扬

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往往比中原汉人更具宗教情怀。金中都时期，佛教盛行，而行秀禅师（1166－1246）之功绩最当铭记。禅师俗姓蔡，自号“万松野老”，金代河内（今河南洛阳）人，乃跨越金元两代之高僧大德。其十五岁出家，受戒后寻师访友，云游天下，参究禅宗修行之道。据《五灯严统》本传载：行秀于《华严经》用功最著，对诸子百家之学亦无不会通。他精于佛理，又长于机辩，熟谙世情，彻悟三界，睿智哲思，朝野钦敬。金明昌四年（1193），奉章宗之命，于禁廷说法。其时，帝亲迎礼之，闻法开悟，遂赐其锦绮大僧伽梨。又建普度会，每岁设斋。章宗承安二年（1197）后，行秀长住西郊栖隐寺。不久，又移至燕京报恩寺。此后，行秀禅师亲身经历金元之交兵燹之祸，处变不惊，弘法济世，普度众生。耶律楚材出仕蒙古后，曾经慕名造访，请教治国之道。万松野老以“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答之。耶律楚材称道不已，以为至理名言，即拜之为师。这一理念无疑已触及到到耶律楚材心灵深处，并通过他而深刻影响到金元易代之际蒙古对中原地区的基本国策。后每遇疑难，耶律楚材仍多有讨教，且和诗、赠琴，过从甚密。万松野老圆寂前，曾留下一偈：“八十一年，只此一语，珍重诸人，且莫错举。”圆寂后，众弟子于大都城内建塔以埋其骨殖，即今北京西城砖塔胡同东口之万松老人塔。

至元大都时期，承金代崇佛之风，佛教被定为国教，尊藏传佛教萨迦派高僧为帝师，诸帝登基前，须由帝师灌顶授戒，乃至佛寺遍布京城。尽管敕建佛寺多属藏传佛教寺院，然寺院平面布局与建筑形制，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汉地佛教尤其是禅宗丛林伽蓝规制影响。金中都时期，佛教主要以禅宗为主。而忽必烈即位后，大力尊崇藏传佛教，对禅宗一系采取贬抑态度。然而，并非排斥所有汉地佛教，禅宗之外之律宗、华严宗等派别，复趋活跃。元大都各大敕建佛寺之住持，多是汉传佛教之高僧，如大圣寿万安寺、大天寿万宁寺、大崇恩福元寺、大天源延圣寺、大承华普庆寺住持多是出于南城宝集寺之律宗高僧；大承天护圣寺住持，则为华严宗大德。此种做法，有于各教派间获取平衡之深意在其中也。客观上，为佛教诸宗走向融合，起到过促进作用。

金中都时期，道教亦大展其用，而丘处机（亦作邱处机，乃因孔子避讳，改丘为邱）居功至伟。丘处机（1148年--1227年），字通密，道号长春子，登州栖霞（今属山东省）人，道教主流教派全真道掌教。年二十，拜全真道祖师王重阳为师，又奉师命，得丹阳子马钰教诲，道业大进，与六位同门合称“全真七子”。后赴饶州龙门山（今宝鸡）隐居潜修七年，成为全真龙门派创始人。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丘处机应金世宗召，自乃师王重阳故居赴中都，奉旨塑王重阳像于宫观，并职“高功”，主持“万春节”醮事，对世宗皇帝作“持盈守成”之诫，影响深远。自金泰和三年（1203）始，任全真道第五任掌教，时间长达二十四年。其间，尤以万里西行，与成吉思汗于大雪山（今兴都库什山）相会而名震天下。金兴定三年（蒙古太祖十四年，1219），成吉思汗派近臣刘仲禄持诏书相邀，丘处机云：“我循天理而行，天使行处无敢违。”遂率弟子十八人前往。历时三年，行程万里，以七十四岁高龄，与成吉思汗相见，并多次进言：“要长生，须清心寡欲；要一统天下，须敬天爱民。”深得赞赏，口封“神仙”。受丘处机影响，成吉思汗曾令“止杀”，史称“万里赴诏，一言止杀，悲天悯人”，对其后蒙古--元朝之立国理念，影响至大。东归后，丘处机积极布道，使全真派乃至道教进入兴盛期。宋、金朝廷均屡次诏请其赴朝，皆被婉拒。太祖十九年（1224）春，丘处机应蒙古国治下燕京官员之邀，主持天长观（今白云观）。三年后，成吉思汗下诏，将天长观更名长春宫，赠“金虎牌”，并云“道家事一切，仰‘神仙’处置”，请丘处机掌管天下道教。是年七月初九日，丘处机仙化于兹，瑞香氤氲，整个北京城三日，世人称奇。元世祖时，追尊其为“长春演道主教真人”。为纪念“丘神仙”之无量功德，道教信众定其生辰（夏历正月十九日）为燕九节，岁岁庆祝，至今不衰，现已成为京津地区著名风俗之一。

丘处机直接继承了乃师王重阳“三教合一”思想，认为先圣所示之大道，各有旨趣，而一理相贯，不相违逆。其曾云：“儒释道源三教祖，由来千圣古今同（《磻溪集》卷一）。”乃师王重阳身后，七大弟子分至各地布道，其对祖师真传之理解，各有不同。而丘氏所创之龙门派，更注重吸收儒家思想，显示出儒家所具之入世倾向。

著名学者钱穆，曾比较丘处机之学与马钰之学之异同。他在《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中指出：“丹阳（马钰）之学似多参佛理，独善之意为多。长春之学似多儒术，兼善之意尤切。而两人之学皆出重阳，盖重阳宗老子而兼通儒释，而丹阳、长春则学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所论甚是精到在理。正由于丘处机之学具治世之用，元代统治者大为提倡，乃至元大都道教宫观布满全城，计有52观 70宫，总数逾百，足见道教影响之巨。

元大都时期，宗教信仰趋于多元，不仅佛道二教各得其所，基督教、伊斯兰教与萨满教等亦各展其能，并行不悖。朝廷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并不排斥或偏袒任何一种宗教信仰。这对中华域内各民族之间之文化交流与融合，推动作用明显。

气象非凡 国势开张

金中都于辽南京为基础上兴建，一方面必然会受其制约，而另一方面，因其以宋汴京为蓝本，使宫城位置更接近居中，从而更接近《周礼•考工记》对王城之总体布局。主其事者，乃中原文化修养极高的重臣张浩、苏保衡等。金中都采用三重格局，即大城、皇城与宫城。大城即外城面积约十九平方公里，呈方形，原有城门十二，南面居中为丰宜、右为景风、左为端礼，东面居中为阳春、左宣曜、右施仁，西面居中为丽泽、左灏华、右彰义，北面居中为通玄门、左会城、右崇智。后因位于中都城东北之大宁宫建成,为前往便捷,故辟光泰门，遂有十三门之数。光泰门很可能位于会城门内天宁寺附近，亦有可能在金代漕运沿线一带。都城之内，乃皇城，位置在大城偏西，而尚未居中。其东西窄、南北长，周围三里，有城门四，东宣化门、南宣阳门，西玉华门，北拱辰门。皇城中，建有宫城。中心建筑为大安殿，乃朝会庆典之所。皇城之西玉华门外，辟有皇家园林，曰同乐园、鱼藻池。鱼藻池即太液池，宫城居城中而略偏西南，纵轴与丰宜门至通玄门之南北线重合，南为宣阳门，北有拱辰门，东、西分别为宣华门、玉华门。宫城前部为官衙，北部为宫殿。若按“面朝背市”仪制，商业中心应在北面会城门、通玄门、崇智门、光泰门之内。而城门、宫殿等建筑之命名，亦足以见证当时君臣中原文化学养之深厚。且参照当时汴京之制，于宫城之外、皇城之内安置行政机构及皇家宫苑，皇城南部以当中御道分界，东侧为太庙、球场、来宁馆，西侧为尚书省、六部、会同馆等衙署，使“面朝后市”、“左祖右社”格局初步形成。另外，城内增设祭祀建筑，如天坛、风师坛、雨师坛、朝日坛、夕月坛等，使礼制完备、气象初显，从而为元大都及明清北京城之布局，奠定了坚实基础。

元大都则是中国古代最后一座按完善规划平地新建的都城，也是惟一一座采用街巷制创建之新都。中轴线南起丽正门，穿过皇城的棂星门，宫城的崇天门和厚载门，经万宁桥，直抵中心阁。于核心地带，筑有皇城，中轴线上，前后排列主要宫殿。元大都格局，准确体现《周礼·考工记》所云之 “左祖右社，前朝后市”规制。左祖，即太庙位于皇城之东，右社，即社稷坛位于皇城之西。前朝即皇城位于都城南部；而后市即商业区位于都城北区。此等规制，与中华传统文化讲求对称之审美法则最为相符，令人称道。

因择址新建，元大都规划未受旧格局掣肘，故而居民区与金中都新旧坊制混合形式不同，全部为开放形式的街巷。《周礼·考工记》有云：“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即都城为方形，四壁各设三门。其为周人根据礼制思想所提出的一种理想设计方案，而严格按《考工记》规定建造之都城，一直未曾获见。相比而言，元大都与《考工记》规划思路最为接近。唯一不合之处，乃北墙不依“旁三门”之制，只开安贞、健德二门。考其原因，史书未载。然究而察之，当与堪舆理念相关。据《元史·刘秉忠传》，负责大都规划者刘秉忠，曾出家为僧，法号子聪。其自幼熟读经史，“尤邃于《易》，及邵氏《经世书》”；“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故依堪舆之术、风水之理予以变通，亦在必然。以风水角度言之，南属阳，北属阴。元大都布局，规整而对称，若南北两垣均辟三门，因城门南北相对，则阳气从南门入城后，沿中轴线北行，经皇城、宫城直抵北墙，气必自中门而泄，属非吉之形、不详之象。为除“气泄”之弊，故将北墙改为二门，以收“挡气”之效焉。此外，南为阳，北为阴；奇数为阳，偶数为阴。故大都南垣取阳而辟建三门，北门就阴而只设二门，阴阳相合，大吉大利也。

刘秉忠深得元世祖忽必烈信任，其才华得到充分施展。元朝国号与开国年号，乃择取于《易》。国号“大元”，出自《易·乾》“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年号“至元”出自《易·坤》“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乾坤相合，阴阳相配，甚为得体。此外，营造大都，不仅依《周礼·考工记》制定总体方案，且据《易》为十一座城门命名：北健德、安贞，东光熙、崇仁、齐化，南文明、丽正、顺承，西平则、和义、肃清，皆遣词典雅，寓意深邃。“丽正”出自《易·离》“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文明”出自《易·乾》“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安贞”出自《易·讼》“复即命，渝安贞”等等。刘秉忠据《易·系辞》“大衍之数五十”之意，将大都街道按方位分为五十坊。各坊皆以街道为界线，虽有坊门，但无坊墙，坊门仅为标志而已。大都城有中心台，位于城市东西南北之中心，以为坐标定位之基准，于中国城市建筑史上，尚属首创。其占地一亩，其旁有中心阁。《析津志》载：“中心台在中心阁西十五步。”在中心台正南有石碑，刻“中心之台”四字。中心阁在中心台之东，正位于大都城中轴线上。其具体方位，于当今之鼓楼相去不远。

就城中街道坊巷布局而论，金中都时期原属于辽南京城范围内之街道，仍保留唐代里坊的形式，各坊之间彼此隔绝，相对封闭；而金代新建部分，则为沿大街两侧平行排列街巷之格局，各街巷间不设围墙，畅行无阻。二者共处于同一城市之中，乃元大都胡同格局的过渡阶段。而元大都街道布局，则依照《周礼·考工记》，全城各有九条东西、南北干道，加之若干胡同，划成方整的棋盘形制。街道亦有统一标准，元末熊梦祥所撰《析津志》载：天衢肆宽广，九轨可并驰。自南以至于北，谓之经；自东向西，谓之纬。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衖通。衖通二字本方言，即胡同（原作衚衕），系蒙古语hudug之音译，意为水井。其最早出现于元大都时期，如元杂剧关汉卿所作《关大王独赴单刀会》中，即有“直杀一个血衚衕”之语；李好古所撰《沙门岛张生煮海》中，有“你去兀那羊角市头砖塔儿衚衕总铺门前来等我”之句。砖塔胡同位于西四地区，至今尚在且名称未改，乃北京胡同之祖。元代以降，胡同已成北京最具代表性之标志。

据《析津志》载，元大都建成后，世祖忽必烈“诏旧城(金中都故城)居民之迁京城者，以赀高（有钱）及居职（有职）者为先，乃定制以地八亩为一份”，分予迁入大都居住之富商、官员，以建造住宅，由此，开启了大规模营造四合院住宅之过程。被视为视为北京四合院之雏形的当今后英房胡四合院遗址，便是元大都时期民居建筑之遗存。其主体建筑坐北朝南，一般以粘土烧制而成的长砖为建筑材料，垒砌成房屋、院墙与院门，屋顶多为木梁架组成，或部分使用石构件，上覆陶瓦。依四个方向而建的房屋及院墙，组成一个四方或长方形封闭院落。而考虑到建筑风格之继承性，可以断言，辽南京，尤其是金中都时期民居建筑，亦当与传统四合院形制相去不远。

元大都之建，晚于金中都百余年，元朝国力又远超当年金朝，都城规模上即可体现。元大都周回60里，面积约三倍于金中都。从金中都到元大都的城市发展走向，无疑为其后明清北京城之规制，提供了优良范式，奠定了坚实基础。

 水系纵横 大展其利

城市之出现，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其产生亦深受客观因素制约，而首要条件乃水源充足。春秋时，齐国大政治家管仲曾云：“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诸生之宗室。”在《管子•乘马》中，他明确指出，“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近地利。”也就是说，凡营造国都，不建在大山之下，也一定要建在大河近旁。高处不可近于干旱地区，以保证用水的充足；低处不可近于水洼地带，以节省沟堤之修筑。所以，定要依靠自然资源，凭借地势之利建设城市。管子阐明了建设国都，营造城市的基本原则，这也是历史上建设城市经验的总结。中华古代堪舆理论，讲求“乘得生气”，认为生气“遇风则散，遇水则止”，意即水有将“生气”“定于一处而用之”的强大功能。的确，城市须臾不可离水；一旦无水，则繁华不再，终变死城。同样，城市又最惧洪水泛滥，一旦洪水来袭，又不能迅速泄洪，则成灭顶之灾，使城池毁于一旦。北京之所以能成为八百年之国都，对周边水系之开发与利用，是不可或缺之重要因素，而金中都时期的贡献，更值得一书。

就实用价值而言，水系之用，有生活用水、交通运输（即漕运）及军事防御（护城河）等三大功能。而古代特大城市之建，必依托天然水系，并加以改造、利用。与北京城区关系最密切之水系有三，即莲花河、高粱河及永定河水系。莲花河水系由莲花河与莲花池组成，规模不大，却对北京城市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曾是秦汉蓟城、隋唐幽州城、辽代南京城和金代中都城第一水源。莲花池位于古代蓟城西侧，故名“西湖”；而莲花河古称洗马沟，起于莲花池而东流。辽代以前，曾沿城西而折南，再沿南城墙折向东，注入漯水，即今日之永定河。

 金中都将辽南京向东、西、南三面，各外扩三华里，洗马沟沿城之一段，被纳入城中，并注入皇家园林同乐园与西华潭，再从龙津桥下向东南流出城外。这一变化，开启了其后北京城内帝后贵族“傍水而居”的千年历史。

金中都西莲花河即洗马沟水量有限，辅之以地下水，供应生活用水尚可，却不足以满足漕运需求。当时旱路、水路两大交通体系中，水路即漕运之运力明显高于旱路，特大城市人口之众，无漕运则难以支撑。金中都时期，朝廷亦曾将北面高粱河水凿渠东下，直达通州，但高粱河水量有限，不敷其用，故而开渠引来玉泉山水，与高粱河汇合，被称为闸河，又称运粮河。又引来高粱河上游另一条分支，向南注入中都城北护城河，再向东与闸河相接，使粮船可直抵城下。从而解决了漕运问题，但因闸河水量有限，漕运十分困难。为获取新水源，金朝廷大定十一年（1171），于石景山开凿金口，引卢沟河（今永定河）水直通闸河。河水在当今玉渊潭南部汇入中都北护城河，然后东流汇入通惠河道，直达通州。然而卢沟河水源自黄土高原，落差大，泥沙含量高，季节性明显，故而不宜行舟，且屡酿水患，甚至多次危及中都安全。至大定二十七年（1187），不得已将金口堵塞。直至金亡，一直未能解决漕运难题。这也是元代大都城重新选址的主要原因之一。

永定河之名，始于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历史上，其名号曾有桑乾河、清泉河、卢沟河、浑河、小黄河、无定河等多种。笔者曾撰《清代永定河道小议》，对永定河千年水患予以梳理，于兹不赘。其决口、改道频繁，不胜枚举，难以根治，贻害无穷。而高梁河，金时称高良河，曾一度作为永定河干道。但东汉时，河水改道南移，高粱河遂成断头河，仅依当今紫竹院一带湖下泉水为源，流经今日之白石桥、高梁桥，自德胜门水关入城，循积水潭、什刹海、北海、中南海，再经正阳门、鲜鱼口、红桥、龙潭湖、贾家花园出城而折向东南，过十八里店至马驹桥以南，注入永定河故道，即今名凉水河之河道。

高梁河水系虽小，然元代以降，一直贯穿于北京城心脏地带，不仅是城市供水主渠道，同时亦是城市泄洪排污干渠，为城内大小湖泊注入生命之水，地位突兀，举足轻重。而其地位陡升，乃自金中都始。

高梁河所经当今所谓“前、后三海”即北海、中海、南海；前海、后海、西海）一带，自古水草丰茂，金时，称作“海子”，又名“积水潭”或“白莲潭”。金中都后期，金皇室于此地大兴土木，并凭借积水潭上游之高粱河，引来玉泉山水，利用三海周边洼地与大片水面，挖掘、疏浚，并在湖面上堆起一座小岛，建成著名皇家离宫----大宁宫，即今日北海公园之前身。元大都选址，即以大宁宫为依托，足见金中都水系网络之构建，对元大都定位之深远影响。

元大都时期，金“大宁离宫”被划入皇城，成为皇家太液池。并于太液池（当今北海、中海及南海）与积水潭之间，今地安门西大街一线，填筑东西大道一条，截断积水潭与太液池之联系，使其分属于通惠河水系与金水河水系。积水潭被纳入通惠河水系，向东南流至万宁桥下。万宁桥，又称海子桥，明清以降，称地安门桥。建元大都时，郭守敬在万宁桥下新开一渠，引潭水东出，沿皇城东墙外折而向南，经丽正门东水关（今天安门以东南河沿南口）出大都南墙。然后在文明门外（今崇文门以北）汇入金代闸河，向东直至通县，连接北运河。同时，郭守敬又另开一河，以五行方位西方属金，因名“金水河”。其将玉泉山泉水直接引入太液池，以敷宫廷及皇家苑囿生活之用。金水河自和义门南水关（今西直门南约百米处）入城，折而南下，复向东流至皇城西南角（今甘石桥附近），至此一分为两，一沿西皇城根北流，绕过西北城角向东行，经长桥（今厂桥），在今北海公园先蚕坛折而向南，注入太液池。一向正东直接穿过皇城墙，经隆福宫前，注入中海。金水河下游则东出太液池，经宫城正门崇天门外向东，汇入通惠河。金水河乃皇家禁脔，须确保绝对净洁，与其他水道相交之处，则用“跨河跳槽”方式跨越而过。元代，“金水河濯手有禁”，沿河各色人等，皆不得染指。

 元初，为彻底解决首都漕运水源问题，由著名科学家郭守敬主持，在金中都打造漕运水系的基础上，汲取经验，重新开凿由大都至通州之运河，名“通惠河”。为解决提高运河水位，大力增拓运河上游水源，郭守敬将昌平白浮泉水向西引至瓮山泊（今颐和园），又通过金中都时期所凿长河、高粱河，将水引至大都城下，自和义门北水关（今西直门北）入城，注入积水潭。使积水潭湖深水阔，蔚为大观。南方运粮大船沿京杭运河上行，可直达并泊于大都城内。此举于漕运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盛景苑囿 禀赋雄强

京师著名景致中，夙有“八景”之谓。其最早见于金《明昌遗事》中，所记名目曰“燕山八景”。八景名称，代有更易，初为“太液秋风”、“琼岛春阴”、“金台夕照”、“蓟门飞雨”、“西山积雪”、“玉泉垂虹”、“卢沟晓月”、“居庸叠翠”。除“太液秋风”在中都城内，其余均在郊外。足见金人之兴致，在郊埛而非城池。时至元大都时期，八景大多保留，相沿未改。《大元一统志》所载“燕山八景”，仅有二处与金时不同，“太液秋风”为“太液秋波”，西山积雪为“西山霁雪”。“燕京八景”之谓，对后世城镇景点之择取、构建与命名，产生过巨大影响。此后，神州赤县，江南无论十室之邑、三里之城、五亩之园以及琳宫梵宇，靡不有“八景”名目。尽管难免有“效颦”之讥，却亦不失风雅。

此外，西郊之玉泉山、香山行宫、樱桃沟观花台、潭柘寺金章宗弹雀处等，南郊之南海子等处，亦留有金中都时期不可磨灭之遗痕，元大都悉数得而承之。尤其是南海子，元大都时期称“下马飞放泊”，建有晾鹰台，经常举办“飞放（鹰猎）”、“诈玛（野炊）”、“殪虎（郊狝）”等活动。晾鹰台“台高六丈，径十九丈有奇，周径百二十七丈”，乃元代以降帝王于南海子行围打猎之重要场所。捕猎过程中，猎鹰与猎物剧烈搏斗而周身汗下，或遭遇风雨侵袭，需使猎鹰在阳光下晒干毛羽，恢复体力，因而得名晾鹰台。金中都时期，章宗辄赴南海子射猎，并将近郊划分为若干“围场”，分拨诸王射猎，当为京郊皇家苑囿之雏形。元大都时期，蒙古人更加重视骑射，这一带被辟为游猎及练兵的重要场所，并营建苑囿，规模远胜金朝。据《元史·兵四·鹰房捕猎》载：“冬春之交，天子或亲幸近郊，纵鹰隼搏击，以为游豫之度，谓之飞放。”所谓飞放，即帝王在侍卫簇拥下，到湖沼纵放名雕“海东青”，擒杀天鹅、大雁之狩猎活动（永君按：“海东青”为猎鹰之一种。女真及其先世曾以射猎为生，很早就懂得捕鹰、驯鹰，用以助猎。届时，以绣花锦帽蒙其面，擎者挽绦于手，见禽，乃去帽放之。唐代以降，“海东青”一直是名贵贡品。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载：“雕出辽东，最俊者谓之海东青。” 其大小如鹊，但天性凶猛，可捕杀天鹅、小兽及狐狸。其中，以纯白“玉爪”者为上品，另有秋黄、波黄、三年龙等名目）。元大都时期，曾于“下马飞放泊”堆筑晾鹰台、建幄殿，据《帝京景物略》载：“城南二十里有囿，曰南海子，方一百六十里。海中殿，瓦为之……台临三海子，水泱泱，雨而潦，则旁四淫，筑七十二桥以渡，元旧也。”因此可见，经过一番营建，下马飞放泊已经初具规模，成为元大都城南郊著名皇家苑囿。

承平时期，武备极易废弛。作为牧猎民族，女真与蒙古君臣皆重骑射，尚武功。而围猎实际相当于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训练。作为被围猎对象的各种动物狼奔豕突、东躲西藏，与敌兵无异；将士在方圆百里的围场内纵横驰骋，刀光闪闪，万箭齐发，一派沙场征战的壮丽图景。由皇帝亲自统率王公贵族及护军侍卫，于苑囿中围猎各类动物，对于长久保持马背民族之雄风，意义重大，不可小视。“下马飞放泊”于明清时期又有长足发展，称为南苑。笔者曾撰《南苑史话》，对此议题叙述较详，限于篇幅，故于兹不赘。

余   论

史家夙有“元承金制”之论。回首当年，忽必烈将国都南迁与当年金代完颜亮迁都之动机，多有相同之处。首先，二人继位皆非依惯例，合法性受到质疑；二是对中原文化心仪神往，重用汉人，实行汉制，遭遇保守派抵制；三是因挥戈南指，所向披靡，进据中原，急需就近统治，不然则有鞭长莫及之虞；四是燕京地势、位置，适作大国之都。颇值得一提者，金天德五年（1153），金完颜亮迁都燕京，易名“中都”，依《易》“贞下起元”之旨，改年号曰“贞元”；而元中统五年（1264），忽必烈亦迁都燕京（蒙古太祖十年（1215），改原金中都为燕京）时，竟同样定其名曰“中都”，并依《易》“至哉坤元”之旨，改年号曰“至元”。直至至元九年（1272），才将中都改名为大都。巧合乎？宿命乎？然而，其绝非元步金之后尘，而是顺应历史之正确抉择、昂扬进取之英明举措。

《易》乃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凝结并代表着我中华先人之最高智慧，是中原文化体系中最为深邃、最具魅力之经典。通过对金中都与元大都之营造过程之回顾我们不难发现，金、元最高统治者能对《易》及深通易理之中原儒士深信不疑，足以说明其禀赋之奇，悟性之高，境界之宏远，胸襟之博大。真中华之幸，神州之幸也。

《易·系辞》有云：“一阴一阳之谓道。”我中华文化源于农耕，绵延数千年，一以贯之，未曾中断。然其天性主静、尚重，正《老子》所谓“静为躁君、重为轻根”是也。久之，未免趋于静笃、阴柔。若无全新文化因子注入，则难免弱化、退化，活力渐失。然中国历史周期性危机规律，又决定了农耕文化（中原文化）总能从游牧文化中获取活力，使由盛由衰之势得以扭转。首先是一定程度上接受中原文化熏陶的周边民族（尤其是北方游牧民族），突然崛起，迅速强大，继而纷纷南下，入主中原；其后则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接受并改造中原文化，融入北方游牧文化之阳刚之气的新型中原文化生命力更加强大，并成为中华文化主流。此即《易》所云之“道”欤？而金中都大元大都之过程，便是这一历史现象的真实例证，也是这一历史场景之生动展演，理解为对“道”之绝佳诠释，亦无不可。

永君按：此文乃约稿，发表于《北京文史》2014年第4期。原题为《浅论金中都文化对元大都之影响》。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