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继畬（松龛）翰林画像

《瀛寰志略》书影

日本阿阳对嵋阁刊《瀛环(寰）志略》

徐继畬翰林撰华盛顿纪念碑中文碑文

徐继畬翰林手书匾额

美国华盛顿纪念碑外景

在当今美国首都华盛顿，有一座标志性建筑，由纯白色大理石砌成，高555.55英尺，尖塔耸立，直入云霄，这就是华盛顿纪念塔。内置石阶898级，仰之弥高；若乘电梯，亦需用一分钟方可抵达塔顶。塔壁镶嵌着镌文石刻计190方，取自世界各地，皆为歌颂美国国父之词语，旨在显示其在全世界的影响。其中，一方刻石为汉字所书，镶嵌在纪念碑第十级墙壁上。碑呈长方形，高1.6米，宽1.2米，碑文书法工整挺秀。碑石周边刻有僧侣、游龙、武士及精美花纹。其正文如下：

“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碑文摘自清代道光年间福建巡抚徐继畬所撰《瀛寰志略》，乃由清代浙江宁波府和在华传教士于清咸丰三年六月初七即西元1853年7月12日，共同致献。品读碑文，不难体味出作者对华盛顿的敬佩之情。继畬认为，华盛顿勇武胜过陈胜吴广，豪雄超越曹操刘备，且功成不居，不恋权位；创推举之法，乃古代圣贤“天下为公”遗意之体现者。此外，还对美国“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的新制度予以衷心赞美与推崇，其认识高度，逾越当年陷于时代窠臼者，诚不可以道里计。这不能不令我等对徐继畬老前辈刮目相看。

徐继畬(1795—1873)，字松龛，山西五台人，出身于书香门第。父润第（1761—1827），乾隆六十年（1795年）乙卯科进士，历任内阁中书、施南府同知等职，借鉴西方天文学，熔心学、易学、气学于一炉，根本否定执牛耳达六七百年的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存理灭欲”的程朱理学，鼓吹“我即天也”，从哲学上向帝王之合法性提出挑战，倡导心灵自由、独立独行、与天为伍的空灵法界。继畬幼承家学，天资聪慧，19岁中举，31岁中进士。据朱保炯等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卷下，徐继畬考取道光六年（1826年）丙戌科二甲第八十名进士，赐进士出身；据朱汝珍编《词林辑略》卷六，继畬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历官福建巡抚，左迁太仆寺卿。著有《两汉志》，《沿边十郡考略》，《两汉幽并梁三州今地考略》，《瀛寰志略》，《松龛诗文集》。另据《清史稿•徐继畬传》，继畬选庶吉士，授编修，不久迁御史。直言敢谏，疾恶如仇。又疏陈政体宜崇简要。疏入，宣宗嘉纳之。旋召入对，论时事至为流涕。至道光十六年（1836年），出为广西浔州知府，擢福建延邵道，调署汀漳龙道。海疆事起，敌舰聚厦门，与漳州隔一水，居民日数惊。继畬处以镇定，民赖以安。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迁两广盐运使，旬日擢广东按察使。翌年迁福建布政使。二十六年（1846年），授广西巡抚，未赴官，调福建。继畬初入觐，宣宗询各国风土形势，奏对甚悉，退遂编次为书，曰《瀛寰志略》，未进呈而宣宗崩，言者抨击及之。

咸丰元年（1851年），文宗召继畬还京，召对，称其朴实，寻授太仆寺少卿。咸丰二年（1852年），吏部追论继畬在巡抚任逮送罪人迟误，请议处，乃罢归。同治二年（1863年），召诣京师，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寻授太仆寺卿，加二品顶戴。五年（1866年），以老疾乞归。继畬承其父润第之教，务博览，通时事。在闽、粤久，熟外情，务持重，以恩信约束。在官廉谨。罢归，主平遥书院以自给。寻卒。从传记看，其仕途起伏坎坷，未得显达，与其编纂《瀛寰志略》并对华盛顿称许有加关系甚大。

清代翰林具有官员和学者双重身份，故而于为官间歇，多能转而为学。继畬借在乡为父守孝，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将其父润第遗作精心编为《敦艮斋遗书》共17卷，计20万字。得先辈“空灵法界”之精髓，完成了迎接西方思想挑战之精神准备。《敦艮斋遗书》于翌年即1848年与《瀛环志略》同在福州出版问世。究其思想精髓，其天论，乃“一元论”的气本论，其人论，乃“我即天也”的人本论，其知论，乃摒弃理学教条之“空灵法界”。自傅山经徐润第至徐继畬之思想脉络，概括为“兼容并包，智周无外”者可也。

鸦片战争之结局，给徐继畬触动极大。已有两百年辉煌历史，号称盛世的大清帝国，面对来自数万里之外蛮荒之地的化外夷人，居然不堪一击，一败涂地。怅恨之余，深感夜郎自大于事无补，便利用一切机会，焚膏继晷，着眼于境外之新奇世界，《瀛寰志略》应运而生。这是亚洲第一部系统介绍世界地理之著述，其价值不言而喻。此书共分十卷，乃经继畬易数十稿而成。此书图文并茂，立意高远，用词雅正，令人喜闻乐见。其率先突破根深柢固之天朝意识与华夷观念，将中国定位于世界一隅，体现出观念上的巨大进步。其中尤其对美国这一新兴国家表现出极大兴趣，以浓墨重彩予以介绍，涉及立国史、政治制度等等方面，特别肯定了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之功绩，其中包括前述用于华盛顿碑文之内容。“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赞美之情溢于言表。

而在当时情况下，继畬对西方政治制度和华盛顿的介绍与推崇，后果可想而知。以当时清廷专制之登峰造极，理念之僵化老旧，岂能容许身为朝廷命官身份之臣下影射和抨击自以为至美之特色制度，且公开赞美外国元首！故而有福建巡抚之免和太仆寺少卿之任，又有于翌年被革职之结局。另据何守先先生考证，当时宁波知府毕永绍亦在赠碑九月之后离任。堂堂大清朝地方大员，竟与西洋传教士沆瀣一气，“称颂夷人，献媚夷酋”，离任当在情理之中也。

浙江宁波府于玉成此事，功莫大焉。作为首批开放城市即“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宁波地区国际交往日益频繁，而当地名士张斯桂[（1816—1888）曾任清廷驻日副使，著有《使东诗录》]与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之间的交往则是成就此中美佳话之桥梁。

丁韪良(WilliamAlexanderParsonsMartin，1827—1916)，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来华传教士之一，美国北长老会牧师，出生于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毕业于神学院，1849年成为牧师。翌年到香港，后又至浙江宁波，开始传教于中国，先后十年。其间出版宗教作品《天道溯源》。1863年丁韪良移居北京，将传教事业扩展到华北地区。他认识到士大夫阶层在中国社会中的巨大影响力，于是采取自上而下的传教方式，并当众向孔子像敬行大礼。1865年接受中国政府聘请，任同文馆英文教习。1869年获独立传教士资格，不久全面负责同文馆事务，后又担任过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一生致力于通过发展世俗教育，使基督教文化深入中国，1916年在北京逝世。入华之前，丁韪良已熟读“四书”、“五经”，也是当时中国国内以新式目光看世界的首部书籍《万国公法》的翻译者。在宁波期间，韪良拜张斯桂为师，学习中文。徐继畲在出版《瀛寰志略》后，受到朝中言官弹劾，引起闽浙两地维新先觉之士强烈愤慨，张斯桂便是其中之一。斯桂曾熟读《瀛寰志略》，认为书中对乔治•华盛顿之评论乃点睛之笔，每每颂之，辄称道不已，感慨系之。

为纪念国父，美国政府决定建造华盛顿纪念碑，并于1848年7月4日安放第一块奠基石。总统波尔克亲临开工典礼，并向全世界广征纪念物。当美国政府向中国征集相关的纪念物时，由于中国的封闭和国中人士视野之狭窄，竟无相关可用之物，美国政府颇为失望。而恰在此时，丁韪良通过与张斯桂之交往，得知有一位中国官员对华盛顿不仅非常了解，且发表过相关评论。于是，他购得上等石料制碑，并通过张斯桂得到原文并泐之于石，汉字碑乃成。1853年，此碑漂洋过海到达美国，赠予美国华盛顿纪念馆。1862年，美国传教士伯驾，将碑文译成英文后发表，使徐继畬的言论事迹在美国不胫而走。尤其是继畬对华盛顿之赞誉言论，使美国朝野上下大受感动，引起很大反响。美国人感兴趣的是，在遥远的大清国，竟有一位官员如此推崇歌颂他们的国父华盛顿，同时也得知，他为此被中国皇帝免职。

古老中国的前进道路总是崎岖坎坷，步履维艰。《瀛寰志略》问世后，在国中难以流行，在日本却被一再翻刻，普及至一般读书人之中，于其明治维新，大有助焉。后来，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瀛寰志略》在国内的地位开始提升，总理衙门重印《瀛寰志略》，“中外（指京师与地方，笔者注）奉为指南”。徐继畲畲境遇亦有所变化。

同治三年（1864年），在罢职12年后，徐继畬以三品京堂供职于总理衙门，负责协办清廷外交事务。为表达对徐继畬的崇敬，1867年10月21日，美国第十七任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和国务卿西沃德，特请著名画家普拉特摹制斯图尔特所画华盛顿肖像一幅，由驻华公使蒲安臣[(AnsonBurlingame，1820－1870)，美国著名律师、政治家和外交家，著名废奴主义者]代表美国政府赠送徐继畬，并举行了隆重的赠予仪式。蒲安臣公使热情洋溢地致辞曰：“华盛顿‘与中国人民一样，坚信世界上每个人都能呼吸自由的空气；与中国人民一样，坚持孔子在2300年前就提出的一个原则：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对孔子这位世界级思想家充满仰慕之情。同时对继畬表示由衷的敬意，他谈道：“盖为我国之民所敬仰而深慕者，独有兄台一人而已！”徐继畬答辞称：“因思贵国中华盛顿首建奇勋，创为世法，以成继往开来之功，其必传于世无疑也！”一如既往地赞美美国的制度创新，并预言民主制度以其适应性和生命力，必将大行于世界。1868年3月29日，美国《纽约时报》在第十版对此作了专门报道。盛赞徐继畬是一位“勇于探索真理的科学家”。毫无疑问，此类中美之间早期文化交流，加深了彼此间的了解，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也成为中美寻求相互理解、促进友好的里程碑式的事件。

为此，继畬处境又有好转。同治五年（1866年）六月，补授太仆寺卿。翌年正月，继畬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即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第一所高等学校首任校长。于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初创期，继畬不辞辛劳，筚路蓝缕，与总署王大臣推出一系列激进的同文馆改革计划，但因倭仁等守旧派拼死阻挠而屡屡受挫，每日歔欷而不自得。同治七年（1868年），继畬为美国新教传教士、同文馆教习丁韪良所编中国第一部系统自然科学声光电化著作《格物入门》作序。翌年二月，继畬以老病乞休，奉旨以二品顶戴致仕。同治十二年（1873年），正值继畬中举六十周年，恩旨准其重赴“鹿鸣宴”，以惠耆年，并赏给头品顶戴。同年卒。美国学者称其为“世界公民”，而他自己仍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毕竟是大清奴才，处世为谨，幸得善终。

任何时代、任何国度，局限性都盖不能免，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封闭的大国就更显得超常严重。鸦片战争中，“天朝”大败，势在必然。而究其原由，朝野上下公论无非是“奸臣误国”，“忠良蒙难”，而断难想到自身制度之落后。宣宗茶饭不思，反省多日，认为自己“总因朕无知人之明，自愧之恨”；舆论直指鸦片战争中接替林则徐为钦差大臣的琦善“向洋人示弱，惰我军心，助彼毒焰”，因而导致失败，于是皆切齿于琦善而以为罪魁。总之，皇帝无过，罪在万方，更不可能思及制度之优劣。而徐继畬却能够独步千古，放眼世界，对遥远异邦的新兴制度的称颂和对他国领袖的赞许，无形中就是对本国制度弊端的反思和天朝皇帝的审视。继畬在《瀛寰志略•自序》中曾云：“荟萃采择，得片纸亦存录勿弃。每晤泰西人，辄披册子考证之。于域外诸国地势形势，稍稍得其涯略。乃依图立说，采诸书之可信者，衍之为篇，久之积成卷帙。”在书中，继畬曾清晰而准确地告诉国人，地球的另一边，有一个与中国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以赞美的笔触写道：乾隆四十七年，华盛顿立国，“谢兵柄，欲归田，众不肯舍，坚推立国主”；但华盛顿却认为“得国而传子孙，是私也”；“当择有德者为之”；“其总统以四年为任满，再任则八年耳”。他告诉国人，只需有“德”，美国的任何一位平民皆可能被推选为“国主”。而中国世代“得国而传子孙，是私也”。继畬由自然而至地理，由地理而至社会，分析得如此透彻，真目光如炬者也。他同时认为，美国国家政治的民主共和制虽属原创，却与中国“三代（即唐、虞、夏，笔者注）”政治中的“禅让”、“天下为公”等古道不谋而合，西方民主制度之内涵“符合孔子遗意”。真可谓宏旨高论，字字珠玑。更为重要的是，他已预言，美国所实行之“世法”，“必传于世无疑”，因其所代表的是世界发展的必然大趋势。这些毫不掩饰地推崇世界其他文明体系的言论，皆属突破时代局限的超前思维和卓识远见。

《瀛寰志略》问世后，不知惠及多少失路迷茫之人。康有为和梁启超皆曾表示，其政治信仰的启蒙教材是一本地理书，名曰《瀛寰志略》。康有为曾云，阅读此书后，他才“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康南海自编年谱》）；梁启超中举人后，“从坊间购得《瀛寰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三十自述》）”。因此不难看出，在康梁目中，此书不仅是科普著作，更是政治教科书。因为在为读者介绍世界地理知识的同时，此书还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观。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一个由许多互相竞争的国家所构成的多元世界；在中华帝国的文明之外，同时存在和发展着印度文明、穆斯林文明和欧美文明等多种文明方式。而美国方式在诸多方式中位居上乘，令人神往，且必大行天下于未来。

翰林为史官，由来久矣。在修书与治史的过程中，折射出来的是其深厚的学养才智，是为天地立心的壮志豪情。其实，史家诸多精彩之论，断难仅从所谓客观史料中必然推演出来，其间渗透着明察秋毫般敏锐，由表及里之颖悟，以及对万物机理之洞见，天地玄妙之探求。继畬未曾踏出国门一步，然以太史之敏锐和朝臣之使命感，受泱泱大国“面对来犯者而束手无策”现实之刺激，不以饱学夸世，不屑官场营营，于“曲笔天诛、直笔人戮”之夹缝中有所作为，潜心收集世界各国地理史料以及新奇见闻，以惠国人，免去我中华“举国昏昏、上下噩噩”之尴尬，实属先知先觉者也。同时，亦可视为先哲老子“不出户，知天下”之著名论断之现实应验。

当今，前来参观华盛顿纪念碑的人们，尤其是华人，总要找到这块中文碑石，品读这段撰成于160余年前之杰作。阅罢，对于老前辈之前瞻灵感及预见能力，钦佩与嘉许不禁油然而生。而躬身自省，又难免羞赧与自艾。稍感安慰者，此番境遇尚未出先师孔子之所料：道不行，乘桴浮于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