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之林耀华先生

中年之林耀华先生全家福

晚年之林耀华先生

林耀华先生撰《金翼》三联书店2007年版封面

中国当代著名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家林耀华先生，笔名志贡、述真，男，1910年3月27日出生于福建省古田县岭尾村的一个小康之家，世代务农。其父名寿年，始兼营商业，因打输官司，深感不通文墨之痛，因而发誓培养诸子读书。先生乃家中季子，深得父母偏爱，故而发蒙较早。清末民初,国学影响尚浓,西学之风亦炽。其五岁入私塾，每日读经书诗文，奠定国学底蕴；后又入教会小学学习英文，打下西学之基。在这般氛围中,成就了那一代学人之“中西合璧”。这种知识结构，对先生日后从事学术研究，所起作用甚大。

1928年，先生考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32年获学士学位；同年考取本校研究生，师从中国社会学开山祖师吴文藻先生。其时，中国的民族学、社会学，尚处于模仿、照搬西方模式阶段。教材、教员皆为“进口”。吴文藻先生从编写中文教材人手，加入有关中国国情的内容。继而旗帜鲜明地提出“将民族学、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其慧眼识人，循循善诱，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平生乐事，将一时之俊彦聚集于门下。林耀华先生与费孝通、瞿同祖、黄迪，皆出生于庚戌年（1910），生肖为犬，出入于吴文藻先生之门，被谢冰心师母戏称为“吴门四犬”，成一时佳话。

1935年，先生利用从闽东田野调查得来的第一手资料，完成硕士论文《义序的宗族研究》，以社会学理论视角，将私塾时期所获得的国学知识与乡村民俗具体事例融为一体，驾轻就熟，对中国宗族社会的结构功能进行了深入分析，获硕士学位，从而崭露头角，引起学界重视，并获吴文藻先生激赏，留校任教；1937年，复得吴文藻先生力荐，入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师从著名学者胡顿（E·A·Hoot on）、科恩（C·S·Coon）。1940年，完成学位论文《贵州苗民》，获哲学博士学位。该文广征博引，精确考证了贵州苗民52支系之分布现状，并简略描述各支系之饮食、服饰等习俗，是先生西南少数民族研究的发轫之作。

先生毕业时，祖国正遭受日寇入侵，满目疮痍，血战正酣。故而束装就道，归国效力。1941年底，先生辗转至昆明，加入燕京、云南两大学田野工作站。半年后，又被吴文藻先生派往成都燕大接掌社会学系。此后，先生连续数年，利用暑期之暇，先后考察凉山彝族、康北藏族和川康北界嘉戎藏族。其中尤以对凉山彝族之实地考察，收获最丰。先生以对西南少数民族研究特别是对彝族的研究，实现了其对汉人社会研究之后的学术延伸与扩展。此前在哈佛大学，先生曾接受过系统的跨文化研究训练，少数民族便已开始成为其学术兴趣点之一，并一直等待、寻觅着恰当的时机与切入点。1943年，先生得到中国抗建垦殖社、美国罗氏基金会（今译作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哈佛—燕京学社等三个机构共同资助，得以深入凉山彝区，进行全方位、多角度、多层面的人类学调查，历尽坎坷，有惊无险，最终顺利完成预定任务，安全返回成都。并完成了《凉山彝家》（1947），被国内外学界视为中国民族学的经典之作。此般过人胆略与奇特经历，被人类学界广为传颂，视为楷模。此后，先生又先后于1975年、1984年两次重访凉山，进行跟踪调查，尤其是与当年彝族向导里区打吉及其后人所建立的真挚友谊，深得赞誉。

1952年起，先生任中央民族学院（1994年更名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终身教授；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近五十年间，孜孜以求，颇多建树，成为不存争议的当代民族学巨擘。

 1953年8-10月，先生受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派遣，率队到黑龙江和内蒙古，对达斡尔人进行民族识别。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在先生主导下，调查组完成报告明确提出，达斡尔人虽在历史上与蒙古族同源，但经过长期演变，业已形成不同特点与各自的认同意识，宜以识别为单一民族。1954年，中央确认这一意见，达斡尔族成为我们民族之一；1954年5-10月，先生再度受命，率队到云南，对彝、壮、傣、哈尼等族的不同支系进行识别。调查组经认真调查与缜密分析，完成研究报告，除确定了诸多群体的彝、白、傣、苗、哈尼等族属外，还对68个具有不同称谓的族体进行定名或归并。

 1956年后，先生将工作重点转向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和对外（前苏联）学术交流，但仍积极推进并参与民族学应用研究。1958年，先生受命参与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并担任云南组负责人之一，后又曾为主持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形态研究而奔走各地，直至“文化大革命”爆发，才不得不嘎然而止。

 文革中，先生横遭迫害，困而修德。改革开放以后，先生积极推动民族学人类学发展，在学科建设、教学改革和确定研究专题等方面，均有切合实际的设想与周密安排；组建民族学系，招收研究生，形成学术团队。承传吴文藻先生衣钵，积极创造条件，力荐众弟子赴海外留学。为整体学术发展，奠定了牢固基础。在中国学术界，林耀华先生之学术代际传人与专题研究，研究主题明确，学术谱系清晰，学脉传承有序，门生遍及全国，并发展之海外。济济多人，已成一大学派。

1980年10月，中国民族学会成立，先生出任创会副会长，可谓名至实归。2000年11月27日，林耀华先生病逝于北京，享年90岁。

在长达六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林耀华先生笔耕不辍，勤于著述，成果颇丰。除前述之《金翼》（The Golden Wing: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Chinese Familism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nl 1947、《凉山彝家》（1947年，商务印书馆）之外，另有《原始社会史》（主编，1984年，中华书局）；《民族学通论》（主编，1990年）与《凉山彝家的巨变》（1995年，商务印书馆）等。其中以《金翼》之学术影响最大。先生于1940年获博士学位后，利用余暇，根据其早年在闽东家乡的生活经历，以及1936-1937年间两次从事田野调查所获资料，采用小说体例，集真实性、历史性与理论性于一体，叙述了两个家族在中国传统文化与小农经济背景下，在面向的商品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如何调整、适应，以求生存与发展的真实经历。也记述了因不能适应而导致衰落的严酷现实。其中一家度过逆境继续繁荣，另一家最初兴旺而后却衰落。书中人物与故事，时间跨度为辛亥革命之后的三十余年；而发生地域，主要是福建闽江中游的乡间村落；而社会分工涉及农业、商业，关注领域涵盖经济、文化乃至政治。从而再现了当年中国农村生活的情景及经济变迁的断面。作者透过大大小小的事件叙述，从微观到宏观，超越了某个家族、某个地区的范畴，而赋予其于社会学上的普遍意义。因包含着作者的亲身经历与自己家族历史，故显得真实而深入，是中国乡村社会与家族体系的缩影。此著先后有中英文七个版本面世，被当代国内外诸多大学与科研机构规定为民族学专业学生必读经典书目之一。

2000年4月，在世纪之交黄沙弥漫之春日里，在云遮树掩、氤氲惨淡的斜阳下，耀华先生于府上接受笔者专访。笔者有幸亲耳聆听这位世纪老人、学界泰斗谆谆教诲，并完成《林耀华先生访谈录》。先生曰：“民族学人类学家，不时会遇到如下道德难题：即应当如何对待你所考察的异族社会中的“人权”问题。对待该问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我们的任务仅仅在于“客观”地理解和描述人类的生存状态和实质，而要做到客观，就应当对所见到的一切袖手旁观。另一种则认为，我们不仅要观察、理解这个社会，而且还有责任使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而既然是有这种责任，就不应对你身边发生的苦难视而不见，麻木不仁。显然，我是倾向于后一种观点的，尽管它并不总是与人类学家的文化相对主义价值观相和谐。事实上，当时真正让我困惑的还不是奴隶制度是否合理，而是那种处在与主人的友谊及对奴隶的同情之间的两难选择。陷在这种道德两难的人无疑是痛苦的，我就是这种痛苦人群中的一个。至今我也未能找到解决上述问题的两全之策，不知你们这一代人有何妙法？”然而，先生无疑认同并选择后者。这与以“兼济天下”为己任之传统理念息息相关，又足以体现先生之高尚人格与博大境界。

纵观林耀华先生一生，主要成就有四：一是二十世纪30年代产对福建义序与金翼黄村宗族乡村的研究成果，推动了中国宗族学说于国际学术界的传播，成为此后中国汉族社会组织与结构比较研究的基本参照与出发点；二是二十世纪40年代深入凉山彝家，进行实地考察，并完成对凉山社会首次系统研究，促进了中国民族学界田野调查范式之形成；三是二十世纪50年代，参与指导的民族识别，论证了中国文化多样性的事实，率先完成了直接实现民族平等的早期应用性实践；四是致力于对学术团队的培养，循循善诱，奖掖后进，历时数十年，形成了跨越代际的专家群落，关联性系列专著不断问世。足迹踏遍长江南北，声名远播大洋彼岸；探凉山而享誉士林，展《金翼》而遨游天际；著述等身，桃李满园。因而无愧于“学界泰斗”之地位、“一代宗师”之称号。

永君按：此文乃应约而作。已发表于香港高端学刊《国学新视野》2015年秋季号，题目为《林耀华先生传略》。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