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真人画像

长春真人与成吉思汗论道图

北京白云观影壁

北京白云观山门

道教乃中国本土宗教，根植华夏，博大精深；全真道乃道教主流，清气氤氲，影响深远。长春真人丘处机上承五祖，集其大成，旁参儒、释，贡献实多；而白云观乃全真道丛林之首，长春羽化之地，灵光闪烁，仙风习习，位崇誉盛。现就所知予以展示，以飨读者。

一

丘处机乃道教全真派“北七真”之首，曾万里西行，会成吉思汗与西域。对蒙元立国方略及施政方针之确定，影响甚巨，并直接作用于此后中华文明之进程。其为华夏文化代言，为中原黎民请命，所依托者，道教也。其上溯轩辕，源出老子，集千载幽光于一体，融百代真气于一炉，故玄奥莫測，博大精深。成吉思汗久慕高名，思睹真身；一朝得见，言听计从。魅力何来，渊源有自焉。

道教溯源，乃春秋战国时代之道家，又称“道德家”。作为当时重要学派之一，其以春秋末年之老子所著《道德经》为基，以“道”阐释宇宙万物之本源、本质、构成及其法则、规律、衍变，主张“道法自然”、“顺其自然”，提倡“清静无为”、“守雌守柔”、“以柔克刚”；认为“天道无为”，“万物自化”，“鬼神主宰”；崇尚“小国寡民”、“无为而治”。老子身后，道家内部因各有侧重而分化形成不同派别，究其显者，有庄子学派、黄老学派、杨朱学派、宋尹学派等，尤以庄子学派、黄老学派影响尤大。

有道必有术。作为道教之另一源头，乃方术，二者并进互补，相得益彰。按当今学术术语解释，道属于理论层面之升华；而术则为技艺层面之应用。时至战国末年，道家门徒以道驭术，活跃非常，逐渐形成“方仙道”，可视为“道教”之初始形态。其开山祖为琅琊人河上公，其注解《老子》之《河上公章句》，乃成书最早、流传最广、影响最大之道教经典。

汉西初年，文景二帝为江山永固，休养生息，采黄老清静之术，以治天下,使黄老学说蔚然成风。武帝时，虽“独尊儒术”，然儒家亦崇拜黄帝、老子。此时，黄老之学又与神仙家、阴阳家、五行家、方技家、术数家等经整合而融汇，随融汇而丰满。桓帝曾亲赴陈国苦县，亲祀老子，与士人及民间对老子之崇拜形成合力，使黄老学说地位陡升，宗教色彩日浓。并借鉴已从印度传入之佛教规制，奉老子为主神，斋戒祭祀，尊《老子》五千言为《道德真经》，道教形制初备，曰“黄老道”。

而“五斗米道”之横空出世，则为道教正式形成之标志。其又称“正一道”、“天师道”等，乃东汉顺帝时，由张道陵在四川鹤鸣山（今成都市大邑县北）创立。据《后汉书》载，凡入道者，须出五斗米，故得此名，而教徒尊张道陵为天师，又称“天师道”。其后，太平道青出于蓝，发展迅猛。东汉灵帝时，有名张角者，巨鹿人氏，自称大贤良师，奉“黄老道”，以《太平清领书》为经典，传播道教，教练弟子，以“跪拜首过”、“符水咒语”为人治病。历十余年，徒众至数十万。东汉末年，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口号，于中平元年（184年，岁次甲子）举事，加入者皆头戴黄巾，以为标志，张角称“天公将军”，其弟张梁、张宝分领“地公将军”、“人公将军”。义军于各地焚烧官府，攻占州郡，旬月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直至汉献帝建安初年（196），方被曹操降服。其后，太平道式微，逐渐融于五斗米道。

魏晋时期，道教分化为上层士族之“丹鼎道教”与下层民间之“符水道教”。东晋时期之茅山道士人葛洪，号“抱朴子”，将玄学之高旨奇趣、儒家之“名教纲常”及道教之“神仙方术”融汇整合，构建起一整套长生成仙体系，为上层士族“丹鼎道教”奠定理论基础。而下层民众中，道教传播亦未尝中断，巴蜀地区之“天师道”继续发展，其以符咒等方术治病驱鬼吸引下层信众，后世以“符水道教”名之。其声势浩大，凝聚力强，动辄与统治者分庭抗礼，冲突不断。西晋末年，天师道首领范长生，曾支持李特、李雄父子领导流民举事，割据西南，建立成汉；东晋刘宋之交，江左曾爆发天师道信徒孙恩、卢循曾起义，历十余载，乃至东南震动，江山易主。

南北朝时期，道教得到长足发展。寓目北朝，北魏入主中原，鲜卑拓跋部主政。为消除中原汉人之反抗，主动实施汉化政策。太武帝秉政时期，热衷并礼遇道教，大力支持嵩山道士寇谦之对天师道之改革。谦之改制之总则，乃革除“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而“专以礼度为首，辅以服食闭炼”。废除祭酒等道官私授教职之法及教职世袭制度，并规定：信徒不得随意改投道官；道官招收弟子应考察三年；革除“入道者须交纳五斗米”之旧制，改为道徒仅需岁纳“纸三十张，笔一管，墨一梃”；宣称只要严守修道戒律，认真斋功礼拜，即可得道成仙。改革后之天师道，奉老子为太上老君，理顺并简化道教群仙系统，将纷乱无章之民间道教提升至宫观道教水平，使其成为朝廷认可并接受，且上至贵族下至平民均能信奉之正统宗教。谦之设立道坛，以礼拜求度为主，辅以炼气服食；并首创帝王受道教洗礼之登坛受篆制度，谦之宣称，太上老君亲授太武帝“太平真君”封号，遂改年号为“太平真君”；太武帝因此而成”道士皇帝；使道教亦升华为“庙堂宗教”，成事实上的“国教”，天师成“国师”。经此巨变，道教大盛，面目一新。史称“新天师道”或“北天师道”。

而纵观南朝，情形亦大体近之。而著名道士陆修静与陶弘景，贡献至大。限于主题及篇幅，故在此不表。

南北朝阶段，儒释道三教成鼎立之势。为各自扩大社会影响，争夺正统地位,时而唇枪舌战，相互辩难；时而彼此调和，各领风骚。究其原因，在于尽管话语体系不同，尊崇偶像有异，然终极指向，却皆可被士大夫阶层所接受，三教圆融之态初显，兼容并包之象略备。

隋唐两代尤其是唐代，道教进入全面发展、繁荣时期。隋文帝重佛教，规定三教次序为“佛为先，道为次，儒为末”。然隋祚短暂，好景不长。大唐代隋，情势骤变。因道教所奉教主老子与唐宗室同为李姓，于是尊尊老子为始祖，自称“神仙苗裔”。高祖李渊颁《先老后释诏》曰：“老教孔教，此土先宗；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令老先、孔次、末后释。”道教地位陡升，成为“国教”，至高宗时，以《老子》为上经，令王公百僚皆习，列入科举取士考试内容；唐代一改魏晋以降道教信众不甚重视老庄著述原典，而仅读各种《注疏》之旧习，老子之《道德真经》与庄子之《南华真经》（唐玄宗诏封），被列为“道藏太玄部”首经，成为流传最广、影响最大之道教经书。玄宗为老子上“太上玄元皇帝”尊号，崇道之状，无以复加。且道教“清静无为”之理念，即可用于治国弭乱，又可助于养生延年；其法术更可佐国济民，安邦济世。唐玄宗时期，道教获得全面发展，繁荣兴盛，达到高峰。

继唐代以后，宋代乃道教又一个繁荣时期。四百年间，内忧不断，外患频仍，神州陆沉，生灵涂炭。生活之艰辛，内心最苦难，令王公贵胄、高官文士青睐神灵，亦促使芸芸众生皈依宗教，以寻求精神寄托与慰藉。无论从宋帝对道教之态度，还宋廷对道教之管理，均可体现出道教影响之扩大，地位之提升。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道教神祗，乃一开放体系。随时间推移，不断有新成员加入，且亦人亦仙，半人半仙。前朝如此，宋代亦然。如“妈祖”由东南一隅走向江河湖海，成航运业守护神，渔家水手顶礼膜拜；“文昌帝君”成为科举之神，主宰士人功名利禄，护佑科场举子博取功名等。道教八仙，即铁拐李、汉钟离、张果老、蓝采和、何仙姑、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属凡人通过修道而成仙之典型。其起源于唐，发展于宋、元，定型于明代。而八仙所分持之檀板、扇子、洞箫、渔鼓、宝剑、葫芦、荷花、花篮等八物，被唤作“八宝”，民间认为带有仙气，而备受青睐。而“八仙过海”、“八仙献寿”等传说，亦脍炙人口，妇孺皆知。八仙宫遍及各地，其主要殿堂名八仙殿，专门供奉八仙神像。八仙之择取，分别代表男、女、老、少、富、贵、贫、贱，与市井生活十分贴近，生动活泼，亲切自然，亦可视为俗界与仙界沟通之桥梁。

二

唐宋时期，宗教发展之新趋势逐渐分明，即“三教合一”。而究其原因，首先来自朝廷层面之整合。中国政治制度之总体走向，乃专制集权，而对集权形成掣肘之一切因素，均予无情打压。秦汉以降，儒释道三足鼎立，并行互补。而汉武“独尊儒术”后，儒学登堂入室，成为中坚。设立官学，儒生食禄。隋唐以降，创立科举制度，且发展迅猛，日趋完善，儒士通过考试而获取功名，进而出将入相，立命安身。唐代，对僧道之管理，亦有专规。各依其籍，三年一造册，一式二份，一份存于州县，一份上报朝廷，僧册报祠部，道册报宗正（管理李姓宗室之机构，以道教教主李耳之故，道士以宗室视之）。唐文宗时，设左右街僧录，专司对寺院及僧尼事务之管理；宋因之，改称僧录司。

宋代诸帝，对道教深信不疑，徽宗甚至自称“教主道君皇帝”。特于都城设道录院，于地方设道正司，加强对道教之管理；宫观内部管理之一系列规章制度亦随之完善，凭借对宫观设立之审批与限制，以加强对道教之管理。并设置道冠职官制度，对道士入道年龄、程序、戒律、礼仪等，均有详尽规定。对道士封号，亦有严格标准。设道官二十六阶，道士可依阶各享俸禄。为后世道教之发展，确立基本框架，奠定坚实基础。在朝廷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方面，宋代堪称走在前面，

而另一方面，各教内部自身建设之完善，亦在进行中。因大德辈出，门派林立，信徒众多，寺院广布，若无规无序，则困于纷争，难以凝聚，缺乏引力，影响发展。而佛教禅宗一脉横空出世，后来居上，与其注重立规、悉心恪守息息相关。

佛门清规，乃丛林众僧日常遵行之规制。中国最早之清规，乃东晋高僧道安所立《僧尼轨范》，今已不传。影响至大且沿用至今者，首推《百丈清规》。其为马祖、百丈师徒二人所创之丛林制度，，史称“马祖建道场，百丈立清规”。

佛教古律旧规，一向排斥劳作，认为掘地、除草、种树等，皆属“不净业”，僧众不可为之。而禅宗主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依豪奢堂殿、经像、法物，自六祖惠能以降，诸多开山祖师，皆亲事劳作，以身作则。随着禅宗影响不断扩大，与古律旧规矛盾尖锐，冲突日显。而禅宗僧众，以前多寄住于律寺之中，后因参修禅法者日增，独立禅堂之需迫在眉睫，因此，马祖率众开山，另建禅寺，称为“丛林”。而有丛林则必有相关制度，于是，马祖弟子百丈禅师苦心孤诣，孜孜以求，制定出一整套戒律清规以便于禅院事务之管理，系统而严谨，世称《百丈清规》，分上、下两卷计九章。卷上为祝厘章第一、报恩章第二、报本章第三、尊祖章第四、住持章第五‘卷下为两序章第六、大众章第七、节腊章第八、法器章第九。于阐释佛理、制订规制、生产方式、生活内容等方面，多有创新，从而为禅宗发展扫清障碍，居功至伟。道一从理念层面开辟为禅学指明方向，而怀海则从实践层面完善了禅学之具体内容。其所定《丛林要则》二十条如下：

丛林以无事为兴盛；修行以念佛为稳当；精进以持戒为第一；疾病以减食为汤药；

烦恼以忍辱为菩提；是非以不辩为解脱；留众以老成为真情；执事以尽心为有功；

语言以减少为直截；长幼以慈和为进德；学问以勤习为入门；因果以明白为无过；

老死以无常为警策；佛事以精严为切实；待客以至诚为供养；山门以耆旧为庄严；

凡事以预立为不劳；处众以谦恭为有礼；遇险以不乱为定力；济物以慈悲为根本。

百丈禅师之禅法，既具北宗渐修之风格，又具南宗直指之取向，信众因根器不同，可各取所需，各得其益。因而广被接受，影响日深。《百丈清规》问世千余年来，虽屡经删修，但始终以此为蓝本。一直是历代寺院的基本法规和禅宗僧侣必须遵循的基本规戒。怀海既是立法者，亦为实行者，他倡导“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将禅学落实于日常生活中。宋儒曾彷效此清规而创立书院，辩章学术，传承文明；而道教全真派祖师王重阳，全面参照禅宗理念及修行方式，对后世道教之发展，贡献尤卓。

两宋之交，王重阳创“全真道”于陕西终南山。重阳曾传教布道于山东宁海(今山东牟平)，自题所居为“全真堂”，凡入道者，皆称“全真道士”，因而得名。重阳苦行以修道，倡导乞食，主张道士屋舍，仅遮风雨即可。汲取儒﹑释部分思想，主张“三教同流”、“三教合一”。从儒释道三教各取其一，规定以道教之《道德经》﹑佛教之《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与儒教之《孝经》为主要经典，各取其一，兼收并蓄。教人“孝谨纯一”、“正心诚意”、“少思寡欲”。提倡以个人隐居潜修为主，不尚符籙，不事黄白之术。认为“清静无为”乃修道之本，只有除情去欲，心地清静，方可返朴归真，识心见性。注重修炼“性命”，认为“性者神也，命者气也”；“气神相结，谓之神仙”。且规定修道者必须出家，并忍耻含垢，苦己利人，戒杀戒色，节饮食，少睡眠。宣称“以柔弱谦下为表，以清静虚无为内，以九还七返为实，以千变万化为权”。将佛教禅宗丛林制度全面引进，将道教宫观亦称“丛林”。并撰《重阳立教十五论》，作为全真道士之行为规范。同时借用儒家宗法制度，以加强全真道内部之严密性，并以儒家伦理作为立教之根据。总之，“三教合一”之状甚明，“参佛汇儒”之势彰显。从而为道教后世之发展，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

三

宋金之交，全真道乘势而兴，大展其用，而丘处机（亦作邱处机，乃因孔子避讳，改丘为邱）居功至伟。处机，字通密，号长春子，登州栖霞（今属山东省）人。年二十，拜全真道祖师王重阳为师，备受激赏，从师四年，重阳羽化。临殁，嘱其学道于马丹阳，遂从马丹阳、谭长生、刘长生等四人，护重阳灵柩，归葬终南山下。庐墓三年，极尽师徒之礼。后各奔西东，传道修业，处机先独居磻溪六载，再赴龙门，悠悠七稔，专心致志，艰辛备尝。后世道教之龙门派，亦称北派者，即以其修道于龙门而定名。其间，修道每有心得，必随时赋诗以记，流传甚广，声誉日隆。后因金朝京兆统军夹谷公礼请，遂还归终南，弘扬全真至道。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处机应金世宗召，自重阳故居赴中都（今北京）。世宗求道甚殷，就近安置于万宁宫之西，一年之中，屡次召见。处机乃对世宗作“持盈守成”之诫，影响深远。居京期间，尝奉旨塑王重阳像于宫观，并职“高功”，主持“万春节”醮事，事毕，处机还山心切，屡屡请辞。是年八月，世宗俞允，赐钱十万，谢而不受。不久，世宗崩，章宗继位。处机回到故乡栖霞，大修道观，安置信众。自金泰和三年（1203）始，任全真道第五任掌教，时间长达二十四年。

时宋金激战，宋军收复栖霞，宁宗久慕处机道望，遣使召请南行，命元帅彭义斌遣军护卫，处机坚辞不行。是年五月，成吉思汗于西征途中，自奈蛮国遣近臣札八儿、刘仲禄，远涉间关险阻而至，持诏诚邀处机西行。诏曰：

七载之中成大业，六合之内为一统。是以南连蛮宋，北接回纥。东夏、西戎，悉称臣佐。任大守重，惧有阙政。且夫刳舟剡楫，将以济江河也。聘贤选佐，将以安天下也。朕践祚以来，勤心庶政。三九之位，未见其人。伏闻先生体真履规，博物洽闻，探赜究理，道冲德著，有古君子之遗风，抱真上人之雅操。今知犹隐山东旧境，朕心仰怀无已。山川悬阔，有失躬迎之礼，朕但避位侧身，斋戒沐浴，选差近臣，备轻车，不远数千里，谨邀先生，暂屈仙步，不以沙漠远行为念。或忧民当世之务，或恤朕保身之术。朕得亲仙座，惟先生将咳嗽之余，但授一言斯可矣。

渴望之诚，跃然纸上。刘仲禄奉命为请师专使，带蒙古亲兵二十人，一路探访，来到登州。丘长春却一反常态，立即应允。于是精选弟子十八人相从，启程北行，到了燕京行省(北京)。所经之处，遇者辄求诗作墨宝，因有此一纸，即可免元兵杀戮。后蒙古用兵中国，官民尽得丘长春全真道之庇护，究其善因，乃种于此时也哉。

处机抵燕京时，成吉思汗因西征而行远，处机徒发望尘之叹。据《辍耕录》，尝进表陈情云：

登州栖霞县志道丘处机，近奉宣旨，远召不才。海上居民，心皆恍惚。处机自念谋生太拙，学道无成。辛苦万端，老而不死。名虽播于诸国，道不加于诸众人。内顾自伤，衷情谁测，前者南京（指金朝，笔者注）及宋国，屡召不从，今者龙庭，一呼即至。何也?伏闻皇帝，天赐勇智，今古绝伦，道协威灵，华夷率服。是故便欲投山窜海，不忍相违。且当冒雪衔霜，图其一见，盖闻车驾只在桓抚之北，及到燕京，听得车驾遥远，不知其几千里。风尘澒洞。天气苍黄，老弱不堪，切恐中途不能到得，假之皇帝所，则军国之事，非己所能。道德之心，令人戒欲，悉为难事。遂与宣差刘仲禄商议，不若且在燕京德兴府等处，盘桓住坐，先令人前去奏知。其奈刘仲禄不从，故不免自纳奏帖。念处机肯来归命，远冒风霜，伏望皇帝早下宽大之诏，详其可否。兼同时四人出家，三人得道，惟处机虚得其命。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伏望圣裁。龙飞年三月日奏。

至十月间，成吉思汗在邻近印度边境，遣使奉诏，再邀西行。诏云：

成吉思皇帝敕真人丘师省，所奏应召而来者，具悉。惟师道逾三子，德重多方。命臣奉厥元纁，驰传访诸沧海。时与愿适，天不人违。两朝屡召而弗行，单使一邀而肯起。谓朕天启，所以身归。不辞暴露于风霜，自愿跋涉于沙碛。书章来上，喜慰何言。军国之事，非朕所期。道德之心，诚云可尚。朕以彼酋不逊，我伐用张，军旅试临，边陲底定。来从去背，实力率之固然。久逸暂劳，冀心服而后已。于是载阳威德，略驻车徒。重念云轩既发于蓬莱，鹤驭可游于天竺。达摩东迈，缘印法以传心。老氏西行，或化胡而成道。顾川途之虽阔，瞻几杖以非遥。爰答来章，可明朕意。秋暑，师比平安好。旨不多及。

由是，处机不辞险阻，率弟子李志常等一干弟子前往。历时三年，行程万里，到达邪迷思干城。再过铁门关。1222年，以七十四岁高龄，与成吉思汗相会于大雪山（今兴都库什山）之阳。

成吉思汗对丘处机礼遇甚重，言听计从。呼为神仙，而避唤其名。处机则以儒、道两家之忠孝仁义，谆谆劝其戒杀而治天下。《元史•释老传》载：

太祖时方西征，日事攻战。处机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问长生久视之道，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太祖深契其言，曰：天锡仙翁，以悟朕志，命左右书之，且以训诸子焉。于是锡之虎符，副以玺书。不斥其名，惟曰神仙。

成吉思汗深是其言，欣然接受，史称“一言止杀”。同时，处机把握时机，对成吉思汗加以说服与感化。如本传载：

一日雷震。太祖以问处机。对曰：雷，天威也。人罪奠大于不孝，不孝则不顺乎天，故天威震动而震之。似闻境内不孝者多，陛下宜明天威，以导有众。太祖从之。岁癸未，太祖大猎于东山，马踣。处机请曰：天道好生，陛下春秋高，数畋猎，非宜。太祖为罢猎者久之。

成吉思汗既赐处机以虎符、玺书，等同于列土封侯之荣宠。其以间关万里之行，换得虎符玺书而归，不仅为道门增长声威，而全真师徒凭此便宜行事，护族佑民，倡仁戒杀，功德无量。《元史•释老传》载：

时国兵(元兵)践蹂中原，河南北尤甚。民罗俘戮，无所逃命。处机还燕，使其徒持牒，招求于战伐之余。由是为人奴者，得复为良。与滨死而得更生者，毋虑二三万人。中州人至今称道之。

居住一年，处机自北印度的边境返国，成吉思汗派骑兵数千，护送至燕京。二人此番过从，对其后蒙古--元朝之立国理念，影响至大。东归后，处机积极布道，使全真派乃至道教进入兴盛期。太祖十九年（1224）春，处机应蒙古国治下燕京官员之邀，主持天长观（今白云观）。三年后，成吉思汗下诏，将天长观更名长春宫，改天长观为长春宫。又敕修白云观，合而为一。并以万岁山、太液池赐之，更名为万安宫。赠“金虎牌”，并云“道家事一切，仰‘神仙’处置”，处机得掌天下道教。处机则参照禅宗《百丈清规》，在全真道以往教规基础上，完成《长春丘真人清规榜》。道教丛林制度建立后，道观主持亦称“方丈”，其它称谓亦多与禅宗趋同；道士亦称“出家人”，食素而不婚；唯无须剃度，从中土之俗让他蓄发、冠巾。《清规》之制定，对道教之发展，贡献卓著。

是年七月初九日，处机仙化于兹，享寿八十。城中三日瑞香氤氲，世人称奇。至元世祖时，追尊其为“长春演道主教真人”。为纪念“丘神仙”之无量功德，道教信众定其生辰（夏历正月十九日）为“燕九节”，岁岁庆祝，至今不衰，早已成为京津一带著名风俗之一。

元世祖时，处机高足尹志平等，世奉玺书，袭掌其教。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加赐金印。其余门人，分符领节，各据一方，承丘祖余泽，继长春遗志，传播教化，庇护黎民，芸芸众生，免遭涂炭。追怀千古，感佩莫名。

四

白云观位于当今北京西便门外，乃中国道教协会办公地之。前已述及，其原名天长观，乃唐开元二十六年（739）玄宗为奉祀圣祖玄元皇帝老子而建，至今已有近一千三百年之悠久历史。唐玄宗为“斋心敬道”，奉祀老子，特建此观。观内至今还有一座汉白玉石雕老子坐像，据传乃唐代遗物。

金正隆五年(1160年)，天长观遭火灾，焚烧殆尽。大定七年(1167年)，敕命重修，历时七载方得竣工。金世宗赐名曰“十方天长观”，成为当时北中国最大道教丛林。因礼遇丘处机，特安置于此。泰和二年(1202年)，天长观再罹于火，仅余老君石像。翌年重修，改名曰“太极宫”。金宣宗贞祐二年(1215年)，国势不振，迁都于汴，太极宫遂逐渐荒废。

元初，丘处机（长春真人）自西域大雪山觐见成吉思汗后，东归燕京，赐居太极宫。当时宫观遍地瓦砾，一片凄凉。长春真人命弟子王志谨，主领兴建。遂大兴土木，历时三载，殿宇楼台，焕然一新。元太祖二十二年(1227年)五月，成吉思汗敕改太极宫为“长春观”。七月，处机仙逝于长春观。

翌年，长春真人首席弟子尹志平，于长春观东侧下院建“处顺堂”，以藏丘祖仙蜕。时至元末，争战连年，长春观原有殿宇，日渐衰圮，衰败不堪。

明初，以处顺堂为中心，重建宫观，并易名为白云观。清初，在王常月方丈主持下，曾对白云观进行大规模重修，基本奠定当今白云观之规模，可体现出最能代表全真道丛林之凛凛威仪与宏大气象。

白云观建筑分中、东、西三路及后院，规模宏大，布局紧凑。中路即中轴线上，以山门外照壁为起点，依次为照壁、牌楼、华表、山门、窝风桥、灵官殿、钟鼓楼、三官殿、财神殿、玉皇殿、救苦殿、药王殿、老律堂、邱祖殿与三清四御殿。

照壁又称影壁，位于观前，正对牌楼。壁上嵌有“万古长春”四个大字，出自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之手笔。其字体遒劲有力，令人叹赏不绝。牌楼原为棂星门，乃观中道士观星望气之所。后演变为牌楼，已失去原有观象之用。此牌楼建于明正统八年(1443年)，为四柱七层，取歇山式。山门为石砌的三券拱门，有门洞三，象征“三界”，跨进山门，则象征跳出“三界”而入神仙洞府。山门石壁上，雕有流云、仙鹤、花卉等图案，其刀法浑厚，造型精美。中间券门东侧浮雕中，隐一石猴，仅巴掌大小，已被游人摸得黝黑锃亮。老北京有传说云：“神仙本无踪，只留石猴在观中。”石猴乃神仙化身，游人以手抚摸，讨个吉利。观内共有石猴三只，均小巧玲珑，且分藏于不同地点，非细心寻觅者，实难一睹。故有“三猴不见面”之说。窝风桥为南北向单孔石桥。桥下无水。与观外“甘雨桥”，遥相呼应，象征风调雨顺。

灵官殿主祀道教护法神王灵官。神像为木雕，乃明代遗物。高约1.2米，比例适度，造型精美。红脸虬须，怒目圆睁，左手掐诀，右手执鞭，形象威猛。左侧墙壁上，有为赵公明、马胜画像，右侧墙壁上，有温琼、岳飞画像，即道教四大护法元帅。

钟楼、鼓楼，各立西东。于建筑布局上，与其他宫观截然相反。据称，元末长春观殿宇倾圮殆尽。明初重建时，以处顺堂(今称邱祖殿)为中心，保留原有钟楼，于钟楼之东，新建鼓楼，故成此格局。

三官殿内，奉祀天、地、水“三官大帝”。据传说，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

财神殿则供奉三位财神，中为春神青帝，左为文财神赵公明，右为武财神关羽。赵公明，亦称赵公元帅，元始天尊封为正一龙虎玄坛真君，统领招财、进宝、纳珍、利市四神。于是成为民间广泛供奉之财神。关羽，即关圣帝君，民间广为信仰，荫蔽范围极广，近乎全能之神，财神仅为其形象之一。

玉皇殿奉祀玉皇大帝。神像为明代木雕，高约1.8米，身着九章法服，头戴十二行珠冠冕旒，手捧玉笏，端坐龙椅。神龛前及两边，垂挂许多幡条，上绣颜色各异之篆体“寿”字一百，称“百寿幡”。左右两侧有铜像六尊，乃玉帝阶前四天师二侍童，均为明代万历年间所铸。殿壁之上，挂有绢丝工笔彩画八幅，分绘南斗星君、北斗星君、三十六帅、二十八宿，均为明清时期之佳作。

救苦殿奉祀太乙救苦天尊。天尊骑九头狮，左手执甘露瓶，右手执宝剑。道经云：太乙救苦天尊乃大慈大悲天神，专门拯救不幸堕入地狱之人。

药王殿奉祀唐代著名道士、医学家孙思邈。他著有《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著作多种，于中国医学药学领域，贡献极大，后世尊之为药王。

    老律堂 原名七真殿。供奉全真七子，即全真派祖师王重阳的七大弟子：中座为邱处机，左座依次为刘处玄、谭处端、马钰；右座依次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清代高道王常月，曾奉旨在此主讲道法，开坛传授戒律，求戒弟子，遍及神州；道门玄风，为之一振。后世为纪此盛事，便将“七真殿”更名曰“老律堂”，即传授戒律之殿堂。老律堂宽敞廓大，乃观内道士举行宗教活动之所。每日晨夕，众道士皆须上殿诵经；每逢道教节日或祖师圣诞，则于此设坛，举行斋醮法会。

邱祖殿奉祀全真龙门派始祖长春真人丘处机。殿内正中，摆放着一个巨大“瘿钵”，系以一古树根雕制而成。此钵乃清朝雍正皇帝所赐。传说观内道士生活无着时，可抬此钵赴皇宫募化，宫中必有施舍。丘处机之遗蜕，即瘗埋于此“瘿钵”之下。

三清四御殿为二层阁楼。上层奉三清，下层奉四御。三清像为明朝宣德年间所塑，高2米余，神态安详超凡，色彩鲜艳如初，富丽而不失古朴。四御即辅佐玉皇大帝之四位天帝，即勾陈上宫天皇大帝、南极长生大帝、中天紫微北极大帝和后土皇地祇。这些都是清代中期泥塑金漆沥粉造像，高约1.5米。殿前庭中，有鎏金铜鼎炉，乃明嘉靖年间所铸。香炉造型浑厚，周身雕铸云龙图案，共有金龙43条，精美异常，弥足珍贵。

白云观西路，有神特、祠堂院、八仙殿、吕祖殿、元君殿、文昌殿、元辰殿等。

进入西院，首先映入眼帘者，乃酷似骏马之铜兽一匹，走近细审，其造型竟为骡身、驴面、马耳、牛蹄，因此有“四不象”之谓。其正名曰“特”，神兽也，具有奇特功能，人若有不爽处，只要先摸自己，再摸其相同部位，即可手到病除。

八仙殿建于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殿内奉祀钟离权、吕洞宾、张果老、曹国舅、李铁拐、韩湘子、蓝采和、何仙姑等八位道教仙人。

吕祖殿建于清朝光绪年间，殿内奉祀吕洞宾祖师。吕洞宾是八仙中影响最大，传闻最广之仙人。其周游天下，化度世人，或隐或显，世莫能测。

元君殿奉祀道教女神。中座为天仙圣母碧霞元君，左座分别为催生娘娘与送子娘娘，右座分别为眼光娘娘与天花娘娘。四位娘娘之所辖，皆女子耽心之事，故而信众云集，香火甚旺。

文昌殿奉祀掌管人间科名禄位之文昌帝君。旧时，举子应试前，必参拜之，过后，亦当来谢。每逢文昌帝君诞辰，则行“三献礼”祭祀之。故而地位突兀，颇不寂寞。而文昌帝君两侧，一为孔子，一为朱子。虽称“三教合一”，然道教自身之之主体地位，可见一斑。

元辰殿俗称“六十甲子殿”，奉祀六子甲子神和斗姥元君。六十甲子源于中国古代的干支纪年法。即是用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与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循环相配，起自甲子，止于癸亥，一周期乃六十年。六十甲子神，乃六十位星宿，轮流值年，掌管一年之事。值年神，又称太岁神。对应某人生年之神，即本年神(本命太岁)。六十甲子神，皆各有名号。如甲子年出生者，其本命神则为甲子太岁金辨大将军。相传，礼拜本命神，即可获其护佑，百恶皆伏，所行大吉。

白云观东路，有三星殿、慈航殿、真武殿和雷祖殿。

三星殿，清朝时称“华祖殿”，奉祀神医华佗。白云观于2000年重修后，改为“三星殿”，奉祀福、禄、寿三星真君神像。

慈航殿，清朝时称“火祖殿”，奉祀火德真君。白云观于2000年重修后，改为“慈航殿”，奉祀慈航天尊（佛教称为观音菩萨）。

真武殿，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间。2000年重修，奉祀真武大帝。

雷祖殿，建于明英宗正统三年（1438年），所奉主神为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陪祀风、雨、雷、电等四位雷部天将。殿内神像，均为明代所铸铜像。

白云观后院，乃一清幽雅静之花园，名“云集园”，又号“小蓬莱”。其由三个庭院连接而成，游廊迂回，假山环绕，花木葱郁，绿树成荫。东有友鹤亭、云华仙馆，西有妙香亭、退居楼。布局紧凑，颇具匠心。花园中心，乃戒台与云集山房。戒台为道教全真派传授“三坛大戒”(初真戒、中极戒和天仙戒)之坛场，云集山房则为全真道律师向受戒弟子讲经说法之所。1989年，白云观曾在此举行建国以来首次全真派传戒仪典，盛况空前。

就本人而言，则更珍爱白云观所存元大书法家赵孟頫之《松雪道德经》及《阴符》刻石焉。

2001年6月25日，作为清代古建筑，白云观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坐为首都一大名胜，白云观以其古老独特之综合魅力、神秘厚重之文化承载，吸引着海内外众香客游人。每年春节，民俗庙会如期举办，届时，游人如织，摩肩接踵，举袂成幕，热闹非凡。白云观已成为人们了解中国道教文化与传统习俗之重要窗口，亦是中华民间信仰集大成之地。

余  论

儒释道在中国传统社会鼎足而三，缺一不可，而圆融互补，共撑国人精神大厦，真社稷之幸，民族之荣焉。

通过回顾长春真人丘处机之高品与白云观之风物，可清晰感受到，同为中华文化要素之儒释道三家，和而不同，相依互补，旁参融汇，凡两千年。虽时有冲突，然皆未伤元气，亦未尝消泯自身特色，体现出中华文化体系内协调不同理念之高超智慧。尤其于近世，动荡不已，社会转型，儒释道三家皆受重创，然“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中华文化之生命力之强大，超于寻常。

分而言之，儒学以昂扬的处世态度、入世的精神特质和利他的价值取向，教育并鼓舞着一代代志士仁人兼济天下、发奋进取，也成就了无数英雄豪杰的千秋伟业。道家重视人作为个体的存在价值，使在追求功名利禄的过程中遭遇挫折、失败之背运者，可获得抚慰与关怀。而道家鼻祖老子所倡导的“生而不有”、“长而不宰”、“利而不害”、“为而不争”等理念，代表着中华文化体系之顶级睿智。而佛教理念，对于以个体存在之生命，因出生之偶然与死亡之必然、自身之卑微与宇宙之浩大、欲望无边而能力有限等多种因素，而必然遭受之痛苦折磨，提供修行场所、理论依据与精神依托。佛家首倡众生皆苦，将痛苦视为生命之常态与前提；提倡六世轮回、因果报应，将此生之一切苦难的补偿移至来世。体现出豁达与超然。故而各有所长，各据其位。

通观三教，似可得出如下判断：就个性而论，强者尊儒，智者信道，慧者崇佛。对于一般人的一生而言，儒、释、道又可代表三种境界。血气方刚、欲建功立业时，一般都会以儒家信条为圭臬，发奋进取、自强不息；而遭遇挫折之后，气焰收敛，甚至心灰意懒时，开始理解道家学说之可贵，逐渐重视修身养性，享受生命；屡遭打击、万念俱灰之后，则往往避入空门，焚香吃斋、参禅打坐，体味万物皆空的境界，借以安慰伤痕累累之心灵。然就全真道理念而论，既提倡佛教之苦行悟道，又旁参儒家之入世进取，而不排斥修身养性，颐养天年，故极显睿智，令人神往。

就全真道第一丛林白云观而论，其海纳百川，兼收并蓄，依托道教灵活开放之神灵体系，将大量历史人物升至仙界，安享供奉，接受香火。亲切自然，与民同乐。在急需复兴传统文化，重构精神家园之当今时日，其作为民俗文化荟萃之圣地，道教精髓展示之平台，地位将更加突兀，光彩将愈发夺目。

永君按：此文乃应约而作，已刊发于《北京文史》2015年第3期，题为《丘处机与白云观》。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