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法师像

　　《早春二月》电影海报

　　　　《城南旧事》电影海报 

　　著名骊歌《送别》，乃由李叔同先生（弘一法师）于民国初年创作，一经问世即广获赞誉，心授口传；风靡海内，经久不衰；余音绕梁，三日不下。然于词之版本，曲之来源，却诸说互歧，莫衷一是。吾一向对法师顶礼膜拜，入广济寺主笔《高僧传》后，对其平生轶事愈加留意，因缘日深。迩来有暇，谨就所知，对词曲之来龙去脉予以勾勒、梳理，匆匆奉上，分享文友，更祈正于同道方家。

　　一

　　弘一法师（1880～1942）俗姓李，谱名文涛，又名成蹊，字惜霜，号叔同；祖籍浙江平湖，清光绪六年生于天津。父讳世珍，考中同治四年（1865）乙丑科进士，曾官吏部主事；后承祖业而从商，渐成津门巨富。阖家上下，虔诚礼佛，女眷多为居士。叔同者，世珍三子也，生有异禀，慧根独具。甫四龄，遭父丧，由长兄负责教养，督促甚厉；然得以就傅名师、熟读经典，乃致诗词曲赋皆能，金石书篆兼擅；弱冠即以才情超迈而享誉津门，崭露头角。然因庶出，亲历生母之艰难苦恨，故于礼教对人性之摧残，感触甚深，痛恨尤烈；且开悟甚早，约八九岁光景，即已参透“荣华尽头是悲哀”之深刻世理。上述因素，为其日后之特立独行、驱避尘嚣，奠定初基，埋下伏笔。

　　清光绪廿四年（1898），叔同年十八，因于戊戌变法前后同情康梁等“六君子”，放言“老大中华非变法无以图存”，且自镌闲章一枚，曰“南海康君是吾师”，招致“乱党”之嫌。为避横祸，乃偕母王氏、妻俞氏由津莅沪，于法租界卜居。旋加盟由上海宝山名流袁君希濂于上年金秋发起成立之城南文社。兹社以“联络雅士名流，切磋诗词文章技艺”为宗旨，定期雅聚，亦公开征文，择优刊布。活动场所选在华亭雅士许君幻园之城南草堂。核心人物除袁君西濂、许君幻园之外，尚有江湾儒医蔡君小香、江阴达人张君小楼等。叔同来沪不久，即获知文社征集诗文，遂于年底前成稿奉寄，大受激赏，获邀会面，由此结识上述四君，并义结金兰。自此，酬唱不辍，弦歌不绝；每月一聚，佳作迭出。乃至影响日隆，声名远播，坊间誉为“天涯五友”。叔同虽晚进，然诗出必拔头筹，诸君心悦诚服，推为盟主；不时酬唱，例执牛耳。尝郑重合影，以纪厚谊；叔同题额曰“天涯五友图”。诸公子皆风度翩翩，气宇轩昂，才情超迈，风流倜傥；平日或举杯邀月，论道品茗；或抚琴击节，浅斟低唱。如此快意人生，令人钦羡不已。

　　五友中，叔同与幻园之交游最密，情义至深。后者不仅是上海新派诗文界领袖，且家境殷实，为人慷慨，慕风雅，尤好客。因倾慕叔同才情与高品，新年开春，即诚邀其全家入住城南草堂，并以 “李庐”题其居。叔同遂自号“李庐主人”，并于兹先后生育二子。其间（1901）付梓之《李庐诗钟（拟联属对，笔者注）》《李庐印谱》，皆以是居冠名，足证因缘之深。

　　叔同入住“李庐”之初，曾填《清平乐》以谢幻园，曰：“城南小住，情适闲居赋。文采风流合倾慕，闭户著书自足。阳春常驻山家，金樽酒进胡麻。篱畔菊花未老，岭头又放梅花。”将城南草堂之万般景色、诸友文采、美酒金樽、清幽静谧，凝于笔端，读之令人心仪神往。 

　　文社诸君皆以切磋诗词文义技巧是追，酬唱应和，往还不辍。天涯五友间切磋分享诗作，更不可胜数。因近水楼台，叔同与幻园之互动尤为频繁且经意。不仅二君情同手足，亲人之间亦过从甚密，成通家之好。李老夫人与许妻宋氏梦仙尤具善缘，仿佛母女般亲近。梦仙富才情，工诗赋，能篆刻，善丹青，时人誉其伉俪曰“沪上双璧”。作为女主人，梦仙尝分别为五友作画拟句，合刊为《天涯五友图诗》。赠叔同诗云：“李也文名大如斗，等身著作脍人口。酒酣诗思涌如泉，直把杜陵呼小友。”将其狂放不羁、才华横溢之特质，刻画得淋漓尽致。叔同亦作诗和之，曰：“门外风花各自春，空中楼阁画中身。而今得结烟霞客，休管人生幻与真。”以烟霞客喻梦仙及诸友。烟霞虽远离俗尘，赏心悦目，然飘忽不定，往往片刻无踪。而如梦如幻之邂逅、萍水相逢之因缘，岂能经得风雨之摧残，岁月之磨洗。诸君不久之离析，竟成谶于兹语。

　　仅仅两年后，天涯五友因各为生计，无奈第次分飞。末世多劫，大厦倾覆；十载如梦，国步已改。其间，叔同先遭母丧，旋携眷扶柩回津，继而东渡扶桑，入东京美术学校。卒业后，携日籍继室叶子回国，几经辗转，任教于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定居杭州西子湖边。而与幻园于寓所门外之匆匆一晤、悲切辞行，使叔同心潮澎湃，不可遏止。千愁万绪，凝于笔端，骊歌《送别》，就此诞生。

　　二

　　《送别》之配曲，问世时间远远早于歌词。19世纪中叶，美国南北战争爆发，狼烟四起，生灵涂炭。作曲家约翰·庞德·奥德威先生(John Pond Ordway,1824--1880)流落天涯，思乡心切，遂创作著名民谣《梦见家和母亲》（Dreaming of Home and Mother）。兹曲旋律优美，饱含深情，配以带有浓浓伤感色彩之歌词，问世伊始，即在美洲大地引发强烈共鸣，广获赞誉，流传甚广。歌词第一段大意曰：

　　梦见家中亲爱的老屋，我童年与母亲之家；

　　当我醒来，经常是在甜蜜地寻找我一直梦见的家和母亲。

　　家，亲爱的家，童年时幸福之家。

　　当我和兄弟姐妹一起玩耍，和母亲一起漫游山丘峡谷，

　　就是最甜蜜欢乐的时光。

　　奥德威先生创作此歌曲之具体时间，因曲谱尚未发现实证而难以确定，而是以人声传唱方式流行。直至19世纪80年代末，埃米尔·别尔利·赫尔（Emir Beryl Hull）发明唱片灌制技术，词曲才得以由可储存介质保存，并迅速借助唱片飘洋过海，传入东瀛，回荡于东京等开埠之地。

　　明治四十年（1907），日本词作家犬童球溪君（1879--1943），借兹曲以日文填词，创作学堂乐歌《旅愁》，歌词大意曰：

　　西风起，秋渐深，秋容动客心。独自惆怅叹飘零，寒光照孤影。

　　忆故土，思旧人，高堂念双亲。归梦乡路迢迢何处寻，觉来新。

　　格调凄惋，哀而不伤，与日人深沉细腻、压抑悲凉之性格正相吻合，因而风縻东瀛，于青年学子中流布尤广，世代传唱，至今不衰。叔同先生留日其间，亦闻而爱之，不时命叶子抚琴，击节吟唱，缕缕乡愁，挥之不去。

　　此间，幻园因经营不当而家道中落，不久又罹丧妻之苦。自古红颜命薄，梦仙尤甚，竟于壬寅岁（1902）孟夏乘鹤西归，年仅二十六岁。流水落花，香消玉殒；繁华事散，物是人非。怎能不令人临文嗟悼，痛贯心肝。

　　三

　　岁月不居，时光荏苒。不经意间，十载光阴忽焉而过。前已述及之叔同与幻园再度相逢，已是民国三年（1914）之事。而此番匆匆一晤，竟是专为道别。

　　此时之幻园，屡受挫折，举步维艰，不得已而决意远赴北京，另谋生路。临行前，特取道杭州，与叔同辞行。然未及入室叙谈，即以破产见告，而后踉跄而去。叔同目送挚友，唯见足迹二行，连接西子湖畔之皑皑冰雪，衬于遥远天际之隐隐山峦。折返房间，即命叶子抚琴，奏“旅愁”之曲。思及今是昨非，造化弄人；天涯五友飘零如絮，天各一方；不禁心生感慨，郁结于胸，万语千言，不吐不快。遂命笔填词，曰：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另有多种不同版本，于此不赘）

　　南朝才子江淹之《别赋》，有“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之句。信然。《送别》之创作灵感，乃因目送幻园而激发。“知交”之所指，“天涯五子”及梦仙女史无疑焉；而天涯沦落，崇山隔阻；别梦寒彻，相见时难；句句含悲，字字伤怀。由是，骊歌《送别》一气呵成。叶子抚琴，哀音缭绕；叔同击节，浅斟低唱；当窗饮泣，浸湿青衫。

　　就体裁而言，《送别》形神兼似古词之小令；共分三节，而节三乃节一之重复，应是对西洋交响乐回旋曲式之借鉴。首节择取“长亭”“古道”“芳草”“晚风”“暮色”“弱柳”“残笛”“夕阳”等典型意象，以烘托离人断肠之情景。“长亭”“古道”者，向为古人送别、抛泪之所焉。无论是柳永之“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还是白居易之“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等，皆深入人心，耳熟能详。而以“芳草”喻离情，由来久矣。如《楚辞•招隐士》之“王孙游兮不归,芳草生兮萋萋”；“晚风拂柳”则暗寓惜别之苦。“柳”“留”音同，辄用以传递怨别、怀远之情思。如《诗经•采薇》之“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戴叔伦《堤上柳》之“垂柳万条丝，春来织别离”等。“山外山”则喻天各一方，隔阻重重。万千别绪，皆笼罩于“夕阳”之下，朦胧温暖而又纠结缠绵。次节通过“天涯”“地角”“知交”“零落”“浊酒”“夜别”“离梦”等意象，触及六根，拨动心弦，不禁使人顿生无尽伤感；而“知交半零落”，更令人哀哀戚戚，难以自拔。人生苦短，知交能得几位，重逢又待何时。万般无奈之凄美，挥之不去之悲凉，皆化作“今宵别梦寒”之辗转绯恻。而节三再现节一，大有强化意境之高妙。起、承、转、合，言简意赅，文短情长；绝妙好辞，此之谓也。

　　翌年（1915）早春，叔同只身前往城南草堂，重游故地。昔日繁华，已无踪迹，只留下枯杨衰草，荒芜一片。又三年后，叔同看破红尘，决意告别妻子，俗缘了断，毅然于西子湖畔虎跑定慧寺皈依三宝，遁入空门。法名演音，法号弘一。自此，俗界痛失旷世才子，而佛门喜添大德高僧。而骊歌《送别》，亦成其后半生之真实写照。

　　民国十五年（1926），出家已逾八年之弘一法师途径上海，再度寻访城南草堂，竟已被出售；新主献己宅为兰若，更名曰“超尘精舍”。叔同于附近辗转打探，终在一老旧破屋内寻到幻园。昔日二友，一僧一病，促膝对坐，良久无语。忆及当年草堂趣事、“天涯五友”、“李庐”时光，梦仙诗画，个中况味，无以言表。又三年后，寄寓大王庙之幻园已病入膏肓。弥留之际，依旧念及叔同，叮嘱儿女尊其为楷模，认真做人做事。一代才子，悄然离世，无声无息，令人肠断。

　　而此时此刻，《送别》以其行云流水般旋律，玉壶冰心之真情，早已不胫而走，传遍九州，跻身民国时代最受欢迎歌曲之列；尤得广大青年学子首肯，成就“有学堂处，必咏叔同词”之佳话。然在1949年后之大陆，却戛然而止，匿迹销声。

　　四

　　世事无常，众生皆苦；历历往事，不忍回眸；然希望不泯，光明在前。上世纪六十年代，《送别》即有幸短暂现身。在由柔石小说改编、谢铁骊导演，孙道临、谢芳、上官云珠、高博等等众多名角出演之《早春二月》中，曾被用作插曲。1963年，影片公映。却因理念风格与时代精神格格不入，来年便横遭批判而被迫下架，束之高阁；昙花一现，影响不彰，未能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不久，十年动乱爆发，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笛声更惨，不忍卒听。

　　1978年，春江水暖。进入80年代，传统人文精神日渐复苏。凭借故事片《城南旧事》之加持，《送别》终得再次回荡于中华大地。影片由吴贻弓先生担纲导演，恰巧其老父亲早年曾师从叔同先生学习美术与音乐，沐浴神采光华，得雨露滋润甚多。当得知贻弓正在选择影片插曲时，即强力推介《送别》，以其传递之缕缕思念、淡淡哀愁，与电影主题珠联璧合，无可替代。而据原著作者、长居宝岛台湾的林海音女士回忆，早年在北京读小学时，音乐课曾教授此歌，并常年于毕业典礼上起立合唱。因此，选择《送别》，不仅紧扣影片主题，更可还原海音女士童年生活之真实场景。因缘际会，水到渠成。

　　1983年，《城南旧事》公映，《送别》以童声合唱形式高调亮相，并重复五番。画龙点晴，视觉、听觉之冲击力超强。票房火爆，好评如潮。观众无不被其优美旋律与典雅歌词所熏染，久被压抑之怀旧情结瞬间复苏。凄凉与哀惋、悲苦与希望，于国人心中交织缠绕，回味无穷。自此，一曲《送别》重新风靡神州，从中不难体悟佛门“妙因善果”之现世应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其发轫于上海城南之诗友深情，重光于北京城南之依稀旧事，冥冥之中，天数也欤？

　　五

　　回溯骊歌《送别》之前世今生，不难发现，对故乡与亲友之梦绕魂牵、对离别与重逢之殷殷期盼，既是人类全体成员最值得珍视之美好情感，又是艺术领域最富生命力之永恒主题。其毋论种族、年齿、性别、职业之差异，跨越国度、阶层、风俗、制度等藩篱；净化心灵，唤起良知，伴随星辰日月，直至地老天荒。

　　“无数奇珍供世眼，一轮明月耀天心（赵朴老咏弘一法师诗句）”。民国三十一年（1942）夏历九月初四，法师示寂于泉州温陵，世寿六十有二，僧腊二十四载。自此，中土再无李叔同。其于书画、诗文、戏剧、音乐、艺术、金石、教育各领域，均有极深造诣，为后世留下精神财富之丰宏，比肩者鲜焉；骊歌《送别》，即其一也。年届不惑，舍身向佛，慈悲济世；持戒苦修，精进不已。半世繁华半世僧，堪称“拿得起、放得下”之人生楷模。其智慧、慈悲与坚毅，永远是吾辈对抗“名利迷心、俗尘障目”之立足支点；其磊落、天真与澄明，正可为我等“荡涤污秽、力戒贪痴”提供信念光源。法师亦因此而成就圆满，功德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