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苑位于京城之南二十里，方圆一百六十里，曾是元、明、清三代的皇家苑囿。元称“飞放泊”，明称“南海子”，明末时出现“南苑”之名，清因之。南苑之中心地区又名“万字地”。来源有二说，一是因此地多蔓（读万）子草而得名，二是该地曾驻扎过卐（万）字军，因称万字地也。
　　南苑之开发，当不晚于辽代。经金、元、明、清等朝代苦心经营，规模不断扩大。而其形成和发展，又与所处地理位置及水文条件密不可分。
    从地理学角度考察，南苑座落于永定河冲积扇前缘。历史上，这一带方圆百十里地势低洼，鲜有人迹。北有凉水河、小龙河，南有凤河，清流潺潺；一亩泉、苇塘泡子、团泊、五海子、卡伦圈等湖沼，波光粼粼，泉源密布；潴以碧海，湛以深池，“四时不竭，汪洋若海”。据《明一统志》，永乐年间，“以禁城北有海子（今积水潭），故别名南海子”。又因南海子乃上林苑之一部，至明代末时已有将其成为南苑者。明代大学者吴伟业就曾赋《南苑》诗，诗中有“南苑车声穿碧柳，西山驰道夹青槐”之句，可略窥当时南苑之景致。因此处水深土厚，气候温湿，故而草木生长茂盛，生态环境极佳，獐、鹿、雉、兔、麋鹿、黄羊等草食性动物大量繁衍，并有狼、狐等肉食性动物出没。所以自古便是一大天然狩猎场所。我国北方少数民族酷爱游猎活动，辽代以降，北方游牧民族契丹、女真、蒙古等依次大举南下，并先后建都于今北京一带。南苑以临近帝都而具地利，此地成为皇家苑囿也就顺理成章。同时，除满足帝王巡幸游猎的雅兴之外，也为训练骑兵和围射等军事技能提供了必要条件。
    南苑之形成，可上溯至10世纪初，当时游牧于西辽河上游一带的契丹族崛起，建立辽朝。辽会同元年（938年）得燕云十六州，升幽州为南京，成为辽代陪都之一。城方二十五里，设南京道，称南海幽都府。契丹贵族经常在南京近郊进行狩猎活动，“放鹘、擒鹅”，时称“春捺钵”。并“阅骑兵于南郊”，以训练兵马。当时京畿一带人烟稀少，契丹人的渔猎范围甚广，而城南之地，则是其主要场所之一。
    金贞元元年（1153年） 海陵王完颜亮诏改燕京为中都，并迁都于此。据《金史》，海陵王为满足游乐需要，常率近侍“猎于良乡”、“猎于南郊”。金章宗承安三年（1198年），为方便游幸，特在中都城南建行宫，章宗常“猎于近郊”。还将近郊划分为若干“围场”，分拨诸王射猎。“明昌元年二月丙申，遣谕诸王，凡出猎毋越本境。”且设鹰坊，“掌调养鹰鹘（海东青）之类”，供帝王渔猎使用。至是，皇家苑囿之雏形初显。
    至元代，蒙古贵族入主中原，在金中都基础上兴建大都。他们素重骑射，必然要开辟游猎和训练兵马的处所。据《日下旧闻考》，元中统四年（1263年）忽必烈在城南二十里处营建苑囿，时称“下马飞放泊”。“曰下马者，盖言其近也。” 另据《元混一方舆胜览》，飞放泊“广四十顷”。其位置大致在今丰台区南苑镇北、东高地以西、北大红门以南一带。其时，大都附近还有柳林海子，北城店飞放泊、黄埃店飞放泊等园囿。南苑时称“小海子”，大概以规模较其他园囿为小。“小海子”北起南街，南到西四合庄（双泡子北岸），东到德茂庄，西到大白楼。据《鸿雪录》记载，元廷还规定“大都八百里以内，东至滦州，南至河间，西至中山，北至宣德府，捕兔有禁。”将把这一带开辟为专供蒙古贵族游幸、飞放之所。其横蛮无理可见一斑。《元史》记载：“冬春之交，天子或亲幸近郊，纵鹰隼搏击，以为游豫之度，谓之飞放。”所谓飞放，就是帝王在侍卫的簇拥下到湖沼纵放名雕“海东青”以擒杀天鹅、大雁的狩猎活动。
    据《帝京景物略》，蒙古贵族曾在柳林海子建行宫，且堆筑晾鹰台、幄殿。“中殿，瓦为之；曰幄殿者，猎而幄焉。殿旁晾鹰台，鹰扑逐以汗，而劳之，犯霜雨露以濡，而煦之也。台临三海子，水泱泱，雨而潦，则旁四淫，筑七十二桥以渡，元旧也。”经树十年营建，下马飞放泊已初具规模。
    明承元祚。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于永乐五年（1407年）三月诏改元上林署为上林苑监，又下令扩充元下马飞放泊。永乐十二年（1414），尽逐“小海子”周围居民，将“飞放泊”面积扩大数十倍。继而于四周筑起土质围墙，开辟北大红门、南大红门、东红门、西红门，命名曰“南海子“，使之成为一座名符其实的皇家苑囿。据《大明一统志》，“南海子在京城南二十里，旧为下马飞放泊，内有按鹰台。永乐十二年增广其地，周围凡一万八千六百六十丈。中有海子三，以禁城北有海子，故别名南海子。”明廷在南海子里大兴土木，先后修筑旧衙门提督官署和新衙门提督官署，以及关帝庙、灵通庙、镇国观音寺等配套建筑。明代多次在此地大兴土木。据《明宣宗实录》，“明宣德三年（1428）十一月，命太师英国公张辅等拨军修治南海子周垣桥道。七年八月，修南海子红桥等闸。”明正统七年正月，修南海子北门外桥。八年六月，修南海子红桥。......十年正月，修南海子北门外红桥，十二年六月，修南海子北门大红桥。天顺二年（1458）二月，修南海子行殿大红桥一，小桥七十五。” 据《御制灵能庙碑》，明正德五年（1510年）时，又以“上林苑虽育养禽兽供御之所，亦先朝以时狩猎讲武之地，不可废也”为由对南海子进行过修缮。据《可斋笔记》，明廷还陆续修建了二十四园，派海户千余守视海子内獐鹿雉兔。“每猎则海户合围，纵骑士驰射于中，所以训武也。”经上述大规模修葺，南海子不但规模宏大，且设施完备。苑中奇花竞放，嘉树成荫，禽兽鱼鳖，丰殖繁育，百草绿缛，群卉芳菲。“南囿秋风”已成为当时著名“燕京十景”之一。为加强对南海子的管理，明廷设“海户屯”把守，由太监总领经营海子事务。围墙内称“海子里”，围墙外称“海子外”。
    明廷每年都要在南海子组织合围狩猎、训练兵马。成祖、英宗、武宗、穆宗等皆曾亲率文武百官出猎南海子。至明中期以后，国力渐衰。隆庆（1567—1572）年间，南海子因年久失修，“榛莽沮茹，宫幄不治”。后因京畿暴雨，卢沟河水将南海子围墙冲溃崩圮，苑中树木陆续被盗卖，禽兽也因失去栖身之所而四散奔逃，南海子呈现出一派凄凉败落的景象。
    顺治元年（1644），清廷定鼎北京。擅长狩猎骑射的满族贵族对南海子情有独钟，投入大量人力物力重加修葺，以南苑名之。据《日下旧闻考》，“南海子即南苑，在永定门外。元时为飞放泊，明永乐时复增广其地，周垣百二十里。我朝因之，设海一千六百，人各给地二十四亩。春蒐冬狩，以时讲武。恭遇大阅，则肃陈兵旅于此。”。在重修明朝南海子围墙的基础上，又新辟五门，连同明代的四座海子门，合称九门。“南苑缭垣为门凡九，正南曰南红门，东南曰回城门，西南曰黄村门，正北曰大红门，稍东曰小红门，正东曰东红门，东北曰双桥门，正西曰西红门，西北曰镇国寺门。” 每座门皆有门楼，下各有门洞三，门内各派驻兵士10名，以把守之。乾隆（1736 -1795）年间，又拨帑银38万两，依次将原有土墙改建成砖墙，墙用五尺厚三合土做根基垒48层砖，灰色砖墙基宽五尺，顶宽二尺，全长120余里，共有墙垛19085个，其形状与天坛围墙颇为相似。并增设角门十三座。历经顺治、康熙、乾隆等数朝刻意经营，南苑内景致多至24处。重建和新建的行宫有四，曰旧宫、新宫、南宫和团河行宫；寺庙有八，曰宁佑庙、真武庙、三关庙、娘娘庙、镇国寺、永穆寺、德寿寺、清真寺。另有晾鹰台、双柳树等著名景致。据《清代国家机关考略》，为加强管理，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特设奉宸苑管理南苑等处事务。设郎中一人，员外郎二人，主事、苑丞等二十七人，“掌征收南苑之地赋及管理行宫、寺庙等事。并设防御、骁骑校及门军、马甲等，掌南苑之门禁。至清中期，南苑内已是湖沼如镜，林木葱茏，鹿鸣双柳，虎啸鹰台，生机勃勃，与北京西北郊的“三山五园”遥相辉映。
    清廷善于经营，除派官员进行严格管理外，还有海户1600余，设南苑庄头、苑户、果户等，建制及规章制度日趋完善。为保护苑内异兽珍禽，清廷严禁百姓涉足南苑射猎，还采取措施，定期在苑内栽种树木，并限制土地开垦。并经常对苑内危害珍禽异兽的食肉动物如鹰雕、狼、狐等予以围剿。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规定，凡在南苑内打得皂雕、虎斑雕、芝麻雕者，每只赏银一两；康熙四十八年十月奏准，南苑内打得狼一只，赏银五两。乾隆元年（1736年）又奏准，在苑内打得狐一只，赏银一两。据记载，康熙、乾隆、嘉庆诸帝为清除苑内“狼暴”，每年冬日在南苑围猎时，都把狼、狐等食肉动物列为主要捕杀对象，称之为“打狼围”。由于措施得力，苑内珍禽异兽得到很好的保护。可谓草木葱郁，百鸟翔集，尤其是珍奇的麋鹿（四不象）在这里得以迅速繁衍。
    南苑不仅是帝王游玩狩猎之所，且是操演阅兵之地。据《清史稿•礼志》，“顺治十三年，定三岁一举，著为令。”此后清朝皇帝常在南苑阅兵，主要地点选在西红门内杀虎台和南大红门北面的晾鹰台。“康熙十二年，阅兵南苑，圣祖擐甲，登晾鹰台......阅毕，命树侯台上，亲发五矢，皆中的；复骑而射，一发即中。”乾隆、嘉庆、道光等亦常在此检阅八旗兵阵。此外，为增加行围野趣，清廷还于南苑堆筑三台山、大台子、二台子等土埠，以使之更具山地丘陵色彩。
    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为整饬武备以御外侮，清廷增设神机营；同治十二年（1873年）在南苑旧衙门行宫北面建“营盘二十二座，瓦房五十九间，灰房七百十三间，土房三千六百四十六间，营门四十六座，濠墙四百二十四丈。”神机营分为左翼、右翼及中营，共驻扎官兵一万四千余人。光绪年间神机营有马、步队二十五营。但因朝政腐败，武备废弛，虽取“威远”、“震宇”之名，但也只能是虚张声势，自我安慰。
    颇值得一提者，作为当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北京贡苑麋鹿种群，也经磨历劫，命运多舛。光绪十六年（1890），永定河决口，洪水泛滥，城南一片泽国，河水从北墙九孔闸涌入低洼的苑区。瞬时变成汪洋一片。苑墙崩圮大半，麋鹿、黄羊等从苑内逃出，多被饥民捕食。而南苑历史上最大的灾难发生于世纪之交。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曾在南苑一带与义和团发生激战。洋兵在小红门架起门大炮几十门，轰击槐房村和新宫村，炸死炸伤义和团和无辜村民3000余人，两村被炸成一片焦土。后又偷袭南宫村，残杀无辜村民数千人，南宫宫殿和民房百余间变为一片废墟。与此同时，八国联军还烧毁了旧衙门宫（旧宫）和宁佑庙，抢走了德寿寺的斤鼎和大量古籍法帖。日本兵闯入团河宫，抢走珠宝玉器、古画、古籍，不能带走的则全部砸碎。俄国兵将团河宫南草地里的一千多头鹿和四不像（麋鹿）驱散。经此浩劫，行宫寺庙多被焚毁，鸟兽尽被射杀；苑中囿养的最后一群麋鹿也被抢掠一空，并从此绝迹。据说当时曾剩下麋鹿一对,养在某王府,后被转送“万牲园”,未几死去。麋鹿自此不见于其故乡中国。“辛丑条约”签定后，清廷国库空虚，内外交困，已无力也无心再予恢复南苑。自此，这座拥有六百多年辉煌历史的皇家苑囿便一蹶不振，日趋萧条。真是繁华事散，人去苑荒。
    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廷设南苑督办垦务局，出售土地执照（时称“龙票”），拍卖苑内荒地。当时朝中的显贵、官僚、太监及皇商趁机大量争购“龙票”，地价为“上等地每亩白银三两二钱；中等地每亩白银二两半；下等地每亩白银一两七钱”。外国人也染指其间。当时的燕京大学校长、后来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便以“改良华北农业”为名，在华美庄（今建新庄）挂起“燕京大学南苑第三农业实验场”的招牌。此辈购地之后，招募大批农民为其开荒种地，庄园便纷纷出现。如庆亲王奕劻的九如庄（在今机架厂东北），协理大臣那桐的千顷堂，内务府大臣奕禄的积善庄（德茂西），慈禧太后亲信、太监大总管李莲英的富家庄（今西广德村东）等。为谋生计，外州府县的贫苦农民接连不断逃难至此。他们多来自河北中部的河间、肃宁等州县，也有自山东、河南等省远道而来者。由于此地多水，适合种稻，特产 “南苑稻” 很快便成为皇室贡品 。每逢秋季，绿浪摇曳，稻花飘香，一派江南水乡景色。由于当时的地主不收留携带家眷的长工，他们只好在野地里搭起小窝棚栖身。后搬来的人越来越多，便形成了一个个自然村落，居民大都是以同乡聚居。如瀛海庄，居住的就都是河间人，因古时河间称瀛洲，而此地又叫海子里，两地的字合起来就以“瀛海”名之。苑内市肆渐繁华，以万字地为中心，形成了今丰台区南苑镇的雏形。
    民国建立后，南苑成为航空重地。民国二年（1913）九月，中央政府向法国购买高德隆式40马力、50马力、80马力飞机共12架，以及各种航空设备，修建机场，并建立南苑航空学校，以秦国镛为校长，隶于参谋本部。这是我国第一个航空基地，京苑轻便铁道经此出入京城，使南苑战略地位日显重要，成为北京城南重要门户。1922年10月，冯玉祥将军任北京陆军检阅使，率兵驻扎南苑；奉军、皖军、直鲁联军等军阀部队也曾驻扎于此。其间南苑旧衙门行宫和新衙门行宫遭到彻底破坏。1937年7月28日，日本侵略军向驻扎在南苑团河行宫的二十九路军某部发动突然袭击。在炮火中，又使团河行宫遭到严重摧残。
    新中国成立，南苑又恢复生机。1952年设立南苑区，1958年撤，并入丰台区。1954年南苑镇政府改为南苑镇办事处，1990年改为南苑街道办事处。1959年9月东高地街道办事处成立，三营门大街以东的西洼地、东高地、六营门、万源路之间地片划归东高地街道办事处。经数十年的发展，南苑地区日见繁华。最堪称道的便是国宝麋鹿（俗称四不象）的回归。
    由于历代帝王之风雅猎奇，设此园囿，无意间却为物种保护作过贡献。麋鹿属鹿科，其头似马、角似鹿、尾似驴、蹄似牛，故而被称为“四不象”。从化石分析表明，从全新世至商周时代，属麋鹿发展的旺盛时期。其主要分布区域在中国东南一带。据新石器时代人类遗址出土的麋鹿骨骸分析，麋鹿当时与家猪是被普遍食用的动物。由于大量被捕杀和栖息地被人类侵占等原因，野生麋鹿大概早在1800年前（约于汉朝末期）即已绝灭。而作为皇帝的狩猎和观赏动物，至清末，南苑内仍饲养着一群麋鹿，数量约为200-300只。这是世界上唯一的麋鹿种群，因而弥足珍贵。八国联军之祸，南苑麋鹿被一网打尽，至此中国境内的麋鹿彻底灭绝。　
    令人庆幸的是，麋鹿这一珍奇物种却被奇迹般地保存下来，这确实应归功于欧洲人的努力。1866年，法国传教士大卫在南苑偶然发现麋鹿并为之定名，且将其推介到欧洲。此后欧洲许多动物园陆续开始饲养，但成效不佳。当中国本土麋鹿全军覆灭之际，全世界仅剩英国乌邦寺尚存麋鹿18只。此麋鹿种群后来似有神助，数量大增。二战结束后，乌邦寺主人唯恐硕果仅存的麋鹿重蹈南苑麋鹿的覆辙，开始有意向全球各地疏散。世界上现存麋鹿均属这18只南苑麋鹿的后裔，总数已达2000余只。
    麋鹿成批回归故乡中国，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5年，英国乌邦寺无偿回赠中国麋鹿22只，其中20只被安置于原皇家鹿苑故地—南苑麋鹿苑。1987年，又引回18只，生长繁殖良好。到1994年，总数已达300只。据生物学家研究，从麋鹿喜泡水、泥浴，蹄宽大，蹄间有皮腱膜的特点分析，它们过去肯定生活于温暖潮湿的沼泽地带。而长江三角洲平原湿地显然是它理想的栖息环境。考古发现也支持的这种推测。因此，一项将消失于野外1000多年的麋鹿放归自然的计划终于制订完成并开始实施。1986年，39只麋鹿被放养于江苏大丰县境内总面积15000亩的划定区域内，可谓是真正的回归故里；1993、1994年，又将64只麋鹿至湖北石首天鹅洲。在北京、大丰和天鹅洲三处分别建立麋鹿自然保护区，总数已达700只。但现有的麋鹿仅为半散放饲养，要真正建立真正意义上的野生麋鹿种群，还尚需时日。无论是论史还是谈今，对麋鹿的存续而言，南苑都功莫大焉。
    日月如梭，沧海桑田；回顾往事，颇多感慨。特撰此文以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