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西城区西四路口偏南,斜对着西安门大街,矗立着一座砖塔,名曰万松老人塔。它灰头土脸,其貌不扬,茕茕孑立,形影相吊,默默地忍受着闹市的喧嚣。在周边各种新兴建筑的衬托与包围之下,颇显老迈,很难吸引世人的目光。但您或许不知,塔下长眠的却是金元之际的高僧、曾被一代名臣耶律楚材礼尊为师的万松野老。
耶律楚材(1189—1243),字晋卿,号玉泉,法号湛然居士,乃契丹皇族之后。据《元史•耶律楚材传》,楚材三岁而孤,自幼从母杨氏学,博览群书,无所不窥,亦无所不晓。先仕金为开州同知,成吉思汗定燕,闻其名,召见之。楚材身长八尺,美髯宏声。帝伟之,委以重任。因而“楚材晋用”,先后辅佐成吉思汗和窝阔台,在朝三十余年,官居中书令要职。赞襄筹划,颇多建树,忠君爱民,后世尊之。而万松野老(1166—1246),俗姓蔡,法号行秀,自称万松野老,世人尊称为万松老人。今河南洛阳人。15岁在荆州出家,受戒后云游天下,寻师访友,参究禅宗修行之道。据《五灯严统》本传载,行秀于《华严经》用功最著,同时对诸子百家之学亦无不会通。他精通佛理,又长于机辩,堪称熟谙世情,彻悟三界,睿智哲思,朝野钦敬。金章宗曾召见以询佛理,并赏锦绮僧衣一件,赐居燕京(今北京)西郊栖隐寺。楚材出仕蒙古后,慕名造访,移樽就教,请授以治国之道。野老以“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答之。楚材啧啧称道,以为至理名言,即拜之为师。后每遇疑难,多有讨教,且和诗赠琴,过从甚密。万松野老圆寂后,后人以敬重之故,特建塔埋其骨殖于大都城内,这就是砖塔之由来。精确塔龄尚不可考,但肯定在六百年以上。
砖塔为密檐塔型,八角九层,高十米余。现存之塔已非原物。据记载,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和民国十六年(1927年)皆曾予重修,但原有形制相沿未改,仍保留了金元佛塔的建筑风格。
砖塔北侧有一胡同,以塔而得名,曰砖塔胡同。它是北京现存胡同中唯一在元代便已存在,且名称相沿未改者,因而有“北京胡同之根”、“京华胡同之祖”之美称。元•李好古所撰杂剧《张生煮海》第一折中,有张生与龙女定情后,家童与龙女之侍女梅香逗趣之情节。家童云:“梅香姐,你与我些儿什么信物?”侍女答道:“我与你把破蒲扇,拿去家里扇煤火去!”家童问:“我到哪里寻你?”侍女回曰:“你去那羊市角头砖塔儿胡同总铺门前来寻我。”足证元大都城里已有砖塔胡同,而羊市即今转塔胡同北与之毗邻平行的羊肉胡同,但名称已改。明•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成书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清•吴长元的《宸垣识略》[成书于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砖塔胡同之名皆赫然见于纸上。数百年来,它饱经世事沧桑,惯看王朝更替,带有凝重的历史感,至今仍保留着诸多灰墙蓝瓦的平房院落那些油彩班驳的弊窗旧户,饱经风霜的台阶门墩,伴着枯藤老树,古道西风,使置身其间的人有穿越时空之感,仿佛又回到了明清市井之中,从而辄发思古之幽情。
十分幸运的是,本人于2001年1月进住这条古老的胡同,从此对胡同掌故颇为留意。通过查阅文献,我了解到有两位中国现代文学巨匠曾居住于此,那就是鲁迅先生和张恨水先生。他们不仅将身影留在了这条北京城最为古老的胡同,且在此创作了诸多闻名遐迩的文学作品。
鲁迅先生自1912年5月因在教育部任职而来到北京,曾先后拥有4处住所。开始暂时借住于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后与家人迁入八道湾胡同新宅。1923年,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便于当年8月2日携妻子朱安暂时迁至砖塔胡同61院。
这是一个很小的院落。据记载,其中北房三间为鲁迅全家的居所。其中西间是朱安的卧室;东间留给鲁母;中间的堂屋则属于鲁迅自己。白天,堂屋可充当会客室和饭厅,因此摆着一张小八仙桌;晚上,这里又变为先生的书房。靠墙的一张木板床,便是先生就寝之处。与八道湾宽敞明净的幽雅环境相比,此处条件可谓简陋穷蹩。而鲁迅当时之境遇,堪称“贫病交加、情绪低沉”也。
史迁尝云: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那段时间却是鲁迅的创作高峰。虽前后仅仅居此九个月,却校勘《嵇康集》,编定《中国小说史略》下卷,并连续完成小说名篇《祝福》、《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肥皂》等等。由于稿费收入渐多,鲁迅先生得以购得一处较好的住宅。1924年5月25日,他与朱安迁居阜成门内西三条(今鲁迅纪念馆)。
鲁迅的这处故居现在的门牌是84号。若由东口进入砖塔胡同,东西方向基本笔直,惟在这个院子的西北角上开始向南拐弯,接着又折而西向。就方位而论,则极好辨认。然时过境迁,沧海桑田,小院竟已面目全非。原朝北的院门已被改造成一间住房,而在小院西墙上另辟一窄门。门南乃一小卖店,门北搭一小厨房,若非刻意寻觅,实难引起行人注意。另外据院内居民回忆,鲁迅所居之北房在20世纪80年代初被拆除重建,东、西厢房也非原物,由于地狭房多,院落只剩一条狭窄的过道。流连其中,难免有“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之惆怅。因我所居住的86号院院门与84号成90度直角,所以每当我出门时,眼前总不时闪现出鲁迅先生手执书卷,身着长衫,目光炯炯,表情沉毅,坐上人力车匆匆来去的身影。
自此西行不远,便是大文豪张恨水先生故居。据《中央文史馆馆员传略•张恨水传》,先生原名张心远,祖籍安徽潜山,1895年5月18日生于江西上饶。七岁入塾,博闻强志,尤好文学,嗜于笔耕。由于家境贫困,很早便中断学业,独自谋生,四处飘零,靠天赋与自学走上文学创作之路。17岁时,以李后主《相见欢》中“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之意,取笔名为“恨水”,并开始投稿。第一部长篇小说《南国相思谱》,于1919年连载于芜湖《皖江报》副刊。不久便只身来京,投身于报界。1924年,发表长篇小说《春明外史》,自此声名雀起,且一发而不可收。日寇进占北平,先生辗转至重庆,以如椽之笔,创作一系列“抗战小说”、“国难小说”,积极宣传抗战。国家光复后,先生回到北平,于西城购买四进大四合院一套,继续从事写作。1949年春,北平和平解放。当年6月,先生突染风疾,竟至半身不遂。尽管政府对先生生活有所安排,又接纳其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可按月得到补贴,但由于重病缠身,先生已无法继续写作,失去大笔经济来源。而家口又多,经常入不敷出。于是不得不卖掉大宅院,买进砖塔胡同一小四合院(门牌号码为43号,后改为95号)。院落不大,但还算规整。北房三间,中间是客厅兼饭厅,西屋作卧室,东屋作书房兼卧室。另有南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两间,供家人居住。后先生身体逐渐恢复,便又开始写作,陆续发表中、长篇小说十几种,但世事沧桑,较之当年风光,已别似霄壤。1959年9月,先生被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晚年生活自此无虞。
天有不测风云。1966年,“文革”乍起,红卫兵兴,搞得鸡飞狗跳,日月无光。转塔胡同内也是黑烟四起,地暗天昏。革命小将如入无人之境,张恨水先生当然是在劫难逃,一日数惊。面对闯进院子的诸位小将,先生急中生智,从书柜里拿出有周恩来总理签名的中央文史馆馆员聘书与红卫兵理论,红卫兵或是畏惧总理威名,或是一时良心发现,听罢竟唯唯而退,真是虚惊一场。家中藏书实在太多,当时却皆属“四旧”之列。为免得招灾惹祸,本想挑些破书烧掉,以做个姿态,掩人耳目,但全家人惜书如命,挑来拣去,竟无一本可以割舍。于是藏于床下,先生说怕潮;塞进米缸,先生又怕脏。搞得筋疲力尽,也找不到合适之处。最后还是放回书柜里,在玻璃柜门上糊上白纸,未料得竟得以保留下来。
1967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初七清晨,家人为先生穿上鞋,正准备下床,先生突然仰身倒下,于凄凉冷落中走完了自己的人生。
张恨水先生属安徽桐城古文派传人,功底深厚,才思敏捷,一生创作的百余部作品,大多文笔流畅、浅显易读、情节曲折、结构严整,能带给人们阅读的快感与美感。茅盾先生曾称赞道:“运用章回体而善于扬弃,使其延续了新生命的,应首推张恨水先生。”在民国时代,先生曾拥有庞大的读者群和崇拜者,即使在当今,其作品仍有巨大的生命力。张恨水先生写作,主要特点有三。一曰字数多,共计3000余万字。即使在72岁的一生中,不间断写作50年,每天至少也要写出1600字以上。且50年中经历过无数次社会动荡与战乱,且写作手段老旧,昏灯秃笔,就是把3000万字抄写一遍,也并非一件轻松之事。二曰发行量大。仅《啼笑因缘》,至少就出过20余版。而这仅仅是指正版数量。如今书籍市场上最流行、也最令人头痛的“盗版”问题,在当时就早已存在。在抗战时期,仅沦陷区便出现过100多种托名“张恨水”的伪书。真是真真假假,真假难辨。三曰创作能力强。如《春明外史》、《春明新史》、《金粉世家》、《青春之花》、《天上人间》、《剑胆琴心》等6部长篇小说,竟同时在不同的报刊上连载,而6部小说的人物、情节、进程各不相同,若无出类拔萃的写作才能,根本不可能完成如此庞大的工作任务。另外,其作品《啼笑因缘》、《八十一梦》、《五子登科》曾,亦属家喻户晓之名作。因此,称张恨水为文学天才,应非溢美之词。
而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先生却被归类于“鸳鸯蝴蝶派”,受到不少人的攻击。而批评“鸳鸯蝴蝶派”最烈者,正是鲁迅先生。他认为“鸳鸯蝴蝶派”“迎合小市民的趣味”,故而在不少文章中对此类作品持鄙视态度。但对张恨水先生本人,则未见褒贬之记载。《鲁迅全集》中,只有一处直接提到张恨水先生,见于1934年在上海时写给母亲的一封家信。信中有云:“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三日前曾买《金粉世家》一部十二本,又《美人恩》一部三本,皆张恨水作,分二包,由世界书局寄上,想已到,但男自己未曾看过,不知内容如何也。”其实,鲁母竟是张恨水的“小说迷”,每有新作,必先睹为快。而鲁迅作为孝子,见有张恨水的新书出版,必买回送给老母,但自己大概无暇亦无兴读之。这条史料无疑也是活跃于相同时代、又曾前后居住于北京最古老的胡同的二位文豪之间的一段小小逸事。
近几年,不少胡同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被夷为平地。砖塔胡同竟亦不能免,可谓在祖宗头上动土。胡同西段大约五分之一已被拆除完毕,张恨水先生故居在劫难逃,已灰飞烟灭。简直与当年的“破四旧”异曲而同工,而破坏程度尤有过之。当今,在先生故居原址,已开发成“西城晶华”小区之地下车库,看着各色车辆进进出出,不禁令人临风无语,感慨万千。
古都的古老建筑,凝结着厚重的文化,是城市的载体,精神之依托;而文化名人,则是城市的灵魂,魅力之所系。而我们当今的诸多壮举,到底是在“摧枯拉朽”,还是在焚琴煮鹤,岂不是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