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之碑
傅增湘先生
潘龄皋先生
陈云诰先生
众所周知，北京乃七朝古都，国脉所系。先有辽金元三朝苦心经营，又经明清两代倾力打造，可谓步步见景，气势凌云。然时至清末，国势衰微；庚子之难，狼奔豕突；民国以降，干戈俶扰；烽烟四起，兵燹连年。继而日寇来侵，三年内战，种种变故，难以历数。盖因先人所遗过于宏巨，尽管屡遭劫难，但仍不乏劫后余生、留存于世者，实国家之幸，京师之幸也。
十年前，笔者有幸入住元代便已得名的“北京胡同之祖”砖塔胡同，而毗邻被老舍先生誉为“中华最美一条街”的阜成门至朝阳门一线。因专业缘由及个人爱好，我对京城古迹与掌故情有独钟，加之出行必经，至今已无数次徜徉于这条浓缩着六百年历史的景观大道，而经常产生时空交错之感。自西而东，映入眼帘者先是北京鲁迅博物馆，而后是白塔寺，历代帝王庙，广济寺，地质博物馆，西四百年书店，万松老人塔，缸瓦市基督堂，西什库天主堂，国图老馆，中南海，团城，北海，大高玄殿，故宫，景山，红楼，中国美术馆，孚郡王府，还有成片保护的历史文化街区。东西双白塔遥遥相对，南北两教堂并立共存；既有宫殿巍峨、鳞次栉比，又具湖光山色、潋滟葱茏。其内涵穿越皇家文化、士人文化、平民文化、宗教文化、现当代文化等诸多层面，涵盖文学、美术、文物、科技、园林等不同领域，宛若流连于中华文化载体实物之密林群落，名之为“中华文化大道”亦无不可。而其中文化含量最大、品位最高、对笔者震撼最巨、影响最深者，当属矗立于景山东侧的“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之碑”。因其由三位翰林合作而成，故又可名其为“三翰林碑”。现就所知予以展示，冀与同道分享。
一
话说“三翰林碑”，必先谈景山。景者，大也。其地处北京城中轴线上,原为元、明、清三代皇家御苑。山形高耸，树木蓊郁，风光秀丽，气势壮观，为城内登高远眺之最佳去处。回溯至六百余年前的元代，其仅为一矮小土丘，名“青山”。传明初兴建紫禁城时，曾在此堆放煤炭，故有“煤山”之俗称。明永乐年间，成祖朱棣大兴土木，开挖护城河，将大量泥土堆积于此，山体日增，气势渐大，因名“万岁山”；又以坐北护南，为大内之依傍，而得名“镇山”。山下多栽果木，园中遍植花草，帝王后妃、王公大臣时常来此赏花，习箭、饮宴、观景，素有“后花园”之称。
而谈景山，则不可不讲崇祯皇帝殉国处。天有不测风云。时至明末，神州震荡，四方扰攘；人祸屡起，天灾不断。享国二百七十余年的大明王朝，已成强弩之末，奄奄一息。《明史•庄烈帝本纪》有如此记载：
崇祯十七年春正月，庚寅朔，大风霾，凤阳地震。乙卯，南京地震。是月，张献忠入四川。二月辛酉，李自成陷汾州，别贼陷怀庆。丙寅，陷太原，执晋王求桂，巡抚都御史蔡懋德等死之。壬申，下诏罪己。癸酉，潞安陷。乙亥，议京师城守。李自成攻代州，总兵官周遇吉力战，食尽，退守宁武关。丁丑，贼别将陷固关，犯畿南。壬午，真定知府丘茂华杀总督侍郎徐标，檄所属降贼。甲申，贼至彰德。丁亥，诏天下勤王。命廷臣上战守事宜。左都御史李邦华、右庶子李明睿请南迁及太子抚军江南，皆不许。戊子，李自成陷宁武，周遇吉力战死之。三月庚寅，贼至大同，总兵官姜瑰降贼，代王遇害；巡抚都御史卫景瑗被执，自缢死。辛卯，李建泰疏请南迁。壬辰，召廷臣于平台，示建泰疏，曰：“国君死社稷，朕将焉往？”李邦华等复请太子抚军南京，不听。戊戌，太监王承恩提督城守。己亥，李自成至宣府，监视太监杜勋降，巡抚都御史朱之冯等死之。癸卯，唐通、杜之秩降于自成，贼遂入关。甲辰，陷昌平。乙巳，贼犯京师，京营兵溃。丙午，日晡，外城陷。是夕，皇后周氏崩。丁未，昧爽，内城陷。帝崩于万岁山，王承恩从死。御书衣襟曰：“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
临死之前，崇祯帝朱由检尚念念不忘治下黎民，堪称“非闇之君”也。而正史向为尊者讳，皇后因何死，皇帝如何崩，皆语焉不详。古语云：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诚至理名言也。历史定格于崇祯十七年（西元1644年）岁次甲申三月十九日，闯王李自成率百万雄师兵临城下，刚愎自用的崇祯帝困守孤城，只有内心惶惶，胸无一策，而众大臣更是无计可施，各思退路也，自尊心极强的万岁爷尽管众叛亲离，走投无路，然断不会束手就擒，甘做闯贼俘虏，于是在逼死皇后，手刃公主之后，出玄武门（清康熙时因避帝讳更名神武门）趋至“后花园”万岁山边，徘徊良久，自挂老槐，无奈抛舍下这亿兆臣民，万里江山，享年三十有三。太监王承恩以皇恩浩荡，不忍独存，君死臣随，伴之而去。明亡。
李自成随后破城而入，坐上龙椅，志酬意满，不可一世。然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早已崛起于关外的满族大清政权在摄政王多尔衮率领下，从汉臣范文程计，把握契机，挥师南下，“变掳掠之暴，为吊伐之仁”。由决意降清的明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引领，铁骑入关，一举逐李自成而据京师。先是，自成已将崇祯帝遗体草草入殓，以示尊敬；而清廷则以帝礼改葬，令臣民为之服丧三日，谥曰庄烈愍皇帝。而继位于南京的福王政权为其定庙号为“思宗”。斯人已去，古槐仍存。它依稀见证着一代帝王的穷途末路，冷眼旁观着纷纷人事之代谢炎凉。而清顺治帝为安民心，竟命将老槐加上锁链，名之“罪槐”，老树何辜，却遭此荼毒耶?北京还是那个北京，紫禁城还是那个紫禁城，取而代之的却是一个由关外少数民族主政的时代。清廷强令汉人无论官民，一律从满俗剃髮编辫，改换“胡服”。孔子曾首倡“身体髮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孝之始也”，更以左衽为文化丧亡之标志。而其嫡裔衍圣公“免剃髮易服”之请求亦被蛮横拒绝。自此，山河依旧，人面全非。汉族士大夫之作为，只是心存腹诽，徒洒几滴孤忠之泪而已。
清承明制。与明朝“对元大都宫殿、城池整体上推倒重建，将城墙北线南移五里，中轴线东移数十丈，以破前朝风水”之做法大相径庭，清廷奉行拿来主义，直接受用，反客为主。文化上虽有增革损益，但就总体而言，基本沿袭了明代的一整套成规，中华文明体系仍在延续。先民们无奈之余，以髮肤之损、衣冠之异与精神之痛而换得性命之全、身家之安与文脉之续，乃是万不得已之选择，是非曲直，实难一言以蔽之。
二
转眼二百余年光阴忽焉而过，其间先有英法联军纵火洗劫，后有八国联军铁蹄践踏，北京城在劫难逃，几经磨难，却仅损皮毛，未伤筋骨。清宣统三年（西元1911年）岁次辛亥，武昌城头一声炮响，全国十数省纷纷响应。翌年伊始，清廷退位，民国肇基。其后外有列强环伺，内有军阀纷争，无数生灵涂炭，城上王旗頻更。民国十七年（西元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北京易名北平，沦为故都，日渐残破，西风古道，暮气昏沉。民国二十六年（西元1937年），日寇来犯，略地攻城，7月7日与国军交火于城西卢沟桥，桥栏石狮多蒙血染，宛平城墙弹痕密布。其后月余，战事不断；四郊多壘，炮声隆隆。古都民众，坐困愁城；一日数惊，进退无据。至1937年7月28日晨，日寇集结优势兵力，在飞机、大炮配合下，向驻守在北平郊外各地的国军29军同时发动总攻，设在永定门外南苑的29军军部成为日寇总攻主要目标。南苑守军两千余人，在29军副军长佟麟阁和132师师长赵登禹率领下，在城南与日军激战终日。当天下午，佟麟阁和赵登禹先后殉国。各部在北平郊外各战场上奋勇拼杀，伤亡惨重，被迫于当晚23时向保定方向突围。临行前，却发布“南苑大捷，全歼日寇”之战报，用意实令人费解。当7月29日清晨城门洞开，各界民众准备迎接得胜守军时，却被责令换持日本国旗，而进城者竟是全副武装的日寇。日寇占领军通令官民各守其份、各安其业。“死者长已矣，存者且偷生。”无奈之余，人们不得不又一次接受这铁蹄下的苟活。
日寇深谙中华文化“以夷制夷”之道，在兵力不足，物力受限的情况下，将大力扶植汉奸定为首选，名之曰“以华制华”。当年12月14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办公地设在中南海内西北部的“集灵囿”。临时政府设行政委员会，大汉奸王克敏（前清举人、曾任清政府留日学生监督）任委员长。1938年4月17日，王克敏伪政府将北平更名为“北京”。但此名之复，国民政府不予承认。不久，日寇又扶植更大牌汉奸、原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于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而临时政府被降格为“华北政务委员会”。王克敏、王揖唐（前清进士、留日学生）等先后任委员长，名义上下属于汪精卫汉奸政府，实际仍由日寇华北方面军控制。1940年，“华北政务委员会”从中南海迁至今东城区外交部街33号院。该院在清末曾是清朝外务部迎宾馆，自1912年至1928年曾是北洋政府外交部。正所谓中为夷用，鸠占雀巢者也。
为在占领区推行奴化教育，1937年12月，日寇策划成立了汉奸组织“新民会”，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任顾问，汉奸王克敏任会长，在华北沦陷区各省、市、县设立分会，通过报刊、广播等各种媒介，大力宣传“中日亲善、共存共荣”的奴化思想。并力请各界翘楚、社会贤达出山，先礼后兵，威逼利诱，软硬兼施，迫其就范。不少软骨之人纷纷下水，弹冠相庆，觍颜事敌，助纣为虐。就当时滞留古都的知名人士而论，安危荣辱甚至生死存亡之严峻考验已摆在眼前，一旦失足，则成千古之恨。
三
民族灾难日重，文化危机日深，终于惊醒了中华儿女平和恭俭、悠哉游哉之千载春梦。“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在纵横万里、遥遥无期的浴血奋战历程中，我们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以生命写就壮烈诗篇。然而绝非所有人都必须拼死沙场，较量亦非仅仅局限于军事领域。战争的更深层次，其实是文化之撞击，是智慧之对决，是耐力之拼搏，更是对民族生命力的全方位考量与验证。在当时特定的境遇之中，于刺刀抵肋、利剑悬顶的危机时刻，只要能自觉抵御诱惑，拒绝出山，漠然无语，冷眼相向，便属气节尚存之士。历史证明，在国难当头，神州板荡之际，总不乏忠义之士现身，必定有气节之光闪烁。
故都沦陷时，有相当数量的前清翰林羁留城内，他们年事已高，身心俱老，大多拖家带口，无力南迁。面对国危城破，天崩地解，人执挞绳，我为囚虏之惨状，欲哭无泪，欲死无由，欲生无望，欲伸无门，欲抗无力，心中郁闷凄苦可想而知。所谓翰林，是指在传统时代的最高学术机构即翰林院中任职并曾经任职者，此辈绝大多数为进士出身，再经朝考中试，成为庶吉士，继而在庶常馆教习三年，再通过考试（曰散馆）合格而任正式翰林官，称为留馆。余者则委为部属或外派知县，但世人以其曾就学于翰林院，故仍以翰林视之。作为个体，他们往往同时具有官员、学者、文人及雅士等多种身份；作为群体，其成员之间，经常雅集嘉会，或挥毫泼墨，谈诗论文；或登高作赋，曲水流觞，拥有厚重的道德意识与理想信念，强烈的相互认同感与文化优越感，是旧时代留存下来的最高层次的知识分子。因其在社会上享有崇高威望，便成为日寇力推下水的主要人选。在这漫漫长夜，凛凛严冬，他们标榜气节，砥砺扶持，相濡以沫，众志成城，折射出大雅君子超乎寻常的宁静与坚韧，体现着高人韵士特有的文化自信与自尊。而傅增湘、陈云诰与潘龄皋即为其中杰出代表。
傅增湘，字润沅、沅叔，号双鉴楼主人，晚号藏园老人，清同治十年（1872年）出生于四川泸州江安县的一个官宦家庭。其天资聪颖，学而不厌；志在科举，一路顺风。光绪十四年（西元1888年)，应顺天府乡试中举。继而入保定莲池书院受业，更见精进。光绪二十四年(西元1898年)公车赴京，金榜题名。据朱保炯等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卷下，增湘获戊戌科二甲第六名进士；另据朱汝珍编《词林辑略》卷九，傅增湘获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官至直隶提学使。当然，这是指其在清亡前的官职。
庚子之难后，清廷迫于形势，加快了革新步伐。袁世凯如鱼得水，乘时而兴，罗致人才，志在不小。增湘获编修后，于光绪二十八年（西元1902年）秋应邀入世凯幕府，负责协助办理文教事务，成就极多。辛亥十月，武昌事起，军政府成立，形成对峙局面。南北双方各派员议和，北方代表团以唐绍仪为首，增湘参与其中。然议和未成，国步已改。民国初立，世事纷纭。增湘心灰意懒，辞职而退居津门。闲来无事，渐生收藏古籍之癖好。1917年，增湘应内阁总理王世珍之邀，出任教育总长。任内，积极整顿全国各级学校，尤重推广师范及实业教育。他认为，当务之急乃培育专门人才，于促成徐悲鸿等有为青年出国留学，出力甚多。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北京大学乃策源之地，招致当局嫉恨。北洋政府竟起解散北京大学之意，增湘坚决反对，并提出辞职以示抵制。北京大学虽得以保全，然校长蔡元培为保护被捕师生愤然辞职出京，增湘也因反对镇压学生和拒签罢免蔡元培命令而辞职。此后，他定居北京石老娘胡同，贮书于宅旁园中，取苏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诗意，名其园为“藏园”，自号“藏园居士”。因对官场心灰意冷，增湘自此专心于收藏图书，校勘典籍，开始了作为访书藏书大家的生涯。其间与翰林张元济合作，由商务印书馆推出包括《百衲本二十四史》在内的再造古籍珍本多种，惠及士林，功德无量。“七七”事变，古都陷入敌手，增湘滞留城内，强被任以伪职，增湘坚辞不受。日寇不肯干休，复未经增湘同意，于1938年强行发表其出任由日人控制、带有民间组织性质的“东亚文化协议会”副会长，后为会长。增湘欲罢不能，只得默认，但尽量不参与其活动。此乃将错就错之事，亦有为保全身家与藏书不得已而行权宜之策的成份夹杂其中也。
陈云诰，字紫纶，又字子纶、璜子，号蜇庐，学界尊称为陈紫老。清光绪三年(西元1877年)生于直隶易州（今河北省易县），其家族为当地巨富。据朱保炯等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卷下，云诰考中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科(1903年)二甲第83名进士，另据朱汝珍编《词林辑略》卷九，陈云诰获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清史稿•德宗本纪二》有为其授职之记载。宣统三年，清廷改革官制，设弼德院，权限与内阁相为维系，用备顾问。设院长、副院长各1人，顾问大臣32人，另有参议10人。云诰得任参议。入民国后，以前朝遗老自居，拒不出仕新朝。辛亥鼎革，旗人断俸，云诰曾将其业师、宗室翰林溥良（当代著名学者、书法巨擘启功曾祖父）全家迎至其故里易县，为其置办房产，安居五载，倾力眷顾，义重情深，幼年启功亦在其中，以至其时至高年仍感佩莫名。后云诰客居故都，靠鬻书卖字为生。日伪时期坚贞持守，洁身自好，高风亮节，世人钦之。
潘龄皋，字锡九，一字颐山，号葛城居士，直隶安州（因在濡水之北，故称濡阳，今河北省安新县）人，清同治六年（西元1867年）生于书香世家。自幼聪颖过人，刻苦自励，屡应科举，联考联捷。光绪二十年（西元1894年）乡试中举，翌年乙未科会试中试，据朱保炯等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卷下，龄皋获二甲第14名进士；另据朱汝珍编《词林辑略》卷九，潘龄皋获选庶吉士，散馆改知县，官至甘肃巡警道。当然，这是指其在清亡前的官职。
龄皋未得留馆，于光绪二十四年（西元1898年）外派甘肃，任隆德县知县。在任期间，多施惠政，民感其行，甚受推戴，曾有为之立生祠之举。此后，又出任张掖、皋兰知县，秦州、隶州知州，并被任为兰州知府，未到任，即被选拔为甘肃省巡警道。于光绪三十二年（西元1906年）卸任还乡。辛亥鼎革，民国建立。龄皋复出，北洋总统徐世昌委任他为查勘甘、新禁烟大员，1921年10月，任甘肃省省长。因军阀倾扎，派系纷争，迫于形势压力，龄皋于第二年七月辞职，再回家乡安州赋闲，自此淡出官场。此间，龄皋闲静少言，深居简出，专事书法，兼吟诗赋，借以自娱，名望日高。尤以行书渐成独特风格，深受书界推崇。 “七七”事变，倭患日深。桑梓民众奋起救亡，推龄皋为安新县县长。1938年，日军进占安新。为弱化和瓦解民众的抗日情绪，日寇指使汉奸多次礼聘龄皋出任县维持会会长，但他拒受伪职，引起日寇及其鹰犬的强烈不满。为安全起见，他于1938年1月离开家乡，定居故都。未料得离得狼窝，再入虎口。日军又进一步威逼利诱，请龄皋出任河北省伪省长，当时大牌汉奸王揖唐等一干人，多与之有旧，故轮番登门拜访，苦劝其出山就任，均遭坚拒。日酋恼羞成怒，遂命宪兵将其逮捕。临行时，龄皋下定决绝之心，穿戴好寿衣寿帽，大有荆轲“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之悲壮。后经友人营救，于入狱十余日而取保获释。嗣后，龄皋以鬻字维持生计，以前朝翰林之荣，民国省长之尊，宁肯为人抄写佛经、书写扇面、条幅、中堂等，亦绝不俯首于日寇而损气节，表现出士大夫的浩然正气，赢得了世人的广泛尊敬与嘉许。
转眼已至民国三十三年（西元1944年），崇祯帝殉国整整三百周年矣。回顾当年烽火连天，天子投缳，以万乘之君，毕命于三尺之组，其事可哀，其志弥烈。而身后山河变色，江山易主；再思当前日寇践踏，汉奸横行，神州陆沉，同胞受难，学界同仁怎能不心生感慨，必当择途以抒之。特成立“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筹备会”，诚邀年高德劭，功力深厚之上述三位老翰林，合力制作纪念石碑一通，安放于明思宗自经殉国之古槐之下。傅增湘受命撰文，陈云诰朱笔书丹，潘龄皋亲手篆额，三位老翰林以博古通今之睿智，柔必克刚之信念，炉火纯青之才艺，呕心沥血，精心打造，历时数月，石碑乃成。此碑以老坑汉白玉为料，高3米，宽80厘米，厚30厘米，堪称巨制。三位不愧为顶级高手，增湘之祭文计900字，借古喻今，不卑不亢，悲愤之情，溢于言表，而又遣词正雅，发挥有致；云诰之书丹笔力遒劲，章法森然，气势非凡，厚重朴拙；龄皋之篆额结体高古，功力深厚，金石奇韵，浑然天成。其文曰：
余尝综观史籍，三代以下，得天下之正者，莫过于有明。及其亡也，义烈之声震铄天地，亦为历朝所未有。盖太祖以布衣起兵，驱蒙兀、扫群雄、光复神州，创业同乎汉高；迄于思宗，运丁阳九，毅然舍身殉国，且遗书为万民请命，其悲壮之怀，沦浃于人人心腑者，历千龄万祀而未沫。故明社久墟，而意慨英风，未尝随破碎山河以俱逝。此人心天理之公，固后世所宜崇敬者也。况碧血遗痕，长留禁苑，吾人怵目恫心，宁不眷念徘徊而思，所以播扬休烈也乎！
夫明自万历以后，纲纪颓弛，神宗晏居深宫二十年，君臣否隔，政事丛脞；继以光宗之短祚，熹宗之庸懦，妇寺弄权，忠良荼毒，内忧外侮交乘，而至民心离散，国之不亡亦仅矣。思宗嗣统，手除巨憨，召用旧人，奋然欲大有为。无如元气椓丧，大势已倾，朝庭方急于门户之争，边事则已无保障之固，加以饥馑荐臻，税敛横急，民不堪命，流寇四起，遂酿成滔天之祸！嗟乎！以勤俭爱民之主，十七年宵旰忧劳，终无救于危亡。卒至以万乘之君，毕命于三尺之组，其事可哀，而其志弥烈矣！
观夫甲申之岁，灵武、大同相继沦陷，李建泰疏请南迁。帝召示群臣曰：“国君死社稷，朕将焉往？”知死国之志，固已早决，及垂绝题襟有“任贼分裂，无伤及百姓”之语。揆之孟子民贵君轻之旨，大义凛然，昭示千古；是帝之一死，可以振一时忠义之气，更足以激励万世不死之人心！故当时上自缙绅，下逮佣保，既多慷慨赴义之徒；而至今登万岁之山，抚前朝之树者，亦未尝不感旧伤怀，欲叩九阍，而一抒其悲愤也！
今岁纪甲申，夏历之三月十九日，距帝殉国时正三百年矣。燕京旧俗：是日恒有火星之祭。相传为前代遗民故老托此以私祀旧君者，馨香于今不绝。兹者，故都人士，眷怀先烈，雅具同心。幸逢十世之期，永作千秋之鉴。爰以殉国之日，定为纪念之辰，翕集群伦，虔申祷拜，博征遗事，用示表彰。督余为文，将谋勒石。余乃缅溯明祖开国之功，并阐思宗救民之旨，粗陈梗概，敬告国人。幽光尽发，藉抒耆旧之怀思；盛会长存，俟补春明之掌故。意所未罄，系之以铭。铭曰：
天厌明德，末运不昌。踵祻袭孽，以速乱亡。赫赫思宗，实为英主。沉机锄奸，膏我齐斧。厉政勤民，日不遑暇。求鸾得枭，心劳力寡。外侮日殷，内讧莫戟。豺虎纵横，凭陵京邑。大命俄倾，宸衷自谴。身殉社稷，被发覆面。朕躬可裂，朕民勿伤。数行血诏，哀动昊苍。龙驭莫攀，如丧考妣。都人慕思，瞻日曷已。陵谷贸迁，历年三百。峨峨景山，苍苍松柏。杜鹃啼血，凄绝春城。望帝不归，庶感精诚。此山不骞，此石不涅。煌煌三光，昭兹遗烈。
江安傅增湘撰文
易水陈云诰书丹
濡阳潘龄皋篆额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岁次甲申三月十九日立
每每品味碑文，总难抑制内心涌动之感慨与激动。诸翰林太史携手作书绘画，乃丹青界悠久传统，翰林四条屏、八条屏、十二条屏等杰作不时获见，皆为珍品。然书之于碑，泐之于石，篆之于额，且是为纪念前明殉国先帝而为之，立意博大，流芳千古，其价值断不可与一般条屏同日而语。回想当年，三位翰林前辈及筹备会诸君，遭遇中国“三千年来未有变局”，忍辱于日寇残暴统治之下，而念及三百年前大明覆灭、神州陆沉之惨痛，念及 “非闇之君”之自缢身死，思及三百年来仁人志士“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前赴后继，勇往直前之壮烈，而面对眼前江山半壁、金瓯破残之现实，我似乎看到了他们凄凉昏瞀之泪眼，听到了他们发自肺腑之悲鸣。撰文不久，傅增湘先生便因中风而偏瘫，足以证其内心痛楚与情感交悴之深重也。此碑与民国十九年（西元1930年）已立于树下，由沈尹默先生题写之“明思宗殉国处”碑相依为伴，浑然一景，使无数观者驻足碑前，品读鉴赏，不忍离去。
四
西儒雪莱有诗云：“冬天已至，春日不远。”在那黎明前的黑暗中，三翰林鼎力铸就此碑，且褒且贬，载思载怨；声声哀叹、字字珠玑之背后，透露出垂暮长者对国运之担忧，对前景之迷惘。但考量世界，纵观全球，我古老中华已浴火重生，活力无限，似旭日初升，光被四表；如江河奔海，势不可当。一年后，日寇气数已尽，宣告无条件投降，1945年10月10日，华北战区受降仪式在与景山仅一路之隔的明清皇宫紫禁城举行。太和殿丹陛之下，驻华北日酋根本博中将双手平托指挥刀，弓腰俯首，率众倭沿石阶碎步趋至殿上，行鞠躬礼，将刀高举过顶，敬献予我中国受降代表孙连仲上将，并亲笔在《降书》上签字。三位老翰林与全体故都民众一道，终于等到了这尽雪前耻的一刻，迎来了八年来日夜期盼的一天。崇祯皇帝若九泉下有知，亦当为我炎黄子孙之完胜而心有安慰也。
四年后，即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横空出世，将北平复名为北京，并定都于此。而此时，傅增湘先生已病入膏肓。张元济先生曾专程探视，并致函新中国领导人，望能对增湘先生予以关照。当新政府委派专人持函前往拜望时，他已于1949年10月20日病逝于藏园家中，享年七十有八。
建国伊始，百废待兴，但诸领袖不忘尊崇耆旧，赡养贤达。特于1951年7月成立中央文史研究馆，以示“敬老崇文”。在京硕果仅存之7位翰林被聘为首批馆员，陈云诰与潘龄皋二位先生与焉。自此诸太史生活无虞，心情舒畅，丹青遣怀，诗书会友，晚景一片光明。1954年6月19日，龄皋先生以八十七岁高龄仙逝于北京，可谓寿终正寝。而云诰先生老当益壮，其精于书法，为颜体大家，且于文学，史学，诗词等诸多领域皆有造诣，笔法。1956年，由领先生衔，与张伯驹、溥雪斋、郑诵先、郭风惠、章士钊等旧学大师级人物一道，特成立中国书法研究社，并亲任社长。书社造就出启功、沈鹏、刘炳森、王任、王雪涛、王昆仑、欧阳中石等众多后辈书画大家，为中国书法艺术之薪尽火传、承上启下乃至再造辉煌做出了巨大贡献，其流韵遗风，已化作汩汩清泉，永无止歇。1965年，云诰先生以八十八岁高龄在京驾鹤西归，堪称“仁者寿”之现实应验也。其为在京翰林之最后离世者，一个时代就此结束。
一年后，“风烟滚滚来天半”，“不周山下红旗乱”，一场文化浩劫平地而起，无数文化精品被毁灭亵渎。“三翰林碑”因被尘封雪藏多年而侥幸躲过劫难。又经十年，灾难终于结束，而京城已被扒皮割肉，面目全非。1988年，“三翰林碑”被重置于原处，古槐却于文革中因遭红卫兵剥皮而身死，不得已另移一树以代之。
时光推移，旧景难再。恰逢辛亥百年之际，蓦然回首，种种变故令人目不暇接。于震荡纷乱之中，还是可以感受到时代前进的细碎步伐，但同时我们也付出了伤筋动骨，甚至落魄失魂的惨痛代价。每思及此，我曾辄发“此地空余黄鹤楼”之慨叹。然近十年来，一种理念日益清晰，那就是：“激烈之事物，必不能持久”。绝不可因一朝一代之兴亡，而断言中华文化之起落。中华文化中诸多具有普世价值的珍贵因子，必定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最后，我想用一首七言诗作为本文之结语，诗曰：
煤山侧畔久徘徊，身后劫波滚滚来。血雨腥风百城破，易服剃髮万民哀。西夷焚窃熊熊火，东寇掠杀历历灾。激我醒狮绝地吼，贞珉千古誌兴衰。
作者按：此文发表于《中华读书报》2011年7月20日第5版，有改动，此为原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