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山万春亭怀古

夏历庚辰年冬腊月（西历2001年1月），笔者有幸入住“北京胡同之祖”——元代便已得名的砖塔胡同，而毗邻被老舍先生誉为“世界最美一条街”的阜景街沿线。因专业缘由及个人爱好，我对京城古迹与掌故情有独钟，加之出行必经，至今已无数次徜徉于这条浓缩着六百年历史的景观大道，而经常产生时空交错之感。自西而东，映入眼帘者先是北京鲁迅博物馆，而后是白塔寺，历代帝王庙，广济寺，地质博物馆，西四百年书店，万松老人塔，国图老馆，中南海，团城，北海，大高玄殿，故宫，景山，还有成片保护的历史文化街区。藏式双白塔遥遥相对，鲁迅两故居东西共存；既有宫殿巍峨、鳞次栉比，又具湖光山色、潋滟葱茏。其内涵穿越皇家文化、宗教文化、名人故居文化、胡同市民文化等诸多层面，涵盖文学、美术、文物、科技、园林等不同领域，宛若流连于中华文化载体实物之密林群落，名之为“中华文化大道”亦无不可。现就所知，依上述各层次，择其要者分而简述，以飨读者。
皇家文化的典型代表，是历代帝王庙和团城。历代帝王庙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祀历朝先帝之所，与太庙和孔庙合称为明清北京三大皇家庙宇。我中华素有祭祀祖先之悠久传统，而三皇为国人始祖，五帝为帝王楷模；前朝历代之有德帝王，则是后代人君效法之榜样。分祀之制，源远流长；而合祭之制，则首创于明太祖朱元璋。而北京历代帝王庙，则始建于明代嘉靖九年（1530年）。正殿供奉历代帝王牌位，以享祭祀之尊；配殿则立历代文臣武将牌位，以受陪祀之荣。后经明清两代诸帝不断调整、损益，得以逐步完善。至清乾隆时，高宗弘历明确提出“中华统绪，不绝如线”之理念，将祭祀的帝王确定为188位，文臣武将80位，其中包括各少数民族所建朝代之君臣。至此，历代帝王庙成为我国现存唯一合祀中华三皇五帝、历代帝王和文臣武将的皇家庙宇。从明嘉靖十一年至清末的380年间，在历代帝王庙共举行过662次祭祀大典。既展现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尊重历史、尊重先人的传统美德，也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进程一脉相承、连绵不断的历史见证。
团城，位于北海西南侧，至今已经有800多年历史。辽代时，因开挖湖泊堆积泥土日渐形成了水中岛屿，称为“圆坻”。金灭辽后，金世宗以琼华岛为中心建造太宁宫，又将挖湖的泥土扩充琼华岛和圆坻，在琼华岛上建造广寒殿的同时，在圆坻建殿宇一座，与广寒殿遥遥相对。元世祖忽必烈在金中都基础上营建元大都，选定团城为大内东西两宫之分界点，团城以东为大内，以西为皇太后的兴圣宫和皇太子的隆福宫。自此，圆坻改名为“圆城”，其整体建筑格局之营造，体现出古代君臣追求完美、崇高与卓越之建筑理念：北海，“太液池”也，琼岛乃“蓬莱”，团城乃“瀛洲”，加之遥相呼应之中海东岸犀牛台所象征之方丈，“一池三山”之神话意境得见于眼前。因虚心为园，实心为团，故而明代将“圆城”更名“团城”。至清乾隆时，再次予以大规模扩建，整修城墙，堆叠假山，增建玉瓮亭、古籁堂、敬跻堂、余清斋、镜澜亭等殿阁，形成了团城当今之格局，精巧雅致，美不胜收。
宗教文化的典型代表，是广济寺与白塔寺。广济寺乃北京著名的“内八刹”之一，始建于宋朝末年，初名西刘村寺。明顺天初年重建，成化二年(1466)宪宗皇帝下诏命名“弘慈广济寺”。1931年，寺院失火焚毁，1935年重建，仍保持明代格局。寺内珍藏珍贵文物不可胜计，如明代三世佛及十八罗汉造像，康熙时所建汉白玉戒台，乾隆时所铸青铜宝鼎等。1959年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成立，会址设在广济寺，其在汉传佛教寺院中的突兀地位，不言而喻。
白塔寺实名妙应寺，位于北京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因寺内有白色藏式佛塔而闻名中外。白塔始建于元朝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由元世祖忽必烈亲自勘察选址、尼泊尔工艺大师阿尼哥设计建造。塔体为砖石结构，高50.9米，由塔座、塔身和塔刹组成。其刹顶造型亦为中国目前所独有。塔座为三层须弥座式；白塔为中国现存最大、最早的覆钵式塔。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白塔竣工后，以塔为中心建寺院一座，赐名“大圣寿万安寺”，后毁于火。明朝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重建寺院，更名“妙应寺”，而因有白塔而俗称白塔寺。此塔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大的藏式佛塔，是元大都时期古迹之珍贵遗存，价值之高，不可估量。
名人故居文化的典型代表，是西三条鲁迅博物馆与砖塔胡同之鲁迅故居。鲁迅乃中国现代史上屈指可数的文化巨匠，其在北京的故居有四处，均在西城，而阜景街区便有两处，堪称美谈。位于鲁迅博物馆院内的鲁迅故居（原为阜成门内西三条21号），是鲁迅先生1923年12月购买、1924年春亲自设计改建而成的一座小四合院，1924年5月至1926年8月鲁迅在此居住，是鲁迅在北京生活的最后一处住所，北京鲁迅博物馆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在此之前，鲁迅与1923年因与周作人兄弟失和，于当年8月2日携妻子朱安暂时迁至砖塔胡同61院即当今之84号院。
这是一个很小的院落。据记载，其中北房三间为鲁迅全家的居所。其中西间是朱安的卧室；东间留给鲁母；中间的堂屋则属于鲁迅自己。白天，堂屋可充当会客室和饭厅，因此摆着一张小八仙桌；晚上，这里又变为先生的书房。靠墙的一张木板床，便是先生就寝之处。与八道湾宽敞明净的幽雅环境相比，此处条件可谓简陋穷蹩。而鲁迅当时之境遇，堪称“贫病交加、情绪低沉”也。然那段时间，却是鲁迅的创作高峰。虽前后仅仅居此九个月，却校勘《嵇康集》，编定《中国小说史略》下卷，并连续完成小说名篇《祝福》、《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肥皂》等等。由于稿费收入渐多，鲁迅得以购得今鲁迅纪念馆之新宅。因笔者所居住的86号院院门与84号成90度直角，所以每当我出门时，眼前总不时闪现出鲁迅先生手执书卷，身着长衫，目光炯炯，表情沉毅，坐上人力车匆匆来去的身影。
胡同市民文化之典型代表，非砖塔胡同莫属。要说砖塔胡同，必先说砖塔。在北京西城区西四路口偏南，斜对着西安门大街，矗立着一座砖塔，名曰万松老人塔。塔下长眠的却是金元之际的高僧、曾被一代名臣耶律楚材礼尊为师的万松野老。
耶律楚材（1189—1243）乃契丹皇族之后，却“楚材晋用”，先后辅佐蒙古大汗成吉思汗和窝阔台，在朝三十余年，官居中书令要职。赞襄筹划，颇多建树，忠君爱民，后世尊之。而万松野老(1166—1246)，俗姓蔡，法号行秀，自称万松野老，世人尊称为万松老人，其精通佛理，又长于机辩，堪称熟谙世情，彻悟三界，哲思睿智，朝野同钦。楚材出仕蒙古后，慕名造访，移樽就教，请授以治国之道。野老以“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答之。楚材啧啧称道，以为至理名言，即拜之为师。后每遇疑难，多有讨教，且和诗赠琴，过从甚密。万松野老圆寂后，后人以敬重之故，特建塔埋其骨殖于大都城内，这就是砖塔之由来。砖塔为密檐塔型，八角九层，高十米余。现存之塔已非原物。据记载，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和民国十六年（1927年）皆曾予重修,但原有形制相沿未改，仍保留了金元佛塔的建筑风格。砖塔北侧之一胡同，以塔而得名，曰砖塔胡同。它是北京现存胡同中唯一在元代便已存在，且名称相沿未改者，因而有“北京胡同之根”、“京华胡同之祖”之美称。元•李好古所撰杂剧《张生煮海》第一折中，有张生与龙女定情后，家童与龙女之侍女梅香逗趣之情节。家童云：“梅香姐，你与我些儿什么信物？”侍女答道：“我与你把破蒲扇，拿去家里扇煤火去！”家童问：“我到哪里寻你？”侍女回曰：“你去那羊市角头砖塔儿胡同总铺门前来寻我。”足证元大都城里已有砖塔胡同；明•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成书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清•吴长元的《宸垣识略》[成书于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砖塔胡同之名皆赫然见于纸上。数百年来，它饱经世事沧桑，惯看王朝更替，带有凝重的历史感，至今仍保留着诸多灰墙蓝瓦的平房院落那些油彩班驳的弊窗旧户，饱经风霜的台阶门墩，伴着枯藤老树，古道西风，使置身其间的人有穿越时空之感，仿佛又回到了明清市井之中，从而辄发思古之幽情。
阜景街所涉文化内涵过于弘巨，限于篇幅与识见，实难表其神采于万一。传统文化之复兴，不能脱离作为物质支撑之载体；而传统建筑便是其最重要的载体之一，一定要予以特殊关爱与呵护。而今徜徉于长街深巷，流连于亭台楼阁，在庆幸上述古迹得以劫后余生的同时，深切希望政府与民间能形成如下共识：一草一木，均具性灵；一砖一瓦，皆有来历，要倍加珍惜，手下留情；切忌骄躁，三思而行。否则，日后难免要受到良心之谴责，必招后人之诟病。最后，我想以一首七言诗，作为结语：
阜景街头话古今，千年风物似流云。帝王庙内钟声隐，广济寺前月色昏。
砖塔茕茕凌霜雪，团城郁郁笼烟尘。昏鸦老树斜阳下，惆怅彷徨一散人。

此文为约稿，发表在2012年5月16日《北京西城报•文化专刊》，有删节，现将全文奉上。
作者：邸永君，史学博士，1957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研究员，西城文史学会学术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