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中都复原图

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与明清北京位置比较图

卢沟桥侧影

钓鱼台秋色

众所周知，北京乃七朝古都，国脉所系。先有辽金元三朝苦心经营，又经明清两代倾力打造，可谓步步见景，气势凌云。在此过程中，金中都阶段承上启下，地位突兀，颇多建树，其功至伟。现就所知予以展示，以飨读者。

兼备诸美 得天独厚

回顾历史，成为中国都城者为数不少，如汉、唐之长安与洛阳，六朝、明初之南京，以及北宋之开封、南宋之杭州等；而北京则是收之桑榆，日益壮大，经久不衰无出其右者。探究原委，绝非偶然，当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之结果。现举其要，大致有三：

其一，自然条件优越，地下水资源充足。地上河流众多，东有潮白河，西有拒马河，南有永定河，北有温榆河等，而湖泊星罗棋布，湿地遍于四野。不仅能调节气候、湿度，又足以满足大规模人口生活之所需。且土地宽阔，地面平展，为城市建设提供了广阔空间与伸展余地。周围物产丰富，农业发达，为居民生活提供了物质保障。

其二，交通枢纽，通商佳处。陆路方面，北越燕山，可至蒙古大漠；东出榆关，便是东北林海；南通中州腹地，西接黄土高原，故而自古便是南北交通枢纽。而水路方面，隋时开大运河，此地为其北端起点，连接诸多水系，形成网络，直达南国，极为便利。由于其位于北纬40度一线，乃农耕与游牧之天然分界，此地亦是牧猎民族与农耕民族交往、通商、撞击、融合之重要枢纽与宽广平台，亦是商业物资之重要集散地。

其三，重要关隘，军事要冲。以军事角度观察，北京地处雄要，北倚山险，南压区夏，坐拥千年王气，俯视万里河山。此外，其周边城镇体系完备，拥有众多可为屏障、起军事缓冲作用之大邑。如东北之渔阳，西南之范阳等，互为依托，进退有据，相得益彰，伸缩自如。历史上，中原王朝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均以此地作为向北扩展之前沿阵地。而在中原王朝衰微时，北方各民族进入中原，此处亦是必经之路、必据之区。

区域中心 迈向国都

正因有上述得天独厚之优越条件，故而此地早在先秦时期，便已成为筑城之所，并渐次经历了由诸侯国都、割据政权之都，而最终升华为全国之都的漫长发展过程。

回首战国时代，此地便是“七雄”之一——燕国之中心，先后有三座燕都，即初都、中都、上都皆建于此地域之内。秦时，在此置广阳郡；两汉时，曾设燕、广阳、上谷等郡国。其后，王朝兴替频繁，民族交融提速，割据势力迭起，区划变换不断，名称亦随之更改，涿、燕、幽等不一而足。因处于两大文明交汇之处，自然也是以农耕文明立国的各中原王朝防备游牧民族南下袭扰、劫掠之军事重镇。然而，其最高级别不过是诸侯国或割据政权的都城，距日后“天子所居，以制天下”的国都之位，仍路漫漫其修远。直至一支游牧民族其兴也勃，大举南下，上述情况才被彻底改变。

唐哀帝李柷天佑四年（907年），唐相国朱温登基称帝，改元开平，国号大梁，史称后梁。盛极而衰的大唐王朝灰飞烟灭，群雄割据的“五代十国”乱世开启。后梁贞明二年（916年），驰骋于漠北草原的契丹部族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自称可汗，勃然而兴。并以中原大乱、煮豆燃萁为契机，迅速壮大，挥师东指，于契丹天赞五年（926年）剿灭地处东北亚的强大政权渤海国，并剑指中原，一个强大的游牧政权就此崛起。

时至后唐清泰三年（936年），统治中原的后唐政权发生内讧，唐末帝李从珂与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之间爆发激战，石敬瑭自知实力不足，竟以“称臣、称子”为条件，向契丹请援；并允诺事成之后，将割让“燕云十六州”之地以为酬劳。

当时执掌契丹权柄者，乃太宗耶律德光。他把握千载难逢之良机，率契丹铁骑大举南下，以助石敬瑭。后唐军队望而旗靡，纷纷倒戈，末帝李从珂登玄武楼自焚，后唐亡。耶律德光立石敬瑭为后晋皇帝，不仅得一年长自己数十岁之义子，同时亦将地域辽阔、物产丰饶“燕云十六州”收入囊中，可谓一举多得。自此，契丹版图向南大举延伸，农牧经济优势互补，因而国势大盛。后晋开运三年（946年），契丹灭后晋。翌年，耶律德光正式定国号为“大辽”，并改汗称帝，年号“大同”。而燕云十六州中，幽州与当今北京市区多有重合，而顺州、儒州、檀州则是京郊之地。其余各州则涵盖当今天津及河北、山西两省北部的大片土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其后，周世宗柴荣、宋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等数位英主均曾为收复十六州而做过努力，但收效甚微。而燕云之地尤其是北京平原，却从中原王朝边塞重镇逐步演化为北方政权政治中心，并最终成为中国之都城。而此升华则以辽代在此设立南京为其开端。

剿灭渤海国并占据燕云十六州后的契丹——大辽，已从传统意义上的游牧政权发展为集游牧、农耕、渔猎、商贸等多种经济形态于一身，融契丹、汉、女真、渤海、奚等多民族为一体的新兴国家。随着形势变化，辽统治者先后设立上京临湟府（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县大明城）、东京辽阳府（今辽宁省朝阳市）、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市）和南京幽都府等京城五座。而辽南京建于会同元年(938年)，辽太宗改燕云十六州之幽州为南京幽都府。辽开泰元年（1012年），曾诏改南京为燕京，幽都府更名为析津府，其具体位置，在当今北京市区西南部广安门一带。

契丹原本以游牧立国，为维护国本不变，一直坚持“行国”传统，以“捺钵”作为政治中心。所以，辽朝始终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央政府所在地。换言之，五京皆非真正意义上的一国之都。辽朝的政治中心，在四时捺钵。所谓“捺钵”，乃契丹语“行营”之意。据《辽史•营卫志》载：“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故而中央政府随皇帝所居而四处游移。另一方面，由于辽朝采取“因俗而治”之策，五京实际上是在统治不同族属，彰显不同文化的过程中形成的五个区域重心。具体而言，东京采渤海制度，南京、西京采中原汉制，上京、中京则汉制、契丹杂糅。

作为大辽治下社会经济最为发达、人口最为稠密地区的中心城市，南京析津府政治地位虽逊于上京、中京，然商业、文化则远胜之。据元人熊梦祥所撰《析津志》载，辽南京城乃依唐朝幽州城基础建成，呈方形，由外城、内城组成，城墙为夯土板筑。外城周长二十四里，四面城墙共开八门，东曰安东门、迎春门，西曰显西门、清晋门，南曰开阳门、丹凤门，北曰通天门、龚晨门。内城幅员五华里，有丹凤、显西、衙北三门。大内位于外城西南隅，设有北王府、南王府以及景宗、圣宗皇帝御容殿，也就是宣和殿、大内殿。此外，尚有元和殿、洪政殿等皇家建筑。城内有主要街道六条，仍沿用唐朝幽州街道旧名。城坊布局亦因袭唐制，据北宋赴辽使臣路振所撰《乘轺录》载：“幽州……城中凡二十六坊，坊有门楼，大署其额，有罽宾、肃慎、卢龙等坊，并唐时旧坊名也。”南京城北之市场，乃当时辽国南部第一商贸中心。另据南宋叶隆礼所撰《契丹国志》载，南京之市“陆海百货，聚集其中”。而城内悯忠寺、昊天寺、仰山寺等古刹周边，有印刷作坊多家。而以雕版印刷为业之工匠，达数千人，无疑是辽国首屈一指的印刷、出版中心。就目前所存辽代书册而言，其精品大多付梓于此。

有辽一代，燕京析津府向为其南部重镇，经济、文化最为发达，地位、影响举足轻重。尤其值得一提者，在辽灭国前夕，还一度成为其唯一都城。不过综而观之，南京即燕京毕竟只是辽代五京之一，且繁华、宏伟程度有限，只能算是峥嵘初显，尚难敷真都之位。而其真正辉煌，则发生在代辽而成北方霸主之大金将政治中心南迁于兹之后。

异军突起 步入辉煌

辽天庆四年（1114年），向为臣属的女真部酋长完颜阿骨打起兵反辽，并一举攻克辽军事重镇黄龙府。翌年正月，阿骨打称帝，建立“大金”，年号 “收国”。此后数年，金与北宋结盟，联合攻辽。金兵依次攻取辽上京、东京，辽末代君主天祚帝耶律延禧且战且走，避入云中。辽宗室、兴军节度使耶律大石率众在燕京拥立耶律淳即位，号天锡皇帝，史称“北辽”，以扶大厦之将倾。然而杯水车薪，于事无补。不久，金军轻取居庸关，并挥师攻城，占领燕京。三年后，天祚帝耶律延禧被俘，辽亡。

在争夺燕京析津府过程中，辽金军队并未发生激战，城池仅伤皮毛，未及筋骨。根据协议，金将燕京交还于宋，宋改其为燕山府。而两年后，再入于金，复称燕京，并在此设立燕山府路，暂时褪去曾为京城之昔日光环，而成南部边陲重镇。然而，随着两年后即1127年金兵破汴梁灭北宋之“靖康之变”，宋室南迁，淮河以北，江山变色。燕山府路地位大张的时代正式开始。

金朝占据中原后，版图扩大，重心南移，若仍以数千里外之上京会宁府为都，则有鞭长莫及之虞。海陵王完颜亮在谋弑熙宗、夺取帝位后，一方面担心上京的宗室、贵族威胁其统治，另一方面考虑到上京僻处一隅，不利于君临全国及与中原地区之经济、文化交流，而燕京则交通便利，文化发达，物产丰富，社会繁荣，于是决定迁都。于天德三年(1151年)四月正式下诏迁都燕京，随即派中原文化修养极高的重臣张浩、苏保衡等人领衔营建都城。

金中都之建，乃以北宋都城汴京规划、建筑为蓝本，以辽南京城为基础，向东、西、南三面扩展而成。先后动用一百二十万人，历时两载，方告竣工。完颜亮正式迁都于此，定名中都。改元贞元。并仿辽代五京之设，除中都外，另置南京开封府、北京大定府、东京辽阳府和西京大同府。其中后三个陪都就在辽的中京大定府、东京辽阳府和西京大同府的原址。与辽代五京之南京地位相较，金中都无疑居五京之首，是名副其实的北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金中都采用三重格局，即大城、皇城与宫城。大城即外城四周城墙总长约五千三百二十八丈（约三十七里余），城区面积约十九平方公里，呈方形，原有城门十二，南面居中为丰宜门、右为景风、左为端礼，东面居中为阳春、左宣曜、右施仁，西面居中为丽泽、左灏华、右彰义，北面居中为通玄门、左会城、右崇智。后因位于中都城东北之太宁宫建成,为前往便捷,故辟光泰门，遂有十三门之数。若按“面朝背市”的仪制，商业中心应在北面会城门、通玄门、崇智门、光泰门之内。很可能是会城门内天宁寺一带。也有可能在金代漕运沿线一带。

都城之内，乃皇城，位置在大城偏西，而尚未居中。其东西窄、南北长，周围三里，有城门四，东宣化门、南宣阳门，西玉华门，北拱辰门。皇城中，建有宫城。中心建筑为大安殿，乃朝会庆典之所。皇城之西玉华门外，辟有皇家园林，曰同乐园、鱼藻池。鱼藻池即太液池，遗址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疏挖之青年湖。宫城居城中，而略偏西南，纵轴与丰宜门至通玄门之南北线重合，南为宣阳门，北有拱辰门，东、西分别为宣华门、玉华门。宫城前部为官衙，北部为宫殿。正殿为大安殿，北为仁政殿，东北为东宫，共有殿三十六座。此外还有众多的楼阁和园池名胜。就面积而言，比辽南京扩大近一倍。就皇城之繁华而论，宋人周麟之《海陵集》称其“宫阙壮丽，延亘阡陌，上切霄汉，虽秦阿房、汉建章，不过如是”。南宋使者、诗人范成大来到中都，记载其“宫阙壮丽”，“工巧无遗力，所谓穷奢极侈者”。透过上述文字，不难想见金中都当年殿堂馆阁、亭楼宫观高敞宏丽、气象万千之恢宏。

为繁荣中都计，海陵王于迁都之次年，立断南迁各色人等思乡怀旧之念，将上京宫殿、府第等豪宅一并彻底夷毁，大有“破釜沉舟”之气魄，“东流不作西归水”之决绝。且从张浩之请，凡四方之民，欲居中都者，免役十年，逐步形成多民族杂居共处、相互融合的良好局面。这些举措使中都迅速扩展，商业空前繁荣，很快便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商业大都市之一。史籍记载，金世宗时期，更加注重减轻赋税，调和民族矛盾，休养生息，使农业得到发展，手工业以及出版印刷业、娱乐业等文化产业一并发展，百废俱兴。且三教并行，中都城内宣圣庙即孔庙、万安寺（今天宁寺）、长天观（今白云观）并立，文化昌明、国泰民安。尤其是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金世宗召全真道士丘处机赴中都，奉旨塑王重阳、马丹阳像于宫观，并职“高功”，主持“万春节”醮事；并对世宗作出“持盈守成”之诫。世宗深以为然。三十余年后，丘处机真人以74岁高龄，西游三万余里，遇“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于中亚大雪山，从而成就“一言止杀”之汉蒙佳话与历史传奇。成吉思汗对其崇奉有加，拜为国师，呼为“神仙”，掌管天下道教乃至所有出家人，为道教之大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世宗以从谏如流、海纳百川，亦被史官称之为“小尧舜”。其君德与王气并存之风范，为日后北京荣登帝都之位乃初征吉兆也。

贡献突兀 不可磨灭

金中都作为北中国统治中心凡一甲子，历经废帝完颜亮、世宗完颜雍、章宗完颜璟、卫绍王完颜永济等四朝，在北京城市发展史上留下诸多难以抹杀之痕迹，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现简要归纳如下：

城市格局趋于成熟。

金中都宫城位置更接近居中，从而更接近于《周礼•考工记》对王城之总体布局；而城门、宫殿等建筑之命名，亦足以见证当时君臣中原文化学养之深厚。且参照当时汴京之制，于宫城之外、皇城之内安置行政机构及皇家宫苑，皇城南部以当中御道分界，东侧为太庙、球场、来宁馆，西侧为尚书省、六部机关、会同馆等举措，使“面朝后市”、“左祖右社”格局初步形成。另外，城内增设祭祀建筑，如天坛、风师坛、雨师坛、朝日坛、夕月坛等，使礼制大备、气象初显，从而为元明清时代京师布局，奠定了坚实基础。

就城中街道坊巷而论，金中都时期原属于辽南京城范围内之街道，仍保留唐代街坊的形式；而金代新建部分，则为沿大街两侧平行排列街巷的形式，两种形式共处于一个城市之中，乃元大都时期所成之胡同格局的过渡阶段。

交通体系更加完备，水陆并进。

在中都之东开通潞河，潞城因此改名通州。并首创漕运形式，即从水路运送粮米到京城，使“南粮北调”成为常态，彻底解决了长期以来“粮米供不应求”这一制约北方城市规模之重大问题。

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世宗决定在城西卢沟河上修建石桥。而此前河上一直靠浮桥支撑，因水大流急，且修且毁，断续无常，越来越难以适应交通运输之需求。世宗决意予以更张，行一劳永逸之举。然未见其成，世宗崩逝。三年后，章宗明昌三年（1192年）桥成，名曰广利桥，使西南陆路各种货物可直接进入中都，大大促进了商品之流通与出入之便利。卢沟桥至今仍存，桥上石狮为数众多，难以尽数；造型丰富，千姿百态。问世至今，一直是京西著名景观。此桥是我中华先人智慧之结晶，乃实用与审美兼胜之典型代表，也是金中都留给中国乃是世界的一份厚礼。

园林建设成就突出。

金中都之繁华与高度商业化，为帝后嫔妃、王公贵族游山玩水、尽享林泉之趣提供了前提条件。而女真先世素善骑射、颇好巡游，痴迷狩猎，而当时此地河道纵横，水系众多，也为后世留下大量名胜古迹提供了必须的自然基础。当今尚存之北海、玉渊潭、钓鱼台、陶然亭等，都是当年金朝皇帝的离宫别苑。其中尤以玉渊潭钓鱼台名声显赫。

追溯金中都时期，钓鱼台乃皇帝禁苑，废帝完颜亮曾在钓鱼台开宴赏月，而章宗完颜璟则在此筑台钓鱼，钓鱼台之名，源于此也。钓鱼台距中都会城门外里许，因台下有泉涌出，汇聚成池，且又与西山诸名泉相通，故而清澄甘冽，至冬不竭。台池四周，风景秀丽，为金朝帝后皇妃、达官显宦游乐之所。至清乾隆时，高宗好风雅，喜营造，于遗迹四周堆山石、栽花木，建亭阁殿堂，立宫门、筑围墙，垒起城门式钓鱼台，并定名曰“养源斋”。但京师民众仍从中都时旧称，直呼为“钓鱼台”，而今已成国宾馆。“养源斋”西北处，有敞厅三楹，名潇碧轩。厅前之池，碧水粼粼，即当年章宗垂钓之所在也。

当今北海白塔山之建，金代亦功不可没。北海御苑，最早建于辽代，称“白莲潭”，并建有“瑶屿行宫”及“广寒殿”。金天德二年（1150年），废帝扩建“瑶屿行宫”，增建“瑶光殿”。大定三年至十九年（1163----1179年）世宗仿照北宋汴梁（今河南开封）艮岳园而建琼华岛，并从“艮岳”御苑运来大量太湖石，砌成假山岩洞，并以瑶屿（即今之北海）为中心，兴建大宁离宫。从而形成皇家宫苑格局。其将开挖“金海”之土方堆砌扩充成岛屿，及环海小山，“琼华岛”乃成，简称“琼岛”，水称“西华潭”，并重修广寒殿等建筑。元时复扩建琼华岛，重建广寒殿，易名为“万寿山”，明代因之。清顺治时，应西藏喇嘛恼木汗之请，世祖福临在广寒殿的废址上诏建藏式白塔，在塔前建“白塔寺”，乾隆时更名“永安寺”。此藏式佛塔造型精美，异常醒目，山以塔名，称为“白塔山”。至此，北海苑囿集四代之大成，最为精致典雅，从而形成“一池三山”之组合，太液池——北海和中南海、蓬菜——琼华岛、瀛洲——团城、方丈——中海犀山台。如此这般，将神话意境变为现实美景。

京师著名景致中，夙有“八景”之谓。其最早见于金《明昌遗事》中，所记名目曰“燕山八景”。八景名称，代有更易，初为“太液秋风”、“琼岛春阴”、“金台夕照”、“蓟门飞雨”、“西山积雪”、“玉泉垂虹”、“卢沟晓月”、“居庸叠翠”。元《一统志》所载“燕山八景”，有二处与金时不同，“太液秋风”为“太液秋波”，西山积雪为“西山霁雪”。明《宛署杂记》中，改称“燕台八景”，中三处与金时名称有异，“太液秋风”为“太液睛波”，“琼岛春阴”为“琼岛春云”，“西山积雪”为“西山霁雪”。大学士李东阳于八景之外又增“南囿秋风”、“东郊时雨”，并赋《十景》诗，方有“燕京十景”之说。至于“燕京八景”之谓，乃于清康熙年间《宛平县志》中首现，具体称谓与明代只有一字不同，即“玉泉垂虹”为“玉泉流虹”。乾隆十六年（1751年)，高宗钦定八景名目，曰“太液秋风”、“琼岛春阴”、“金台夕照”、“蓟门烟树”、“西山晴雪”、“玉泉趵突”、“卢沟晓月”、“居庸叠翠”，并分别于八景所在地立汉白玉御碑一通，并建碑亭。碑阳为御题景名，碑阴配以乾隆御制七律诗一首。 其后，“燕京八景”遂成定制。而金代为其肇始，当无疑议。“燕京八景”之谓，对后世城镇景点之择取、构建与命名，产生过巨大影响。此后，神州赤县，江南无论十室之邑、三里之城、五亩之园以及琳宫梵宇，靡不有“八景”名目。尽管难免有“效颦”之讥，却亦不失风雅也。

此外，南郊之南海子，西郊之玉泉山、香山行宫、樱桃沟观花台、潭柘寺金章宗弹雀处等，亦留有金中都时期不可磨灭之遗痕。

形政区划基本定型。

金中都所奠定的基础一直影响至今。中都大兴府所管辖的区域，较辽南京析津府大为收缩，只辖有大兴、宛平、漷阴、安次、永清、宝坻、香河、昌平、武清、良乡等十县。城区东、西部分别由大兴县、宛平县管辖。这种格局一直延续明清两代，尽管府名改称顺天，但行政建制与管辖范围与金中都大兴府大同小异。直至当今直辖市北京之建制与范围，亦与当年金中都大兴府多有重合，相去不远。

金中都时期之非物质文化遗产闻名于世。

金中都时期，行秀禅师之功绩最当铭记。禅师俗姓蔡，自称万松野老，金代河内（今河南洛阳）人，乃跨越金元两代之高僧大德。十五岁出家，受戒后寻师访友，云游天下，参究禅宗修行之道。据《五灯严统》本传载：行秀于《华严经》用功最著，对诸子百家之学亦无不会通。他精通佛理，又长于机辩，熟谙世情，彻悟三界，睿智哲思，朝野钦敬。金明昌四年（1193年），奉章宗之命，于禁廷说法。其时，帝亲迎礼之，闻法开悟，遂赐其锦绮大僧伽梨。又建普度会，每岁设斋。章宗承安二年（1197年）后，行秀长住西郊栖隐寺。不久，又移至燕京报恩寺。此后，行秀禅师亲身经历金元之交兵燹之祸，处变不惊，弘法济世，普度众生。耶律楚材出仕蒙古后，曾经慕名造访，请教治国之道。万松野老以“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答之。耶律楚材称道不已，以为至理名言，即拜之为师。这一理念无疑已触及到到耶律楚材灵魂深处，并通过他而深刻影响到金元易代之际蒙古对中原地区的基本国策。后每遇疑难，耶律楚材仍多有讨教，且和诗、赠琴，过从甚密。万松野老圆寂前，曾留下一偈：“八十一年，只此一语，珍重诸人，且莫错举。”圆寂后，众弟子于大都城内建塔以埋其骨殖，即今北京西城砖塔胡同东口之万松老人塔。

从金代所处历史阶段考察，金中都之营建，正值中华民族生存空间内的南北两大民族集团交流更加深入、融合提速的关键时期。唐代以降，世居东北地区的契丹、女真先后崛起，并相继南下，在广阔的幽燕之地，牧猎文明与农耕文明猛烈撞击、深入交流、不断融合，致使中原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发生位移，也就促成了都城由关中东移至幽燕之地的明确指向。而金中都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介辽上京时期与元大都时期之间，承上启下，功不可没。

另一方面，由契丹人开启、女真人推动，蒙古人所完成，以非农耕民族建立的中原王朝，使中华疆域发生了明显变化，整个版图向东、北、西三个方向展拓趋势明显。于自在的、不断形成的中华民族生存空间内的诸民族之间，统一日益成为大势所趋。这就为后来明清两代，尤其是清代得以抢在列强瓜分世界之前，奠定中华近代版图，并在应对列强侵略的过程中最终形成自觉的、不可分割的中华民族整体，发挥过重要的过渡作用。

抚今追昔，颇多感慨。自贞元元年（1153年）完颜亮迁都于此至贞祐二年（1214年）金宣宗南迁汴京，中都作为金朝都城，凡六十一年。仅仅一年后，中都即被蒙古铁骑攻陷，城池被毁，昔日繁华，终成故事。然而，此地已是王气所聚、天命所托之所。继以元明清三代苦心经营，再经民国动荡反复，最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首都，直至当今。饮水思源，历史的继承性与局限性，无疑会影响到对金中都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高度与深度，而对其进行更加客观全面的评价，是后来者责无旁贷之责任。其承上启下、开拓发明之功，自当记取，永志不忘。

永君按：此文乃应约而作。北京文史研究馆馆刊《北京文史》2014年第2期为金中都专号，此文乃主旨论文，略加修改后，以首篇刊出。此乃原稿，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