邸永君（以下简称邸）：瀛老，您是爱新觉罗家族中最负盛名的大学者之一，久仰您的才学和高品，您能接受采访，我深感荣幸。是否就先从您的家世谈起？
    瀛生（以下简称瀛）：好。我姓爱新觉罗氏，是清代八大铁帽子王顺承郡王的后人。顺承郡王府位居西城。这位置不是随意选择的。当年，八旗是根据狩猎打围的位置划分，红位于西，蓝位于南，黄位于北，白位于东，这是女真族的古老传统。清廷入主中原，定鼎京师，正白、镶白二旗居京城东面，守朝阳、东直二门；正蓝、镶蓝居京城南面，守崇文、宣武二门；正红、镶红二旗居京城西面，守西直、阜城二门；正黄、镶黄二旗居京城北面，守安定、德胜二门。用满洲的狩猎传统，八旗分又为左翼、右翼。右为尊，左为下，与汉族的传统认识和说法正好相反。左翼、右翼用满洲语词说，叫做dashuwangala jebele gala。中方称dulimba，是打猎和打仗的最高指挥者的处所。行围出兵即依此而行止，皇帝的大内，居于dulimba位置，平日居住亦依此划分处所。清代不但八家世袭罔替的王爵的府第依此而择地建成，后世诸帝之子侄受封爵建第分府亦依此而行，隶八旗右翼旗分者及左翼旗分者皆归翼而立。清代定制至严，加以旗人守土之责极重，平日毫无闲游之暇，有职者终日当差上班，苏拉（满洲语词是sula，即sulaniyalma，汉语译为“闲散”、“闲散人等”，即无职人员）则终日习练步射和骑射，努力读书学习满语书文和口语，因此，人们一般除知自己住处附近有个别某府第宅邸外，其他则不为人所知晓，更不为人所关心。
    清初封立八家世袭罔替王爵时，以清太祖之次子代善（封礼亲王，谥烈，故称礼烈亲王）为首位，是为八家铁帽子王之首爵。因礼烈亲王位高功显，其子、孙二位得受封为二郡王爵，是为克勤郡王和顺承郡王二爵。因礼烈亲王及其子孙列于右翼（上手），指挥管辖二红旗，所以这三家王爵府第皆建于北京西城；根据清代规定，旗人不但随旗而居，而且其坟墓亦因翼而分左右，入关后居于北京的满洲旗人，其墓地亦因此而分在京城的东、西、南、北，即分葬于北京四郊；这三家王爵的墓地皆在西郊。
    北京西城还有两座八家铁帽子王的府邸，就是郑亲王府和庄亲王府，除此之外，西城内还有不少不属于八家之内的王府，不再一一列举。
    按理说，王府中人，肯定是富甲一方的贵胄，但我家的王府却在雍正以后成了远近有名的穷王府。
    历朝历代封建政府对王爵的俸禄皆有明确严格的规定。清代有宗人府之设，其例条规章严密细致，亲王郡王的俸银数，年节诸典赐赏数，一切无不规定十分全面详细，因此凡是这两个等级的王爵，其钱财收入自然应该是完全相同，决不会有此富彼贫之区别出现。可为什么王爷还有贫有富呢？
    雍正年间，清廷用兵西北。我家先人在战役中出力，立下了汗马功劳。雍正皇帝对他大奖重赏，将其郡王爵升为亲王爵，命他全权办理后勤事务。正在征战之中，遇着罕见的大风雪，意外的严寒将运输用的马和骆驼成千上万地冻死，致使前线的供给完全断绝。虽前线将兵苦战，还是打了败仗。雍正皇帝不管客观条件，迁怒于王爷，不但将他削爵为民，而且责令他赔偿多少万两白银。王爷的俸银有严格的规定数量，况且他的收入再多，以一人一家之力，虽竭尽全力，到了国库也不过是几滴水落入大海。雍正皇帝因打败仗丢了面子，拿王爷出气，责令赔偿，一丝不苟，限期如数完成。王爷把家中卖个一空，最后连沈阳的房产、辽阳和本溪的封地亦皆典卖出去。北京周口店甘池村的故地卖得只剩下狭窄的一小块墓地。就这样，只完成了皇帝责令赔偿的不到一半，经众王公大臣讲情，雍正才勉强罢休。从此，我家一下变得赤贫。由此在老北京人的印象中牢牢地留下了穷王爷穷王府的印象。西城的老北京人谁都知道这家穷府，连儿童歌谣中都有它。早世年间，北京小孩常说顺口溜：“锦什坊街怎么那么长，里头住着穷顺王。王爷的衣库和合当，王爷的膳房富庆堂。”说的就是清代多罗顺承郡王府，现为全国政协机关所在地，其南面的政协礼堂是原来的王府花园。王府东侧门开在南沟沿，斜对丰盛胡同。西侧门开在锦什坊街。锦什坊街在明代称为金城坊街。清代将金城二字讹呼为锦什二字。这是因为到了清初大量满人入北京，依满语的发音法，将c（即汉语拼音为ch），发s（即汉语拼音为sh），于是汉语的“金城”发音成“锦什”。
    顺口溜中说的穷顺王，指的是清代多罗顺承郡王，和合当是开设在锦什坊街路东的一家当铺。富庆堂是开设在锦什坊街路东的一家饭庄（北京称不设门市店堂而专在店内设座包办酒席的饭馆为饭庄）。穷王爷家没有衣库，而常将衣服送到当铺去换钱，所以讽刺他以和合当铺为衣库。这家穷王爷家没有膳房，偶至饭庄买个菜以打牙祭，所以嘲笑他以富庆堂饭庄为膳房。这家穷王爷就是我的先世。
    努尔哈赤之次子代善封礼亲王，谥烈。代善之子萨哈璘封礼亲王，谥毅。萨哈璘之子勒克德浑封顺承郡王，谥恭惠，自此多罗顺承郡王爵始为世袭罔替。代善辅佐努尔哈赤，萨哈璘辅佐皇太极。勒克德浑随多尔衮于顺治元年（1644年）进关，转战长江流域，战争结束后居于北京；顺承郡王府就是那时修建的。清末最后一辈顺承郡王是家叔讷勒赫（字乐庄），我的婶母顺承郡王福晋叶赫那拉氏，是慈禧太后娘家弟弟桂祥的三女；桂祥的长女是光绪皇后，即后来的隆裕太后。因此我的婶母是慈禧太后的娘家三侄女，隆裕太后的妹妹。这位婶母逝世后，继娶的婶母是崇厚（字地山）之女，完颜氏。先叔逝世后得谥“质”字，为了袭爵将家兄过继先叔名下。当时清帝已退位，根据协定溥仪仍居宫中，家兄袭爵就是那时办的手续。由清内务府行文民国大总统府，责成造币厂依制铸成郡王袭封用的镀金银册，内务府官员读满语诏书，家兄跪受册封，那时他年仅四岁。现在清代八家铁帽王中受过正式册封的只有家兄一人，其他七家的后人均未及袭封。这位末代王爷现为朝阳区政协委员。这样的事诚属罕见，甚饶趣味。我家世系如下：
    清太祖努尔哈赤——代善（礼烈亲王）——萨哈璘（颖毅亲王）——勒克德浑（顺承恭惠郡王）——诺罗布（顺承忠郡王）——锡保——熙良（顺承恪郡王）——泰斐英阿（顺承恭郡王）——恒昌（顺承慎郡王）——伦柱（顺承简郡王）——
    春山（顺承勤郡王）——庆恩（顺承敏郡王）——讷勒赫（顺承质郡王）
    春佑（镇国公）——谦德（辅国将军）——长福（奉恩将军）
    讷勒赫无嗣。
    长福之子：文葵（字仰宸），次子本人名文蓬（字瀛生），文葵袭其叔讷勒赫之郡王爵。
    多罗顺承王府建于顺治年满人入关之初，虽参照明代郡王府体制，但仍以质朴为旨，不失关外风范。以清初所建诸王府与清后期近支诸王的府第相比，明显看出俭奢有别；早期建者俭，后期建者奢。风气之变象征着兴衰。这座王府后为奉系军阀所据，至上世纪30年代曾一度为高等工业学校校舍。新中国成立后，以该王府旧址为全国政协办公处所，荒废数十年的房舍得以修缮一新。1952年，将该王府南面的花园拆除，改建政协礼堂大楼。现在一出丰盛胡同西口即见政协礼堂大楼巍然而立，十分壮观。王府正门位于路北，现即为全国政协机关的大门。满语称侧门为asha duku，所以王府时代称两侧门为“阿萨门”，“阿萨”译满语asha之音，“门”则为汉语。
    以上谈到的就是我家穷王爷的概况。不料受穷一百多年之后，到了我上一辈王爷（我的叔父）竟由贫转富，只因他的穷名已出了近二百年，人们只知其贫，也就不注意其富也。况且只是到了光绪年才发财，不久清朝就完结了，还是以穷出名。倒是应看到一点，这个王爵是八家铁帽子王中唯一一家最后正式办了承袭手续的，因而是八家中延续最久的一家。今天寻找清代王府生活实况，最好是由此王府中取得资料。王府建筑是重要的一项，这是清初顺治年的真模实样。再有王爷的衣食住行、年节寿丧等，大有趣味可寻。特殊之事物多的很，你不想了解太监的实况吗？你不想知道萨玛太太跳神唱神曲吗？……可谈的趣闻数不尽，写几本书，也不一定能说完。这家穷王爷跟北京西北角叫做“官园”的地方有关系，“官园”之名即由此而来的。老北京知道达哈苏王的人很多，评书中有他。
    邸：看过您不少文章，真是生动有趣。您出生于钟鸣鼎食之家，为何取字曰瀛生？
    瀛：瀛生乃出生在日本（瀛洲）之意，这说来话长。我的曾祖父做过领侍卫内大臣，热河督统。退休之后居京。祖父做过山海关都督。父亲年青时以贡生资格，被送往日本留学法律，后被清政府任命为实习领事、领事、总领事。大正十二年（1923年）9月1日11点58分，关东发生强烈地震（日本称“关中大震灾”）我父亲在横滨遇难。我生于日本，后来流落日本亲戚家。养父森田先生，是老实本分的人。以行医为生，他女儿后来被炸死在广岛，令我养父母痛心不已。
    我父亲虽是皇族宗室，但怅恨清廷不振作，出国后适逢保皇党流亡日本，便与之交往甚密，以梁启超为友，后渐觉得保皇党也无济于事，便又与革命党人结交，与黄兴结拜为兄弟，这表明父亲的一种政治倾向。
    由第一历史档案馆与福建大学合编的《清季中外领事年表》，我父亲初期行迹为实习领事——见习领事、副领事——大阪、长畸——关中、横滨，一直至1923年去世，未离开过日本。小时候的事，我已记不太清楚。大概脉络是当时生父死，生母受伤，我被人救下。
    我父亲平生最不近宗室，誓不与爱新觉罗后裔交往，认为他们多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喜交结南方汉人，这与光绪皇帝想法相同。
    邸：您是否可以谈谈求学和工作的经历？
    瀛：好。我的求学生涯前期在日本渡过的，所学中文亦为日本汉字，日本教育本身对我刻骨铭心。从幼儿园开始，学习不正规的日式汉语，善写而不善读。曾有一学生高丽人，讲的也是日语（当时为男女合校），当时日本人常骂韩国孩子，日本小学是与中学连读，我生在日本关东，大地震后到关西，我小学就读于神户第一小学，30年代，31年中日关系破裂后，生母与养父母商量，因为日养父母说：孩子们到16岁就要接受成人教育，希望能将孩子领回。于是中国政府驻横滨领事馆的一位工作人员林叔叔带领下，乘船至塘沽，转到北京家中。
    回京后，我即入北京第一中学。校长是杨寅庆，满洲故旧，名寅庆，挂汉姓杨而得名杨寅庆。（当时排满）。当时我住在北京的顺承郡王府（今政协礼堂），上学先乘车至平安里，太平庄，转四路有轨电车，保胡同下车，往北走，来回约2小时。数学学些三角、四角等，听起来很熟，却又听不懂，在家里则念《四书五经》，回家便念，不曾间断。此时，我还开始学习满语。瀛生幼承家训，由时称“同光清语六贤”之一的族伯爱新觉罗•朴厚启蒙，学习满语三年。后拜入同为“六贤”的另一满语专家阿克敦布门下，连续学习满语16年。20世纪40年代初，又从满文翻译专家克敬之学习满、汉文翻译。40年代中期，再拜著名语言学专家罗常培为师，学习古汉语音韵学和西方语音学。1941年，我考入北大兽医学系，194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农学院。我到燕京大学，做农科助教。新中国成立后，我在国家出版总署编译局、人民教育出版社等单位任编辑，后任北京农业大学讲师，高等教育出版社农学编辑室主任，镇江农业机械学院教授。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十年浩劫中，我被打成“反革命”，1978年才得平反，后来，在商务印书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任编辑，参与修订了郑易里编著的《英华大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生物学卷》，参与编译《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自1951年至今，我撰著和翻译并已正式出版发行的图书已有28部。由于对百科全书事业做出的贡献，曾受到过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表彰。
    邸：您是当今满语口语的为数不多的传人，对抢救满语这一濒危语言，有何想法和建议？
    瀛：改革开放以后，满族文化事业迎来了春天。1985年，辽宁省成立了三个满族自治县。接着，黑龙江省、吉林省和河北省也有了自己的满族自治县。各地的满语研究所、满学研究所也相继成立，大家学习满语的热情日益高涨。对满语的抢救有了新的希望，我自认为又能利用自己的专长，为社会多做一些工作。我的特殊经历，使我对满族和满族的文化有着一份难以割舍的情感。当时我还不算老，曾利用几年的时间，写出了四部满语著作，其中的《满语基础讲义》被台湾满语班采用，作为授课教材，《北京土话中的满语》被社科院满学研究所评为全国首届满学研究优秀成果之一，并被列入《20世纪满学研究重要著作》之中。
    我国历来有隔代修史的传统。目前，整理清史的工作已经被提到了议事日程。满族统治阶级在我国历史上268年的统治，留下了大量用满文书写的文献资料。人们要系统地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研究清史、东北地方史、沙俄侵华史等都需要利用满语这个工具进行学术上的考证和难点的突破。但是我认为，若用现有的满语专家去翻译清朝遗存下来的满文档案，至少得需要二百年。这是因为如今研究满语人才，尤其是口语人才奇缺。
    我必须强调的是，现代的北京话也与满语有着不解的渊源，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现在的北京话中常有这么一句话：“我昨天去来着。”这种表示过去正在进行时的句子，完全是满语的语法结构，这在以前的北京话中是没有的。又比如，北京话中，一句话中的最后一个字往往以轻音结束，“帽子（zi）”，而不说是帽子（zǐ）；吃西瓜（gua），也不能说是吃西瓜（guā）。这些现在已是约定俗成的语言现象，都来源于满语的发音。由此可见，研究满语，不仅对于研究清史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研究现代北京话的起源、流变及发展，也有着同样重要的价值。
    满族是我国56个民族中的一个古老民族，源远流长，世居白山黑水之间，先秦时称肃慎，南北朝时称勿吉，隋唐时称靺鞨，辽、宋、元、明时称女真。满语与古时的匈奴语、其后的蒙古语同属乌拉尔阿尔泰语系。它与属于汉藏语系的汉语不同的是，汉语有四声的变化，阿尔泰语则只有轻重音的变化。由于它长期与北方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的密切交往，互相影响，彼此融合，使得北京话在轻重音的语调上也发生了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满语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中，只有口语而没有文字，只是到了后金时代，满语的文字才由建州女真学者借用蒙古字这种音节文字，一个词一个词地拼写而成。由于当时没有较高的语音学知识，只是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拼写，所以根本不标出重音点，因而流传下来的满语词典中也是没有标出重音的。这也正是满语的书面语与口语的区别所在。清代后期，满语不再是满族人的母语了。要想学习满语，就必须要到专门的学校里去学，就像学习外国语一样。由于那时精通满语的师资尚大有人在，所以教学能够正常进行。从辛亥革命后，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懂得这样教学的师资相继辞世，正规的满语教学也随之逐渐消失，书面语遂与口语开始脱节。现在学习满语的学生，只学会了音节的拼读，却不知重音，也不懂音变，所以不可能说出口语来。
    对此现状，我深感忧虑。为了能让满语口语的研究后继有人，我从1987年至今，已连续在国际学术交流期刊《满语研究》（黑龙江省满学研究所主办，每年一期）上发表介绍满语口语的论文15篇，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能藉此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但现状仍很不妙。满语如再不受到全面的研究，它就要步古拉丁语后尘了（古拉丁语起源于罗马时代，后被英、法、西等语言取代而消失。
    邸：就我所知，老北京居民，都有一种情结，或可称为“老北京”情结。您的这种情结很深，可否谈谈感受？
    瀛：好。说到“老北京”这三个字，我就来神。老北京的琉璃瓦、皇城根、小胡同和老爷车……留给我太多记忆。可用依恋、钟情和执著来形容。我用我笔写我口，在北京的报刊上，经常发表一些有关北京的趣闻轶事。由于从小就生活在“满汉融合”的环境里，所以我的文章也多与满俗有关。什么老北京婚礼丧礼中的满族习俗啦，老北京口语中的满语啦，老北京小吃中的满族食品啦，不一而足。物品认为，市井的习俗，街头的小吃，都是在讲历史，讲民俗，讲民族的融合，讲文化的积淀。
    满族的习俗多与汉族不同。比如说老北京婚礼中的习俗，送订婚礼品，汉族是男方向女方送衣物和首饰。满族则是男方除了向女方赠酒、肉、衣料、首饰以外，还要送荷包和如意。荷包源自狩猎者，本来是出猎时系于腰带以盛什物的小袋，后来成为满族服饰；如意原本不是满俗，但清代皇帝向大臣赐物以如意为贵，故如意进入满俗之内。这是满汉二俗在互相融合中仍然保留了各自特点的地方。可也有一些满俗完全进入了北京的婚俗里，比如说喜轿一进男家门，过火盆、过马鞍，新郎对轿射三支箭，则完全是女真族的旧俗了。
    烹调，满族的风味也有自己的特色。比如“砂锅居”，就是道地的满族风味菜馆。“砂锅居”的煮肉分为两类，一类是不经烧烤，直接将肉用白水煮，称为白肉；一类是先将肉用炭火微烤，然后入水煮，煮成的肉称为胡肉，肘子称为胡肘。“川菜”中的“连锅汤”和“回锅肉”，就是由“砂锅居”的煮白肉发展而来的，只是四川“回锅肉”加了豆瓣而已。为什么四川菜里有白肉呢？追根溯源，那还是当年驻防四川的满蒙旗人将这个吃法带去的。四川人很讲究烹调，将白肉加工改进，遂使“回锅肉”等菜成为川菜名味。走遍全国，讲究吃白肉的只有北京、四川和东北三省。
    还有小吃，像炒肝儿、灌肠、面茶这些小吃，都是满族食品。这些食品由满族人带到北京，经过加工改进，才逐渐成为了老北京的小吃。顺便要说一句，我曾著文否定过“满汉全席”之说。我看过清宫御膳房的菜谱，根本就没有满汉全席的名目。20世纪20年代，有位在京津献艺的相声名演员艺名叫“万人迷”，他编了一段罗列大量菜名的“贯口”词，名曰《报菜名》，很受听众欢迎，由此有人说这叫“满汉全席”，从此传讹至今，竟有人真的充分发挥想象力编出“满汉全席”的菜单来。
    邸：素闻您持“爱新觉罗家族乃宋徽宗后裔”说，有何根据？
    瀛：爱新，即满语aisin，是金的意思；觉，应读jiao，即赵，连起来就是归附大金的赵氏的意思。我坚信我们是大宋皇族赵氏的后裔，还刻有一方归化大金涿郡赵氏的篆印，经常用于落款，就是表达我的此问题的看法。
    邸：我听说过燕京大学校务长司徒雷登先生的秘书傅泾波先生的事迹，他与您是至亲，可否谈谈？
    瀛：好。傅泾波是我的表哥。去年底，他的女儿傅铎若来寻根，来寻她祖辈的官职。我据我所知，给她讲得比较清楚。我祖父那一辈的顺王，旧称多罗顺承郡王，老百姓都说顺承王，顺承王还嫌啰嗦，说顺王。而且这个满语始终保存，达哈苏王，老北京的老百姓老人都把他叫白话了，达莫苏王。不是达莫苏王，是达哈苏王。达哈苏汉语译音是“顺”的意思，“顺从”的顺。老北京的评书、相声里都有它。指的那位王爷叫勒尔锦，兹不述及。按照大清国的规矩，老赵家的规矩，袭王的就跟王府里边看家，不袭王的弟兄就去扛枪。没别的，士农工商全甭做。你就是当兵去。我爷爷就是走这条路了。最后年岁大了以后，多年几经升转，有了战功，任职山海关都统。都统属将级，等于山海关的军区司令员。有一位同僚，任总兵，总兵职位在旅长和师长之间，最高能到师长。当时这位老爷爷还年轻，跟我祖父关系非常好，他们俩人是上下级的关系，都是整红旗。这位老人家是富察氏，富察氏在金史里称pucha，可见当时通古斯满语“p”的音还占统治地位，“f”的音还占次要地位。后来慢慢的这个“f”的音越来越上升，到最后“fei”的音也成了音位，这个当时还没有。所以金代的时候称“pucha”，到清代就称“fuca”，这也可能跟汉语的影响有关系。不去谈它。要论单谈吧。这位富察老前辈名字叫倭和，倭和是满语，口语是“wohe”， “he”不发音，“woe”发长音即可，汉字写作“倭和”。 为迁就汉语，重音跑后头去了。这位倭和老前辈按现在说冠汉姓就是傅倭和。因为这俩位老人家关系很好，于是就结为秦晋之好。当时就结亲。这位倭和老爷爷的女儿和我爷爷的长子（即我的亲大爷）爱新觉罗铨福结婚，成为夫妻。倭和老前辈的女儿嫁到我们顺王家，嫁给我的大爷。生了我一个亲叔伯哥哥，叫文蓉；还有一个妹妹，妹妹小，他们是兄妹。不去谈他。后来呢，倭和老前辈有两个儿子，我叫大舅、二舅。我二舅傅瑞卿之子就是傅泾波。傅泾波就是我的亲表哥。他跟我的二哥可能同岁，从小一块玩耍。一家住砖塔胡同，另一家住羊肉胡同。在胡同里跑来跑去，穿梭着一块儿玩。两个小孩又是至亲，又是稚友，同时成长。他们可能还是同学。我表哥在美国已经去世了。他的女儿这次来寻根，倭和老人家的官职等等。没有他处可查，史书上是无记。因为他的级别不够格立传。立传的武官最低要是都统，都统将军有年表，都统以下就没有年表了。总兵不够立年表。正好《玉牒》和后来编的《爱新觉罗宗谱》里有某人的生母是谁，某某氏，姓什么，某人生母的父亲，即此人的外祖父，是什么，有无官职。是我叔伯哥哥文蓉的这栏里有他的母亲富察氏，富察氏的父亲是富察倭和，做过山海关总兵。这样就完全满足了她寻根的目的了。事实如此。寻根是好事，最近又看到了引起我不断的思绪，有一个朋友拿着今天（2007年1月3日）的《人物周刊》，里面写傅履仁，傅履仁是傅泾波的儿子，寻祖人傅铎若的弟弟。他在美国升任了将军，也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华裔将军。这是了不起的人物啊。这份报纸只写他是华裔，不知道他是整红旗头甲喇三牛录，他家是世袭牛录章京。这使我有了一个想法。八旗的满族人因种种原因把语言丢了。现在八旗满族人智慧还是不错，可是无论怎样满语是丢了。只剩下满文。现在所谓满语只是满语词的“音节罗列”，与满语词的“机械拼读”，它不是语言。比如汉语说“书”字写汉语拼音写“shu”，读出来是“书”。因此我感想根是寻到了，但是满族文化丢了。这是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就看它丢了吗？这几十年我就为这个声嘶力竭，我在呐喊，可到现在我还没有得到应有的答复和反映吧。所以我想借此机会再说两句，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五十六个民族的文化构成的，满族文化是其中之一，是民族大花园中的一枝奇葩。因此不能眼看着它在我们这个年代丢失，不能让它步拉丁语的后尘，成为消失的吐火罗语。外国人不明真相，说满语是died language。我只听见一个人讲满语是dying  language，正在趋向于死亡的，濒危的语言。要这时候不拉一把的话，就真成了died  language。见到傅铎若寻根，又闻傅履仁的作为，我觉得满族文化有希望，不至于丢失吧！
    邸：您曾参与成立北京满学会，对推动满学研究做出过重要贡献，可否谈谈经过？
    瀛：近年来，中国学术界感到清史和满族史及有关研究尚欠深入，有些问题还需进一步研究，因此兴起了研究的热潮。
    例如关于满族入关前后社会的研究，多年来研究者所据之材料不外乎明人之作，间或用些明末朝鲜人的记载。明人鲜有亲赴女真地区调查而取得实际材料者，故其所书多系展转传闻。彼时之朝鲜人纵偶有至女真地区者，亦多走马观花，往往以一得之见率尔书之。研究者仅仅据此，终难得重大成绩，且常前后矛盾，或众论纷纷，莫衷一是。
    现今世界学术界仅以汉文资料研究满学已大为落后，而必须求诸满文资料，始可详其究竟。不少国家在此方面早居领先地位。满学日益受重视，已成为东方学之一重要组成部分。日本今西春秋与三田村泰助编成《满和词典》，今西春秋翻译了《满洲实录》，神田信夫翻译了《满文老档》出版，河内良弘也作了不少研究满语的工作。美国数所大学研究满学，并出版满语学习刊物。德国满学专家Martin Gimm精心研究满语，近年多次来我国交流。苏联满学亦盛，等等。
    这一切推动着我们。中国是满族故乡，大量满学资料存贮而未加研究；有活的满语，也未充分研究。中国研究满学可谓得天独厚。有识者深感于此，认为必须赶上去。满族前辈爱新觉罗溥杰，胡絮青二先生对此亦深有感受，久有建立一个民间满学研究团体之意。自1984年秋，开始在北京开办业余满语班，至今已有毕业生近二百人。
    如上所述，多年来中国有关清史，满族史等研究，学者们只用有限的文字资料，转相引用，致生矛盾，不解处引起误解，导至众论不一，难成定论。治学之道，“文”“献”并重，故老口传者，实为重要之“献”。舍“献”而不用，只求诸“文”，必至偏而不周，难得全貌。满族各氏族之家颇多祖辈相传的口传材料，其范围包罗甚广，举凡满族及其先世女真之族源、部落、氏族、语言、生产、社会、民俗、礼仪以及其他等等，皆有大量口传材料。这些材料世代口角相传，从未书诸文字，故学术界迄不知晓，而满族故老知之甚稔。用此类材料，满学研究中之疑难问题不难迎刃而解，多年疑难，无数争议，皆可顺利解决。例如有关满族入关前社会、萨玛、生产等争论多的问题，使用满族先世传下的口传材料，皆可立即解决。又如现已少有人知满语本音之原貌，六十年代民族学院请锡伯族老师教满语，学生学习了锡伯语，现作满文工作。真正之满语音，已濒于失传。诸如此类，必须依赖口传材料。
    溥杰、胡絮青二位先生均已指出此类口传材料之重要性。溥老说：“满族各家的口传材料都是书上没有写的。我年青时记得的东西现在来记得清，必须抽时间写出来。因为现在还记得清，再过些年，我的脑子软化了，想写也写不出来了。我对我自己也要抢救”。胡老说：“中、外不少人常以老舍著作中的问题问我，这些大多涉及满族社会、民俗等方面。我知道他们从书里找不到，所以来问我。可是我八十多岁了，真应接不暇。最好写成书，以免一一解答”。可见满族口传材料用处甚大，只因未写成书，学术界不得使用，致使不少问题得不到解决。将这些口传材料传出，公之于世，当使世界学术界耳目一新，使老难问题得到解决。
    据此，溥杰、胡絮青二先生倡议，于1987年成立了这个满学研究会，由溥杰老、胡老任名誉会长，我任会长，满族女作家邢院生任副会长兼秘书长。该会设科研、联络、资料、交流四部门。
    满学研究会的任务是将诸书未载、尚未公之于世的口传材料传之于学术界，其中包括满语语音（京语口语）以及满族及其先世的社会、历史、氏族、宗教、民俗、生产、文学、音乐、舞蹈以及其他方面的口传材料，以此与世界学术界交流、合作。满学与突厥学、蒙古学、藏学等共同构成东方学。满族及其先世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决非孤立的，其产生、形成、发展与其他民族的文化密切相关。因此我们面向世界学术界，广泛地与各有关学术领域交流合作。
    众所周知，《满文老档》的发现和译出供研究使用，是学术界的一件大事。因为满文的创制、满族共同体的形成，后金政权的建立，大体处于同一时期，《满文老档》最真实地记载着当时女真社会、生产及其他一切实况，所以它是无比珍贵的。完全应该同等看待、同样重视我们所说的口传材料。因为它是满族各氏族家中远自祖辈代代相传的“旧话”，实系“秘史”，真实可靠，堪补诸书记载之阙，可正群籍论述之误，称之为稀世珍品，诚不为过言。
    我们认为：《满文老档》是满族向世界学术界贡献的一颗明珠，满族氏族口传的“秘史”是满族向世界学术界贡献的另一颗明珠。前者是“文”，后者是“献”，互相结合，彼此补充，交相印证，诸多难题立可迎刃而解。本会的任务就是将这一颗明珠献给世界学术界。
    顺便谈谈满族旧家口传材料主要内容简例吧。
    一、满语京语语音 纯系建州女真乡音，已濒失传。今世界习满语者只知照字面读音。
    二、满族传统医疗法 医学界根本不知满医。满医对正骨、防老、保健、驻颜等有特效。
    三、满俗真象 民俗学不知满俗真象，常以东北地区汉俗为满俗也不知满俗对汉俗之影响。
    四、宗教 满族萨玛教有大量问题是问号状态，其真象诸书皆无，隐私处无从查考。
    五、满族社会、氏族、历史 其中大量问题尚处争议之中，即如beile、irgen、jusen、aha等极浅显的解释，学术界迄无定论。《辞海》对“爱新觉罗”之释义意大错书之，贻笑识者。目前学术界对许多问题尚在猜测中。
    六、满族文学 “红学”颇受重视，然研究者尚无人注意：1、该书中所写的满族民俗。2、书中语言之满语式汉语。此两点实为重要研究课题，尚无人注意。
    七、音乐、歌舞 现皆以东北三省歌舞中之一部分为满族的，其实早已混入汉族的内容。
    我相信，只要各方重视，就一定能有所作为。
    邸：您说得对，我相信，有志者事竟成。您作为长者，能否对我们提几点希望？
    瀛：古语云：“人活七十古来稀。”我已八十有五，总想在有生之年，多为社会做点什么。满语研究是我一生宿愿，那是一日不可懈怠的；望你们能把这件事接着做下去。我又是北京文史馆馆员，文史馆的事不能不积极。我也想了我的后事，想到没了这口气，还可为生命科学做最后的贡献。经过奔走，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公证处、北京市红十字会，我与母校北京大学达成了捐献遗体的协议：逝世后将遗体交北京大学医学部解剖学及组织学胚胎学系作为大体解剖学（解剖学）和显微解剖学（组织学）的学习和研究材料，并将遗骨制成人体骨骼标本（骨架），供师生进行骨学教学和学习之用。我为自己找到了自己认为是最好的归宿。
    邸：您的阅历和境界着实令我感动。作为家世显赫的宗室后裔，却有如此深厚的平民情结；作为才高八斗的饱学之士，却如此谦逊质朴；而当年的王府主人，今天却蜗居斗室，真乃“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诗意之现实例证也。但您无一句怨言，无丝毫失落，想得只是如何为社会再做贡献，真令我惭愧之至。我一定遵您嘱托，为满学研究事业尽绵薄之力。最后，请允许我对您接受采访再表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