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余年来，中华大地上发生的种种变故令人目不暇给。于震荡纷乱之中，我们还是可以感受到时代前进的细碎脚步。服装式样的变化，便是时代递嬗、社会变化的一个缩影。
                                                  
                                                  一
    清代以前，国人着装崇尚宽袍大袖，与农耕社会悠闲疏懒之生活方式颇相适应。而随着清兵入关，江山易主，清廷强令汉人剃发易服，以作为臣服之标志。强权之下，中原大地衣冠尽改，人面全非。满族服饰不仅在本民族中盛行，且成为有清一代的“国服”。
    满族服饰中，为首者当属旗袍，满语曰“衣介”。古时泛指满洲、蒙古、汉军八旗男女穿的长袍。样式特点为圆领、捻襟（大襟），左衽，四面开禊，束腰，有扣绊，窄袖（有的带箭袖），这种衣着便于上下坐骑，马上动作，适应骑射民族的生活习尚。左衽和束腰，不仅紧身保暖，利于马上活动，而且使人的自然体态得到完美的表现。行猎时，可将干粮、用具装进前襟。箭袖，满语叫“哇哈”，是很有特点的一种窄袖，在本来就比较狭窄的袖口前边，再接一个半圆形袖头，一般最长为半尺，形似马蹄，又称“马蹄袖”。马蹄袖平日绾起，出猎作战时则放下，覆盖手背，冬季可御寒。清时，官员入朝谒见皇上或其他王公大臣，都得将马蹄袖弹下，两手伏地叩见，成为一种专门的礼节。
    旗袍的式样和装饰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满族入关后，与汉族同田耦，杂处串居，受到汉族“宽袍大袖”服饰的影响，另一方面，因窄袖长袍不适于农田耕作，于是，箭袖一度变成了喇叭袖，后来又由肥变瘦，几乎容不进胳臂，四开衩演变为左右开衩，甚至根本不开禊，下摆由宽大变为收敛。但满族贵族和有身份的人仍穿带箭袖的旗袍，旗人百姓则以箭袖袍作礼服。随着时间推移，旗袍经简化而改成长袍，逐步成为国人的主流服装。
    与长袍相配者有马褂。其样式很像今天人们穿的对襟小棉袄。圆领，对襟，有开禊，有扣绊，身长齐脐，袖长及肘，四面开禊。因它身、袖较短，冬季可做成皮或棉的，套在长袍外面，便于骑马，故名“马褂”。
    清初，马褂流行于八旗军旅，康雍以后，民间开始盛行，迎接宾客，游行街市，都喜欢在旗袍上套上马褂，以显其文雅大方，马褂便有了礼服的性质，式样繁多，布料高贵。马褂可分为短袖和长袖两类，短袖马褂有对襟马褂，大襟马褂，琵琶襟马褂数种。对襟马褂在乾隆朝以后美名曰“得胜褂”。据《清稗类钞•服饰类》载，满族经略大学士傅恒领兵征金川，得胜回朝，喜穿这种马褂，誉为“得胜褂”，传至民间，也以此为名。琵琶襟马褂的右襟短缺而略以短襟袍，襟呈弧形，排扣如琵琶状，故取此名。长袖马褂对襟，身长、袖长，俗称“卧龙装”。据说某相国北征，其母忧其文弱，给他缝制了这种长袖马褂 ，他感母恩，常穿在身，后被康熙帝发现，褒其孝心，赐名“阿娘装”，后误传为“卧龙装”，或“窝楞装”。这种长袖马褂，颇得满族耆老的喜爱，满族作家文康的小说《儿女英雄传》里有这种“卧龙装”马褂的精采描写。清朝皇帝也喜穿马褂，多用明黄色，其身边的扈从大臣，御前大臣，内廷王大臣，侍卫什兵等，也可穿黄马褂，正黄旗的官兵可穿金黄马褂。“黄马褂”还是清帝赐给勋臣的重要赐赏。
    此外，尚有坎肩，又叫背心、马甲。满族时兴在旗袍外套坎肩。坎肩是在吸收了汉族“半臂”的特长发展起来。坎肩无袖，穿着方便，男女老少皆喜。因它常套在长袍外面穿，有明显的装饰作用，因此，在坎肩的用料和做工上，十分讲究，式样也多，常见的有对襟直翘，对襟圆翘，捻襟，琵琶襟，一字襟，人字襟，“巴图鲁”坎肩等。琵琶襟坎肩的大襟边不到腋下，而是从第二个纽扣的地方，直通而下，但不到底，不襟缺一小截，别具风格。巴图鲁，满语意为“勇士”，是京师八旗旗人最时尚的一种款式，在“一字形”的前襟上，装有排扣，两边腋下也有纽扣，穿着便利，外形洒脱，勇武，而且当时八旗子弟常在它两边的裤褴处，加上两只袖子，号为“鹰膀”，当八旗将士穿着这种带鹰膀的巴图鲁坎在马上疾驰时，这飘飞的肩膀好像要把英武的骑士带到空中。坎肩一直流传至今，成为各族人民喜爱的一种服式。

                                                  二
    至20世纪初，辛亥革命爆发，清廷退位，民国肇基。孙中山为雪旧耻，特发剪辫易服之令，号召国人“涤旧染之污，作新国之民”，规定自令发之日起，限二十日内一律剪除发辫。但如何“易服”，却颇费思量。孙中山认为民国公民的着装式样是一个重要问题，曾就此广泛征求意见、展开讨论。争论中有主张仍穿长袍马褂者，但反对者众。理由是革命既已成功，而服饰仍沿袭清代流行的瓜皮帽、长袍马褂则不合时代潮流。孙中山亦认为，长袍马褂既不方便，又因剪裁费料而很不经济，因此当予摒弃。革命党人多有留洋经历，不少人主张应提倡穿着西服，中山先生闻后笑曰：“此举无异是抵制国货！”最后，孙中山提出“礼服在所必更，常服听民自便”之主张，望能推出有一种“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的服装式样，并决定亲手设计。经过缜密思考，精心构思，并征求意见，终于创制了一套具有我国民族特点的简便服装。
    按中山先生的设计理念，新装应兼具中西装之所长。便以广东便服为基样，在直领上加一翻领，如同将西装内衬衣的硬领“移植”过来。这样使上衣就兼具了西装上衣、衬衣和硬领的功用，穿起来显得硬挺。同时，又将便服或一般西装的三个暗袋改为四个明袋，如此“双双”、“对对”，使其具均衡对称之感，以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观点。又在上下左右四个衣袋上加上软盖，并各钉纽扣一枚，既美观又安全，可防袋内物品遗失。下面的两个明袋采用能缩涨自如，颇具弹性的“琴袋”式样，旨在便于放置书本、笔记本等必需品之用。如此细节，也足以证明一代伟人好学心切，随时不忘读书的美德。孙中山开始设计上衣有纽扣七枚，后来为了方便起见，改成五枚。由此，小翻领、四袋、五扣的中山装上衣正式定型。
    孙中山还参照西装裤的式样，亲自设计了中山装长裤：前面开缝，一律用暗扣；左右两侧各置一大暗袋；右前部分设一小暗袋，俗称表袋，也可藏放其他物品。这种裤子穿起来很方便，裤袋也可放置随身携带的必需品。此外，裤袋的腰部打褶，裤管翻脚也有异于其他服装，成为中山装的特色之一。孙中山亲自设制了新服装，又亲自带头在各种场合穿着。平心而论，这种服装确有不少优点，主要是外形美观大方。可以使用高级衣料，也可以使用一般布料；既可以作为礼服，又可以作为日常便服。因此，受到各界普遍欢迎，并得“中山装”之名。经孙中山大力提倡，后逐渐被普遍推广，影响不断扩大。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大力推广中山装，各界尤其是政界人士多喜穿着，因而有“国服”之目。但当时提倡“礼服在所必更，常服听民自便”的理念，其他式样的服装亦与中山装并行不悖。新派者多西装革履，守旧者仍长袍马褂，真可谓众彩纷呈，和平共处。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山装及其各种变种成为服装主流。其他式样逐渐淡出。文革中风行一时军便服，也是由中山装脱胎而来。当时铺天盖地都是国防绿军服，真可谓千人一面，万众同装。而对于具有审美观念之人而言，确属一种煎熬与压抑。

                                                  三
    20世纪80年代国门渐开，对比国外服装之千姿百态，国人顿觉顾影自怜。于是沉寂多年的西服又卷土重来，西装革履成为时尚。
    古语有云：上所好，下必甚焉。当年国家领导人为显示开放意识，改革精神，多不再着中山装而改穿西服。且因从建国初到“文革”，西服几乎成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代名词，逆反心理也使得国人一定要矫枉过正。回想数十年来，穿够了列宁服、军干装、中山装，还有陈永贵同志常穿的那种对襟中式便服。现在不但无人干涉，且有上面带头，为何不开开洋荤，时髦一把！但穿西服最大的问题就是烦琐。有了西服，就需配套，要衬衣，要领带，要皮鞋，还要在领带上夹个卡子。突然间改穿西服，很有些不习惯。且初级阶段，配套尚需时日。身上穿西服，脚上仍是布鞋者有之；衬衣不扎在腰带里面者有之；领带或长或短，以扎红领巾之法打结者有之；西服里面套毛衣，鼓鼓囊囊，不伦不类者有之；甚至有上身光膀直接穿西服，下身配短裤者。如此等等。真是千姿百态，五花八门。国人初着西服，不熟悉不自然，难免穿出尴尬，实不足为怪。当时海外媒体对国人穿西装多有议论，不乏揶揄之词。说到底，无非是觉得中国人既穷且土。而要远离“穷”与“土”，尚需要一个过程。
    由于时代节奏加快，此过程并不漫长。当今国人眼界大开，西装革履已司空见惯，很少再矫揉造作，诚惶诚恐。所谓温饱问题，其实就是穿衣吃饭问题。而解决了保暖问题之后，必然就要考虑式样问题。且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衣服除了御寒作用，款式的确很是重要，国人自古就十分重视衣冠式样，但总是党同伐异，将其上升到政治的高度。什么“胡服骑射”、“剃发易服”，总要能和一个民族命运的改变联系在一起，难免显得过于沉重。当今事过境迁，文化多元已是大势所趋。还是各由所好，丰富多彩显得更好。正所谓“万紫千红总是春”也。
    国人自有国人的风度，国人自有国人的气魄。穿衣便是体现风度和气魄的一个方面。要有身份、有尊严，首先就要自信、自重，着装式样应居其次。我们坚信，只要中国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富裕，越来越文明，国人就会越来越帅气，越来越从容，越来越有神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