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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百年服装式样变迁
作者:邸永君 日期:2007-04-05

    百余年来,中华大地上发生的种种变故令人目不暇给。于震荡纷乱之中,我们还是可以感受到时代前进的细碎脚步。服装式样的变化,便是时代递嬗、社会变化的一个缩影。
                                                  
                                                  一
    清代以前,国人着装崇尚宽袍大袖,与农耕社会悠闲疏懒之生活方式颇相适应。而随着清兵入关,江山易主,清廷强令汉人剃发易服,以作为臣服之标志。强权之下,中原大地衣冠尽改,人面全非。满族服饰不仅在本民族中盛行,且成为有清一代的“国服”。
    满族服饰中,为首者当属旗袍,满语曰“衣介”。古时泛指满洲、蒙古、汉军八旗男女穿的长袍。样式特点为圆领、捻襟(大襟),左衽,四面开禊,束腰,有扣绊,窄袖(有的带箭袖),这种衣着便于上下坐骑,马上动作,适应骑射民族的生活习尚。左衽和束腰,不仅紧身保暖,利于马上活动,而且使人的自然体态得到完美的表现。行猎时,可将干粮、用具装进前襟。箭袖,满语叫“哇哈”,是很有特点的一种窄袖,在本来就比较狭窄的袖口前边,再接一个半圆形袖头,一般最长为半尺,形似马蹄,又称“马蹄袖”。马蹄袖平日绾起,出猎作战时则放下,覆盖手背,冬季可御寒。清时,官员入朝谒见皇上或其他王公大臣,都得将马蹄袖弹下,两手伏地叩见,成为一种专门的礼节。
    旗袍的式样和装饰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满族入关后,与汉族同田耦,杂处串居,受到汉族“宽袍大袖”服饰的影响,另一方面,因窄袖长袍不适于农田耕作,于是,箭袖一度变成了喇叭袖,后来又由肥变瘦,几乎容不进胳臂,四开衩演变为左右开衩,甚至根本不开禊,下摆由宽大变为收敛。但满族贵族和有身份的人仍穿带箭袖的旗袍,旗人百姓则以箭袖袍作礼服。随着时间推移,旗袍经简化而改成长袍,逐步成为国人的主流服装。
    与长袍相配者有马褂。其样式很像今天人们穿的对襟小棉袄。圆领,对襟,有开禊,有扣绊,身长齐脐,袖长及肘,四面开禊。因它身、袖较短,冬季可做成皮或棉的,套在长袍外面,便于骑马,故名“马褂”。
    清初,马褂流行于八旗军旅,康雍以后,民间开始盛行,迎接宾客,游行街市,都喜欢在旗袍上套上马褂,以显其文雅大方,马褂便有了礼服的性质,式样繁多,布料高贵。马褂可分为短袖和长袖两类,短袖马褂有对襟马褂,大襟马褂,琵琶襟马褂数种。对襟马褂在乾隆朝以后美名曰“得胜褂”。据《清稗类钞•服饰类》载,满族经略大学士傅恒领兵征金川,得胜回朝,喜穿这种马褂,誉为“得胜褂”,传至民间,也以此为名。琵琶襟马褂的右襟短缺而略以短襟袍,襟呈弧形,排扣如琵琶状,故取此名。长袖马褂对襟,身长、袖长,俗称“卧龙装”。据说某相国北征,其母忧其文弱,给他缝制了这种长袖马褂 ,他感母恩,常穿在身,后被康熙帝发现,褒其孝心,赐名“阿娘装”,后误传为“卧龙装”,或“窝楞装”。这种长袖马褂,颇得满族耆老的喜爱,满族作家文康的小说《儿女英雄传》里有这种“卧龙装”马褂的精采描写。清朝皇帝也喜穿马褂,多用明黄色,其身边的扈从大臣,御前大臣,内廷王大臣,侍卫什兵等,也可穿黄马褂,正黄旗的官兵可穿金黄马褂。“黄马褂”还是清帝赐给勋臣的重要赐赏。
    此外,尚有坎肩,又叫背心、马甲。满族时兴在旗袍外套坎肩。坎肩是在吸收了汉族“半臂”的特长发展起来。坎肩无袖,穿着方便,男女老少皆喜。因它常套在长袍外面穿,有明显的装饰作用,因此,在坎肩的用料和做工上,十分讲究,式样也多,常见的有对襟直翘,对襟圆翘,捻襟,琵琶襟,一字襟,人字襟,“巴图鲁”坎肩等。琵琶襟坎肩的大襟边不到腋下,而是从第二个纽扣的地方,直通而下,但不到底,不襟缺一小截,别具风格。巴图鲁,满语意为“勇士”,是京师八旗旗人最时尚的一种款式,在“一字形”的前襟上,装有排扣,两边腋下也有纽扣,穿着便利,外形洒脱,勇武,而且当时八旗子弟常在它两边的裤褴处,加上两只袖子,号为“鹰膀”,当八旗将士穿着这种带鹰膀的巴图鲁坎在马上疾驰时,这飘飞的肩膀好像要把英武的骑士带到空中。坎肩一直流传至今,成为各族人民喜爱的一种服式。

                                                  二
    至20世纪初,辛亥革命爆发,清廷退位,民国肇基。孙中山为雪旧耻,特发剪辫易服之令,号召国人“涤旧染之污,作新国之民”,规定自令发之日起,限二十日内一律剪除发辫。但如何“易服”,却颇费思量。孙中山认为民国公民的着装式样是一个重要问题,曾就此广泛征求意见、展开讨论。争论中有主张仍穿长袍马褂者,但反对者众。理由是革命既已成功,而服饰仍沿袭清代流行的瓜皮帽、长袍马褂则不合时代潮流。孙中山亦认为,长袍马褂既不方便,又因剪裁费料而很不经济,因此当予摒弃。革命党人多有留洋经历,不少人主张应提倡穿着西服,中山先生闻后笑曰:“此举无异是抵制国货!”最后,孙中山提出“礼服在所必更,常服听民自便”之主张,望能推出有一种“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的服装式样,并决定亲手设计。经过缜密思考,精心构思,并征求意见,终于创制了一套具有我国民族特点的简便服装。
    按中山先生的设计理念,新装应兼具中西装之所长。便以广东便服为基样,在直领上加一翻领,如同将西装内衬衣的硬领“移植”过来。这样使上衣就兼具了西装上衣、衬衣和硬领的功用,穿起来显得硬挺。同时,又将便服或一般西装的三个暗袋改为四个明袋,如此“双双”、“对对”,使其具均衡对称之感,以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观点。又在上下左右四个衣袋上加上软盖,并各钉纽扣一枚,既美观又安全,可防袋内物品遗失。下面的两个明袋采用能缩涨自如,颇具弹性的“琴袋”式样,旨在便于放置书本、笔记本等必需品之用。如此细节,也足以证明一代伟人好学心切,随时不忘读书的美德。孙中山开始设计上衣有纽扣七枚,后来为了方便起见,改成五枚。由此,小翻领、四袋、五扣的中山装上衣正式定型。
    孙中山还参照西装裤的式样,亲自设计了中山装长裤:前面开缝,一律用暗扣;左右两侧各置一大暗袋;右前部分设一小暗袋,俗称表袋,也可藏放其他物品。这种裤子穿起来很方便,裤袋也可放置随身携带的必需品。此外,裤袋的腰部打褶,裤管翻脚也有异于其他服装,成为中山装的特色之一。孙中山亲自设制了新服装,又亲自带头在各种场合穿着。平心而论,这种服装确有不少优点,主要是外形美观大方。可以使用高级衣料,也可以使用一般布料;既可以作为礼服,又可以作为日常便服。因此,受到各界普遍欢迎,并得“中山装”之名。经孙中山大力提倡,后逐渐被普遍推广,影响不断扩大。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大力推广中山装,各界尤其是政界人士多喜穿着,因而有“国服”之目。但当时提倡“礼服在所必更,常服听民自便”的理念,其他式样的服装亦与中山装并行不悖。新派者多西装革履,守旧者仍长袍马褂,真可谓众彩纷呈,和平共处。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山装及其各种变种成为服装主流。其他式样逐渐淡出。文革中风行一时军便服,也是由中山装脱胎而来。当时铺天盖地都是国防绿军服,真可谓千人一面,万众同装。而对于具有审美观念之人而言,确属一种煎熬与压抑。

                                                  三
    20世纪80年代国门渐开,对比国外服装之千姿百态,国人顿觉顾影自怜。于是沉寂多年的西服又卷土重来,西装革履成为时尚。
    古语有云:上所好,下必甚焉。当年国家领导人为显示开放意识,改革精神,多不再着中山装而改穿西服。且因从建国初到“文革”,西服几乎成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代名词,逆反心理也使得国人一定要矫枉过正。回想数十年来,穿够了列宁服、军干装、中山装,还有陈永贵同志常穿的那种对襟中式便服。现在不但无人干涉,且有上面带头,为何不开开洋荤,时髦一把!但穿西服最大的问题就是烦琐。有了西服,就需配套,要衬衣,要领带,要皮鞋,还要在领带上夹个卡子。突然间改穿西服,很有些不习惯。且初级阶段,配套尚需时日。身上穿西服,脚上仍是布鞋者有之;衬衣不扎在腰带里面者有之;领带或长或短,以扎红领巾之法打结者有之;西服里面套毛衣,鼓鼓囊囊,不伦不类者有之;甚至有上身光膀直接穿西服,下身配短裤者。如此等等。真是千姿百态,五花八门。国人初着西服,不熟悉不自然,难免穿出尴尬,实不足为怪。当时海外媒体对国人穿西装多有议论,不乏揶揄之词。说到底,无非是觉得中国人既穷且土。而要远离“穷”与“土”,尚需要一个过程。
    由于时代节奏加快,此过程并不漫长。当今国人眼界大开,西装革履已司空见惯,很少再矫揉造作,诚惶诚恐。所谓温饱问题,其实就是穿衣吃饭问题。而解决了保暖问题之后,必然就要考虑式样问题。且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衣服除了御寒作用,款式的确很是重要,国人自古就十分重视衣冠式样,但总是党同伐异,将其上升到政治的高度。什么“胡服骑射”、“剃发易服”,总要能和一个民族命运的改变联系在一起,难免显得过于沉重。当今事过境迁,文化多元已是大势所趋。还是各由所好,丰富多彩显得更好。正所谓“万紫千红总是春”也。
    国人自有国人的风度,国人自有国人的气魄。穿衣便是体现风度和气魄的一个方面。要有身份、有尊严,首先就要自信、自重,着装式样应居其次。我们坚信,只要中国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富裕,越来越文明,国人就会越来越帅气,越来越从容,越来越有神采。

文章来源:邸永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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