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基督信仰传入我赤县神州，已经步履蹒跚地度过了1500年的漫长历程。其来华伊始，历代传教士便前仆后继、衣钵相传，皆以将基督信仰之精髓融入中华文化体系为主旨，但迄今未获成功。而同属外来宗教之佛教却如愿以偿，大行于华夏。根源究竟何在？基督信仰在中国的前景如何？笔者拟就所知进行初步探讨，并冀求收引玉之效。

                                              一
    论者或谓国人排斥基督，是由于近代基督教在华广传，乃以不平等条约为先导，颇难避“文化侵略”之嫌疑。国人之民族自尊心受到戕害，故对基督信仰较之其他外来信仰，拒斥特甚。近百年来爆发的多次民众性的运动，皆与抵制基督教颇有关联，如上个世纪初的义和团狂飙，二十年代的反基督教浪潮，五十年代的“三自”爱国运动等等皆属此类。其结果，基督教虽披坚执锐，自强不息，而就其深入中华本土文化体系并被接纳之目标而论，则如同海市蜃楼般可望而不可即。然此种“基督信仰与文化侵略混同而遭排斥”之论，虽似有历史依据，然细细思量，则实难成立。反基督教运动大抵局限于近百十年内，而基督信仰入华已有十五个世纪的历史，何以长久未能扎根华夏？假使在二十世纪到来之前就得以本土化，是否仍会发生近代之反基督教运动？此问题绝非一言可蔽之也。
    考察历史不难发现，任何外来宗教初入中华之时，皆会遭遇阻力与排斥。以佛教为例，入华以来就曾饱受摧残，甚至几度濒临灭顶。举其昭彰而史称“法难”者即不下四次。北魏太武、北周武帝、唐朝武宗以及后周世宗之灭佛运动，皆恃皇权威势，搞得凄风苦雨，星月无光，僧尼死难，寺院丘墟。较之近世反基督教运动，惨烈程度大有过之。而儒道二家历朝历代绵延不绝的辟佛运动，也比之反基浪潮声势规模多相仿佛。然而佛教最终还是得以融入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稳居于国人心灵深处，其所形成的汉传佛教三论、天台、华严、净土、禅宗等诸派别，早已与儒道两家比肩携手，形成三教交融互补之格局。可是基督信仰，无论凭借何等力量，也难以深入国人内心世界，长期被冷落，不得不蜗居于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边缘。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曾对自身传统文化体系进行了长期而系统的解构，社会体制亦长期处于震荡嬗替之中，但细加考察就会发现，不论在意识形态还是制度层面，固有的儒道释传统虽已被冲击得支离破碎，却并未退出历史舞台。曾一度气息奄奄而劫后余生的以儒道释合流而成的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又卷土重来，支配着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一言一行；而基督信仰却仍是在飘忽游离，难得其所。其必有更为深层次原因在其中也。
　　概而言之，人类历史的进程，其实就是一种既定模式得以逐步实现的过程。虽然在诸多细枝末节上，人类似乎可以发挥些许影响，从而使得人类经常沾沾自喜，甚至妄自尊大，但从宏观上考察，宇宙之秩序，自然之规律，历史之进程，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就是对我辈之于天地的真实写照。茫茫宇宙巨大无比，广阔无垠，且存在着一种神圣的力量，人类无法也无力抗拒，由此必然会衍生出人类对自然、世界和宇宙万物的敬畏。这就是宗教情结产生的根源。作为基督教的源头，犹太文化的历史观便是对一种神秘力量（上帝）、神圣启示（圣灵）的感悟与解释。沿着这个既定的方向发展，基督（上帝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信仰应运而生。而作为西方文化重要源头的希腊文化，其能够接纳基督信仰，也有着自身的理由。尽管它原本缺乏特殊启示和弥赛亚传统，但其与犹太文化大有相通之处，那就是作为古希腊悲剧的构成因素的“由神来决定人的命运”的根深蒂固的理念。尽管古希腊文化体系承认人的作为，但人的主观努力终归将被神的目的所挫败，因而与笃信神灵的犹太传统异曲同工。这无疑就是希腊文化接纳基督信仰的思想基础。　　
    中国文化的宇宙观则与犹太文化大相径庭。在中国古人的思维视野中，历来缺乏一种对神圣目标的思考。上帝创世的思维模式，几乎不存在于中国文化视野之中。虽然《诗经》、《尚书》中亦存在着“上帝”、“天帝”等人格化神祗，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敬畏，在人采取行动时或亦引用其意志，但神的意志向不与人交通，人神似乎生活在两个世界而并行不悖。《易经》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或可作为此种历史观的折射。至春秋战国之际，儒家的天道，更与人格上帝渐行渐远。《论语》中“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的名言，足以证明孔子心目中的上天是在默默行事，而与人类之作为无涉无缘；而“祭神如神在”的“如”字即可表明，在孔子心目中神灵并不存在。这种远天近人的价值取向随着儒家思想体系地位的飙升而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更加强化了国人对各类神灵的淡化与疏远。
　　由此可知，中国文化心理的基本内涵，与基督信仰隔似霄壤。尤其是作为有着深厚文化教养的知识阶层的成员，必然要经历一番对自身原有文化的批判反省，这无疑会增加其皈依基督的难度；而若皈依者是未受高深教育的普通人，虽在文化心理方面可能阻力较小，但也必须对其固有的中国式生活态度方面进行深入全面的改造和调整，包括对善与恶、生与死、人际与家庭等等方面。由于这种文化反差巨大形成的相互抵牾，使得中国基督信徒必须为信仰付出高昂代价。包括疏离于亲人、友朋甚至社会，徜徉于孤独的心灵荒岛而踽踽独行。加之中华文化体系排斥异己的悠久传统作祟其中，信仰基督者不可能像信仰儒释道者那样舒畅地安居于中国的文化环境，从而感觉到进退维谷，步履蹒跚。

                                              二
    与基督信仰相比，佛教信徒则相对幸运。由于其根本观念与中国文化心理并不形成结构上的“非此即彼”式的对立，故而阻力较小，境遇超然。佛是觉者，成佛是正觉，皆以人为立足点，而不是本体界的神圣计划在历史中的实现。佛教的彼岸性超度，与中国的“成圣”“成仙”尚可相通，属个体行为，而非使整个世界归于神圣。佛教入华，自发轫之初便利用其与中国文化的共界，以求借势而行。而中国化的佛教，从天台、华严到禅宗、皆主心性本觉，显系受到了中国传统的自省感悟观念的影响。自古以来，中国人便将心与诚、敬、德、道等理念相互联系，似乎信仰的对象可以不在身外，而向心性求之；而向心性求之的前提，必是本觉。至宋代理学形成，将佛理揉入儒学，仍可视为中国文化心理在一定条件下合乎逻辑的发展。至此，佛教不仅以空门超然世外，且登堂入室，被接纳改造而成中华文化信仰的组成部分。　　
    如此而论，中国文化与基督信仰是否就天然无缘，形同水火？亦不尽然。中华文化有排斥异质文化的深厚积习与传统，同时也具有吸收异质文化的强大机制和能力。而后者对其体系的一以贯之、未曾中断、生生不息所起作用至大，因而也使我们对中华文化的发展前景深感乐观。时至今日我们应当认识到，不应只有在焦头烂额、走投无路时才被迫招架异质文化的进攻，在强力高压下被迫移樽就教，而是应当敞开心扉，理性地分析其优劣而决定取舍，对异质文化中的合理因素予以主动接纳与逢迎。基督信仰属于当今西方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文明得以成为当今强势文明，基督信仰功不可没。而目前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主要来自西方文明体系。这就使得我们必须对基督信仰刮目相看，而不应对它的巨大存在等闲视之。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而历史过程并非以人的意志、理性、逻辑、预想、计划而进行。历史发展中有种种理性的、非理性的、互动的、突发的动因，而所谓历史，则永远是一个事后人为描述和诠释的存在。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如何，与其他异质文化的融会的结果如何，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现代社会作为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各种信仰皆应各得其所，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犹如权力的制衡是个人自由的前提，多元文化的制衡也是个人自由信仰的条件之一。一旦自由的个体已经形成，其必然拥有选择信仰的权利。而另一方面，真正维系个人与民族之间的和平与秩序者，是基本的正义、自由、权利、义务，而不是诸如“上帝的诫命”或“内圣外王”之类“聋人对话”般永远纠缠不清的所谓终极价值。其实人类并非只有在终极价值方面统一信念，才有和平与秩序、公正与效率。人类的秩序维系于基于本能的善良天性，在此诠释为“自由、正义、博爱”或“推已及人、立人达人”等等皆无不可。真正的难题在于，如何使基本普遍的正义和自由理念在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体现之。这似乎永远是难以企及的目标，然而多元文化体系的并存共生却已成定势。总之，至少在现在我们仍然相信，现代世界文化的融会，应是多元文化的并行不悖，而非酱缸式的文化熔炉或单调划一的俗界。

                                              三
    中华文化与基督信仰之交流，必然是双方之互动。现以中华文化不刻意排斥其发散为前提，试探讨一下基督信仰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生根立足而获其全功的途径和方式。首先，是要找到观念之契入点。中国文化的基本理念以关注非神圣目的之世俗生活为特性，而神圣之物，诸如天、道、理、太极等等，皆不可确知，语焉不详。格物致知，修齐治平，诚敬存之，无为寂灭，一切皆靠人自身之努力，而非神灵之恩典。然而中国文化同时亦十分注重变易、创造、探求新的生存意义。当中国文化的自信处于相对低潮之际，总需要从异质文化体系中接纳新质，以注入活力，获得新生。印度佛教便是抓住机遇，得以融入中国文化而成功的典范。当今又逢中华文化体系积极寻觅新质之时，而基督信仰若思有所作为，就应寻求与中华文化的共同点，以平和积极的态度深入精研中国文化，涌现出大批犹如历代高僧大德那样博通内书外典而由佛入儒、学养深湛的汉学大师，方可完成基督信仰融入中华文化体系之重任。基督信徒中学者之汉学修养越是精深，则理解和运用全部中国文化资源的能力也就越强。而大凡外来信仰，能否融会中国文化，与其能否以艰苦卓绝的努力立足于中国学术领域关系至大。以佛教为鉴，有无汉学功力深厚之教士，能否使知识界翘楚皈依其教门，似可认为是成功与否之关键。仅仅停留在译介经籍，挟裹些许贩夫走卒辈穷鸟入怀，绝非传教授业之正途也。其次，中国文化注重明辨善恶，能否使国人接纳某种宗教并形成需求，往往与布道者之实际行动所关甚巨。听其言而观其行，其所行之道，较其所讲之道更加具象而有力。佛门于荒岁之施粥济困，乱世之容纳流民，为其传播有大助焉。凡有善行救人之宗教，大抵易为国人所容纳。此外，教士、教徒之人格魅力亦不可小视。明末利玛窦在士夫阶层颇受敬重，而当时上层社会成员不乏皈依上帝者，与上述因素殊不可分。基督信仰在华成败之关键，取决于有几多能够做到“爱人如已、笃行不倦”的基督教徒活跃于华夏大地，并扶危济困，启迪苍生。
　　以中华文化之博大胸怀，向不拒斥与任何文化的交流与融会。而当前中国社会因长期以来对悠久传统的毁坏而呈现出价值的虚空，对自身传统的复归和对文化新质的寻觅，应属相辅相成之要务。就整体而言，中华文化的传人们大多无暇也无心侍奉上帝。而“上帝的子民”辈欲有所作为，就必须尊重中国长期以来以“远鬼神而近人事”的世界观为基础所形成的人文传统。而作为个人选择，以目前所呈现出的普遍的心灵迷惘的现状，诚各种信仰体系大有作为之际遇。诸多个体皈依上帝之举，亦属天赋人权，无可厚非。古语有云：“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异质文化影响中国的文化传统的进程，只能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漫长过程方可收其实效，切不能奢求毕其功于一朝一夕，因善小而不为。考虑到当前的“现代化”只是作用于文化表层之上，具有普世社会体制资格者，惟科技、市场与法治。而一切宗教信仰皆属文化深层领域之因子，与上述表层因素被接纳的过程断不可能同步。故而包括基督信仰在内的任何其他外来信仰体系，其在当代中国范围内的传播，都会一波三折，步履维艰。
    由此而论，非抱坚定信念、怀坚韧意志之布道者，则难有作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