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英雄，是一种令人景仰的光荣称号，多用来作为桂冠以颂扬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曾为本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伟大人物。
                                            
                                            一

    回顾历史，人类的发展历程漫长而坎坷。人猿揖别伊始，满目洪荒，文明初启。面对悠悠万物复杂的玄机，我们的祖先们是那样的蒙昧而充满困惑；面对大自然的肆虐和野兽的侵袭，他们显得是那样的卑微与弱小。他们挣扎于种种威胁的旋涡，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幻想着能有一种神奇而强大的力量从天而降，助其于落难之时，救其于危险之境。久之，“神灵”便应运而生。在此时期，“万物有灵”，“众生皆神”，世间的一切均有成为神灵而被人类膜拜畏惧的资格。而各方大小神灵形象各异，本领不一，但都具有人类不可抗拒的威力，是一种人类无法企及的境界。先人们对其祭祀惟恭，万分虔诚，以期换得神灵的保佑与帮助。这种需求和愿望代代相传，各种“神话”便层出不穷并不断发展。随之而来的还有形形色色的宗教的诞生。其实，这些神灵皆出自人类自身无以伦比的想象能力，是其美好理想和内心恐惧具像化的产物，是天地万物人格化的结果。而宗教则是对神灵崇拜的固定化、系统化和程序化的产物。正像儿童想象力胜过成人一样，人类的童年时代也是充满了浪漫的气质。这个漫长的时期被称作“神灵时代”，这是所有的早期人类集团都曾经经历过的昨天。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认识能力和征服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社会组织日趋严密，由原始人群而血缘家族；由部落而公社，群体优势日益张显。而作为群体首领的翘楚人物，以继承前辈知识、经验和集中群体智慧、力量的双重优势，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日益受到群体普通成员的尊敬与景仰。一方面是他们挟神灵以自重，以神灵化身或代言人的面目出现；另一方面是出于蒙昧和现实需求的双重原因，社会普通成员视其领袖为准神灵而顶礼膜拜，并将命运交与其手，以求获得庇护，求得安全。这些部族领袖即是日后所谓“英雄”的雏形。他们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划时代变化的开始，是从“神灵时代”向“英雄时代”过渡的标志。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之内，神灵与英雄身份的界定是模糊不清，难以区分的，他们的业绩均可寄托人类的追求与愿望。试以中国古代神话集《山海经》为例，“夸父逐日”表现了先人为追求光明而不惜生命的执著；“精卫填海”表现了先人为拯救同类而持之以恒的韧性；刑天断首表现出先人与敌搏斗时不可征服的勇气。这些传说中的人物似人而似神，其有人之情感，人之意志，而又具有人所不及之生命力，是兼有双重属性的复合体，是典型的人神合一的过渡形态。另外，三皇五帝等传说中的人物大抵皆可划入此范畴，他们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一种文明形式的代表、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象征。
    真正意义上的英雄时代，应是文字出现后的产物。此时的人类对自然界和自身的认识水平已创新高，对神灵之膜拜虽因思维惯性和时代局限等因素的影响仍然存在，但英雄人物已占据历史舞台的中心。以《三国演义》中“青梅煮酒论英雄”时曹操对英雄的诠释为例：“夫英雄者，胸有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其意旨不难领会，即英雄首先是人类的一分子，但又绝非凡人所能为之。这就说明，此时我们的先人已懂得自己有能力掌握自己的命运，而这种掌握是通过群体中的优秀分子来实现的。他们乘时而兴，建功立业，定国安邦，继往开来，为人所不能为，从而赢得应有的尊敬甚至崇拜。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不同民族都有各自推崇的英雄，而各民族对英雄的推崇方式、程度亦因社会具体情况不同而呈现出巨大差异。

                                            二

    中华民族是一个悲壮坚韧、英雄辈出的民族，人民对英雄的推崇与热爱贯穿于整个历史进程之中，这与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等因素密不可分。历史上任何民族及其成员都命中注定了其只能生存于自身无法选择的既得的社会环境和发展阶段，运用当时其所能掌握的知识进行思考，在历史的惯性体系内运作。因此，一个根植于某个民族心灵深处的观念的形成与发展，往往既是对历史的继承，又是现实的需求，时代的呼唤。中华文化体系中英雄崇拜情结的根深蒂固，必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一方面是频繁的自然灾害，辽阔的国土，恶劣的周边环境；一方面是一盘散沙般的农牧经济，低下的生产力和众多的人口。“神灵”从未青睐过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所以我们的先人们很早就认识到要靠自身的努力来拯救自己。从春秋时期儒家鼻祖孔子“祭神如神在”、“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等言论中即可领悟出中华文化体系的远神灵、近人事的价值取向。“祭神如神在”，一个“如”字就可确定孔子于两千五百年前便清醒地认识到“神灵”并不存在；而“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命题则表现出这位先哲因对人事的关注而无暇顾及那些虚无飘渺之物。这种价值取向因儒家思想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而对中华文化的各个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客观上加强了英雄崇拜在中华文化体系之中的地位。既然不能企求于神灵，又须面对种种艰难险阻，唯一可仰仗者便是自身群体中出现英雄豪杰。
    广义上讲，虽在各个领域为民族做出贡献者皆可归于英雄之列，然而血与火是人类文化精神的永恒主题，战争永远是人类关注的焦点。而战争破坏的是农耕社会所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的秩序，只有结束战争，才可使秩序的重建成为可能。因而能荣膺“英雄”之盛名者，多是在发生战争时对结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关键人物。在国有危难之时，他们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或振臂一呼，身先士卒；或挺身而出，舍生取义。家园赖之得以保全，社稷凭其得以延续，功莫大焉，荣莫大焉。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传统史学的发达，这些英雄的业绩必收于百代汗青，使后人缅怀与景仰。“青史留名” 一直是千百年来人们争做英雄的动力与标的。此外，中华文化体系还有一种强烈的价值取向，那便是不单以成败论英雄，而是兼及其人品与情操。一个道德高尚的失败者往往比一个卑鄙猥琐的成功者更能引起世人的怀念。这种无形的力量绵延不绝，成为人们的道德自律的精神动力，一直鼓舞、激励、鞭策着一代代的中华儿女爱国护民，威武不屈，以求万古流芳。这种对英雄的需求和对英雄行为的激励机制，是中华民族英雄辈出的原因之所在。

                                            三

    时代在发展，社会情况在变化，观念必然也会随之不断更新。英雄情结是战争的产物，而战争是人类原始野性在一定条件下的勃发。人类是社会性动物，而社会性动物以群居为特点。自古以来，人类群体的组成方式不断演进，日趋严密、复杂。民族、国家概念的出现，就是人类群体发展到较高层次的产物。所谓民族，是指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与共同的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人类共同体。它是一个历史范畴。作为最为坚固的人类集团，其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但其动态特点又决定了其内涵、外延一直在随历史进程而不断变化。国家是近现代国际社会对取得独立资格成员的称谓，属于政治范畴。它的建立有些是以某一民族为基础，即民族-国家；但就当今世界而论，一个以上的民族共同建立国家即多民族国家的情况则更为普遍。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个民族共存，而今也属于多民族国家。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是在近代抵抗共同敌人——列强的斗争中最终形成的，中华民国的成立是其标志；而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其存在和发展经历了数千年漫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一方面是作为中华民族主体民族的华夏—汉族不断发展壮大，另一方面，又伴随着诸多少数民族的产生、崛起和消亡。中华文化体系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完善，不断充实其内容。从政治层面考察，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多个政权同时存在的现象，而这些政权的建立者有时皆属于主体民族——汉族；而有时却分别由不同民族建立。在前一种情况下，其相互征战之目的主要是争夺最高统治权，而不具文化融合方面的功能；而在后一种情况下，由于民族间文化的差异，各政权之间的征战除争夺全国最高统治权的目的之外，还兼有文化撞击交融的深刻意义。在上述过程中，无数杰出人物把握历史契机，以其过人的智慧、勇气和才干，建功立业，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从中华民族发展的角度观之，此辈皆可被视作“民族英雄”。当然，这是站在当今时代的高度，依现有学识进行思考得出的结论；而就古人而言，断不可苛求他们有今人的认识高度，这就是历史研究中所必须遵循的时间、空间法则。就古人而言，他们分属于不同的民族集团，为着不同的价值观，受不同的利益所驱动，相互之间视作寇仇，应是不难理解之事。比如岳飞抗金，意在保护大宋文物衣冠之承传，使生灵免遭涂炭，精忠报国，不惜肝脑涂地，却功亏一篑，竟被秦桧害死于风波亭。岳飞以其所为，膺“民族英雄”之桂冠属当之无愧；而秦桧遭万人唾骂，实属罪有应得。有人曾提出岳飞抗金，金为女真族建立之政权；而女真又是当今满族的前身，则岳飞抗击的是满族人，因而满族人不能承认岳飞的“民族英雄”称号。说岳飞是民族英雄，便会刺伤满族的民族感情。此观点未免有些荒唐。从历史角度言之，当今的满族与历史上的女真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断不可等同。
    前已述及，民族概念属于历史范畴，是动态而非静止的。以满族之形成过程为例，金亡后，南迁的女真族主体已普遍接受汉文化，被后来的元代统治者称作“汉人”；而满族的出现已是四百年后的事情。而满族成员来源极为复杂，除留在东北地区的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东海女真三大部之外，大量辽东地区的汉人皆被挟裹而入旗，成为满族共同体的重要来源，且东北地区其他少数民族的成员被编入旗者亦所在多有。清兵入关后投充入旗、编入汉军的汉人更是数不胜数。单纯从现在的满族身份就苛求九百年前的古人，其观点实在难以立足。当今某位满族人士之先祖，或许就是岳飞帐下之大将，亦有可能。强求古人以现代人的思维来判定是非，属时空错乱；而现代人偏要沿用古人带有时代局限性的陈旧观念，似有退化返祖之嫌，其做法亦不敢恭维。再如，成吉思汗以其金戈铁马，使原本弱小的蒙古民族从受人欺凌压迫的厄运中摆脱出来，继而东征西讨，所向披靡，其子孙继承其遗志，一统华夏，横扫欧亚大陆，改变了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被尊为蒙古族的民族英雄，同时也可被看作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其理由是，蒙古族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其当年与金、南宋的战争，属于中华民族生存空间之内各民族间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战争。其结果以其子孙的全面彻底的胜利而告终，由其裔孙忽必烈建立起以中华传统文化体系为统治思想的中原皇朝，其国号“大元”即取自《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成吉思汗以其开拓之功被被追封封为太祖。元代享国的九十年间，境内各民族融合空前加强，疆域大为扩展，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产生了积极而巨大的影响。成吉思汗的子孙们崇尚文化多元，信仰多元，其时对外交往频繁，经济日趋繁荣；思维方式开阔，首次跳出了南北持不同生产方式的两大民族集团之间民族长期存在的“你骂我为岛夷，我视你为索虏”的历史窠臼。《金史》、《宋史》、《辽史》以同等地位并列收入正史即是明证。明朝建立之后，朱氏皇帝公开承认元代的正统地位，由官方负责大修《元史》，并列入正史，成吉思汗以元太祖之尊列于本纪，享有中原皇朝开国皇帝的崇高地位。这是当时就已经达到的认识高度。而时至当今时代，竟还有人质疑成吉思汗的民族英雄地位，岂不是贻笑于六百年前之古人。
    对民族英雄的界定问题，应如何把握？其与英雄人物有何差别？哪一种英雄人物才算民族英雄？有没有中国各民族共同承认的民族英雄？皆是需要研究探讨的问题。比较公允的看法是：“民族英雄”与“英雄人物”之间既有共同特点，又有不同之处。所有民族英雄都是英雄人物，而英雄人物并非都可算作民族英雄，民族英雄应是在有民族因素的战争中乘时而兴，建功立业的英雄，只能在民族关系上或民族斗争中涌现出来。例如岳飞是在汉族同女真族的斗争中，文天祥是在汉族与蒙古族的斗争中，戚继光是抗击倭寇的斗争中，郑成功是在与荷兰殖民者的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民族英雄。他们都是民族英雄，自然也包括在英雄人物之中。但是刘邦、曹操、李世民、赵匡胤等都是英雄人物，但他们都不是在民族斗争之中表现出来的民族英雄，因此不能称他们为民族英雄。同时，凡是我国境内某一民族的民族英雄，都应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民族英雄。
    
                                            四

    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不少次我们与不属于中华民族生存空间之内的民族之间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涌现出的英雄，多不存争议。如前已述及的明代抗倭的戚继光，清初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的郑成功等。他们于当今时日赢得国人的尊敬和景仰殆无疑义。而到世界大同、国家消亡之后，他们是否还会被看作英雄？后人是否因此便会因此嘲笑我们狭隘？我个人认为：到那时，他们将会与其他国家的民族英雄一起成为全人类的英雄，而受到应有的尊敬。
    毋庸置疑，我们仍然生活在历史的进程之中。工业化的进程的深入，使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而随着信息化的普及，各种变化必将更加剧烈。目前，我们已生活在“凡人时代”。但对英雄的呼唤与眷恋仍深深根植于我们的心灵，对民族、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杰出人物仍会获得人们由衷的爱戴与崇敬。多少年后的人们评价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观念时，也许会对我们的“狭隘”和局限指指点点，品头论足，但我们用当今所拥有的知识思考问题的做法无可非议，理所应当。
    英雄的话题经久不衰，评价英雄的方法也应公允、开明。过于超前则致时人不能接受；而过于滞后则招世人耻笑。这或许就是“中庸”的智慧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