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9月的第四个周日是美国穆斯林日。2012年的主题为“美国的未来。伊斯兰教！”图为纽约穆斯林手持美国国旗在游行。 资料图片
为了在加拿大和美国的穆斯林移民群体之间做一个有关国家认同的参照性研究，今年5月上旬，笔者前往距多伦多市数百英里的纽约市做有关美国穆斯林移民国家认同的田野调查。出乎意料的是，由于各种因素（尤其是近期波士顿恐怖爆炸案的影响和辐射）的交织作用，调研的内容似乎由最初的穆斯林移民群体对美国国家的认同，变成了美国国家（主流社会）对穆斯林移民群体的认同……
数以百万计的信仰群体
同加拿大一样，美国有着来自全世界几十个国家的穆斯林移民，除了伊斯兰教义的基本一致性以外，美国穆斯林的种（民）族、文化背景的多元化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几乎全世界所有的种族、民族和文化人群，都能在美国找到与自己种（民）族、文化相同或相似的穆斯林群体或个人，这种极度的多元化使得“定义”美国穆斯林成为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按照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大约有275万至600万穆斯林（而纽约一些穆斯林组织和社区工作者估计有近1000万）。根据美国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提供的数字，除63％的穆斯林出生于美国本土之外，其中70％已归化为美国公民。如果按人口600万计，则取得美国公民身份的穆斯林移民已达486.6万。根据皮尤研究中心调查，其中69％的人认为，宗教在他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与此同时，有五分之一的人说，他们很少或从不礼拜。
总体上来看，与加拿大穆斯林移民群体相比，美国的穆斯林移民更加“美国化”：他们较为独立、公民意识和法律意识较强、商业化特征明显。
“9•11”后的恐怖“原罪化”
“9•11”事件后，美国穆斯林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饱受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歧视、不同程度和形式的公开羞辱”。事件发生的当年，一些具有阿拉伯和中东种族特征的比较“典型”的穆斯林成了各种怨恨、“复仇”力量的攻击对象，甚至出现了误把锡克教徒当做穆斯林杀害的惨剧。
许多穆斯林妇女为避免白人种族主义分子的偏见和报复，毅然撤下了头巾和面纱，男人们则尽量减少服饰和扮相方面的穆斯林特征。在公共舆论空间，伊斯兰教义被解释成一种崇尚血腥和暴力的宗教，信仰它的各种族群——穆斯林群体，在宗教保守主义、极右势力和媒体等多重力量的合力作用下，成功地被打上“恐怖分子”（或恐怖分子的支持者）的原罪烙印，从而制造了美国自废除种族隔离以来，范围最为广泛的对宗教上的少数人的歧视、攻击乃至迫害的人权事件。
在其后的十余年中，情况虽逐步好转，但“9•11”事件后强加在穆斯林群体身上的恐怖原罪，却丝毫都没有减轻的迹象。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每逢“9•11”事件纪念日或每每发生或大或小的既遂或未遂的恐怖袭击和爆炸，美国公众都会下意识地将其与伊斯兰教或穆斯林挂钩，将目光投向穆斯林社区（群体），要求他们的解释和道歉。谈及这一点，在曼哈顿一座最大的清真寺门口，一位中年穆斯林男子气愤地对笔者说，“让一个群体为属于这个群体的极个别人的暴行负责是极其不公正的。即使是我的孩子，如果他已经成年，我都不应该为他的行为负责，更何况是一个从未谋面的来自车臣的家伙（意指波士顿爆炸案嫌疑人）”。他说同历次发生恐怖袭击后一样，波士顿爆炸发生之后，他的亲戚、朋友以及社区里的一些熟人，纷纷打电话询问案情，大家都在心中默默祈祷“行凶者千万别是穆斯林”，因为他们再也“伤不起了”。
的确，美国的穆斯林已经成为恐怖袭击多重意义上的受害者：他们既像普通人一样，为爆炸的发生感到震惊、愤怒和难过；作为穆斯林，他们又觉得有义务在这种时候向民众和主流社会解释和澄清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特别是它严禁对无辜贫民的暴行，当然，更多的还是惊恐、紧张——怕遭到报复。波士顿爆炸发生之后，确实发生了报复性事件：一对穆斯林母女遭到袭击，一个孟加拉人在一家饭馆门外遭到殴打，一些地方的清真寺遭到攻击和破坏等等。一位受访的穆斯林女士说：“恐怖袭击是插在前胸的一把刀，但人们的猜忌、不信任乃至报复是插在后背上的一把刀。”
波士顿爆炸案发生后，特别是嫌疑犯的穆斯林身份曝光后，主流媒体在“恐怖原罪”意识的引领下，再次对伊斯兰教或穆斯林进行含沙射影的攻击。这些媒体不是从嫌疑人的种种个体特征如社会不适应感、好斗的性格、孤僻以及排外行为等出发来分析恐怖袭击发生的原因，更没有指出嫌疑犯中的兄长在重新皈依伊斯兰教前曾是一个饮酒、玩弄女人和吸毒的社会渣滓，而是语焉不详地指出，车臣兄弟“变得虔诚”是他们实施恐怖爆炸的原因。
对于来自主流社会尤其是媒体的恐怖原罪化和妖魔化，美国穆斯林移民则利用自己掌握的媒体和出版物进行着抗争。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指出，伊斯兰教是一个拥有十几亿各民族信众的世界性宗教，它的教律严厉禁止对无辜平民的暴力行为；“把一个世界性的宗教及其信徒恐怖化、妖魔化是标榜人权、民主和文明的美国国家的耻辱”；“99.9％以上的人不能为0.1％以下的人的恶行负责”。
从历史上看，几乎所有的世界主要宗教，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区域，被特定的组织和人群利用，当做恐怖暴行的理论根据，但这并没有导致那些被利用的宗教及其信众整体被恐怖化和妖魔化，只是在美国，这一历史常规正在被打破：穆斯林群体被整体异化为 “恐怖分子”或“恐怖分子的支持者”，并继而成为政治和社会领域的“他者”和美国国家安全的破坏者、威胁者。
“其实，对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美国社会并不全然缺乏了解，美国公众当然知道这个存续了1400多年的宗教同其他宗教一样是劝恶扬善的”，“但问题是美国主流社会的精英们并不愿意公众这样理解伊斯兰教”，一位研究宗教与文化的学者告诉笔者，美国社会妖魔化、丑化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动机和心理很复杂，这其中既包括十字军东侵留下来的历史记忆，也包括现实中由于基督教没落而产生的失落情绪。当然，更重要的还是美国国内和国际的政治使然。从国内的情况来看，虽然自上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以来，种族关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种族平等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但流淌在美国白人（社会）血液里的种族歧视却依旧存在着，只不过换了一种形式——以宗教歧视甚至仇视的形式——因为在美国信仰伊斯兰教的人绝大部分都是黑人或其他有色人种。
从国际层面来看，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尤其是中东战略的需要，“民主的”美国政府需要一个仇视“异教”的主体选民的存在，以便在对“异教”国家发动军事入侵等各种行动时，可以有效地得到民众的支持。
在国内和国际层面之间，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美国的犹太人对媒体的控制和政治献金问题。对此，这位研究宗教与文化的学者指出，一个妖魔化的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形象最大限度地符合犹太人利益。在美国国内，犹太人利用他们控制的媒体，抓住一切机遇丑化和妖魔化伊斯兰教，以达到离间穆斯林群体与主流社会关系、孤立穆斯林群体的目的，从而使美国国家牢牢掌握在仇视伊斯兰（国家）的精英手里，确保犹太国家以色列在物质和道义方面获得美国坚定不移的支持。他说，“犹太集团已经绑架了美国人民，而美国人民却浑然不知，以为将穆斯林群体‘原罪化’是他们自己‘独立观察、思考和决定’的结果，这是我们美国穆斯林和人民的悲哀”。
穆斯林移民的国家认同
在聚礼日的曼哈顿大清真寺，笔者与这些颇有点“我爱国，但国不爱我”的美国穆斯林讨论了有关国家认同的话题。当笔者问及“你是哪个国家的人？你更认同美国还是你的来源国？”起初还有几个人认真地按顺序思考这两个问题，但不一会儿，他们竟几乎一个腔调回答：“我们是美国穆斯林，美国是政治身份和归属，伊斯兰教是个人信仰和选择”，并认为笔者没有必要让他们在“穆斯林”和“美国人”上做出排序。尤其是那些在美国出生长大的新一代穆斯林，在他们的眼里，国家认同除了美国以外就没有别的选项。他们只知道自己是美国公民，美国是他们的家园，许多人甚至不了解父辈来源国的情况。
当然，在场的一些还没有取得美国国籍的穆斯林移民显然有着不同的认识和看法，他们分别来自也门、黎巴嫩、科威特等伊斯兰国家，他们认为美国只是一个可以工作赚钱的地方，虽然比较自由、公正，但也“很资本主义”、“很无情”。
总的印象是，美国穆斯林移民尤其是那些拥有美国公民身份的穆斯林移民对美国国家有着相当高的认同度。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长期受到被视为“他者”的压力，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认同美国的价值观，当然也不排除是因为“美国公民”身份能给他们带来安全感。
此外，与加拿大穆斯林明显不同的是，很多美国穆斯林移民得知笔者来自中国后，一般都会很“主人般”地说“欢迎来到美国或纽约”，言语中透着一种自豪感，这可能也是所谓“熔炉”与“马赛克”模式的一个重要效果差别吧。
总体上观察，美国穆斯林的“美国化”倾向已相当明显：他们自豪于美国人身份；善用民主国家的种种权利和自由，政治参与意识很强——这一点在“9•11”事件后表现得尤为明显。奥巴马2008年竞选总统时，穆斯林社区异常活跃，他们是90％以上有色族裔选票的积极贡献者。在社区参与层面，各种穆斯林团体活动踊跃，他们在社区服务、慈善等各种公益方面贡献突出。
清真寺和穆斯林社区普遍视“感恩节”、“国庆节”等官方节日为可以庆祝的“合法节日”（指与伊斯兰教义不违背）。
“美国化”不仅表现在公民和政治层面，也表现在宗教文化方面。美国许多清真寺的伊玛目（领袖），都鼓励穆斯林更多地了解基督教和耶稣，一些穆斯林学者还出版了诸如《耶稣与伊斯兰教》、《古兰经中的耶稣》、《穆斯林也爱耶稣》等书籍。一些清真寺或伊斯兰中心，还经常举办不同宗教信仰者之间的对话，在穆斯林和基督徒人群中广泛宣传宗教宽容和理解。
皮尤研究中心所作的调查从一个侧面也支持了上述判断：48％的美国穆斯林说他们的大部分或全部密友是穆斯林（而全球39个国家的平均值是95％）；63％的穆斯林认为，宗教的虔诚与生活在现代社会之间并没有固有的矛盾（持同样态度的美国基督徒的比例为64％），皮尤研究报告认为“在对待现代社会和其他信仰群体的态度上，美国的穆斯林有时更像其他美国人而不像世界其他地方的穆斯林”；56％的美国穆斯林同意多种宗教都能通向天堂的观点（而全球平均值只有18％）；在对待暴力问题的态度方面，只有1％的美国穆斯林认为具有正当性，而在一些战乱频繁的国家如阿富汗则达到39％。
“本土恐怖主义”的神话与现实
美国主流社会尤其是大众媒体将穆斯林移民群体恐怖原罪化、妖魔化的根源之一在于对“本土恐怖主义”的恐惧，然而就其所采取的防患于未然的具体路径来看，却是与其目标——国土安全南辕北辙。多种迹象表明，美国本土的确存在着恐怖袭击的可能（这一点就连穆斯林移民群体自身都不完全否认，据皮尤研究中心调查公布的数据，60％的穆斯林担心极端主义势力可能在美国本土崛起，21％的穆斯林相信在美国穆斯林中间存在着支持宗教极端主义的情况）。但是，如何防范宗教极端主义对美国本土的威胁，主流社会至今没有拿出一个能够体现社会各方共识的、切实可行的方案或路线图。
现实中一方面是穆斯林移民群体的苦苦挣扎——他们在清真寺、社区等竭尽所能地宣传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波士顿爆炸案后，他们一边发表谴责声明、组织守夜和为受害者献血、募资，一边利用广播电视网络媒体包括推特（Twitter），重申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坚称“伊斯兰教律绝对禁止随意滥杀平民”。为了与自称“穆斯林”的恐怖分子划清界限，他们甚至坚决拒绝为死亡的车臣兄弟之一举行葬礼。他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化解主流社会对他们的误解和妖魔化，是为了努力向主流社会靠近。可以说，在防范恐怖活动方面，美国的穆斯林移民已经做了该做的和不该做的（如清真寺严密监控每一个“新来者”，随时准备向政府报告“可疑者”等等，这大大超出了一个信仰组织的职责范围）。
另一方面，政府尤其是媒体，在每一次恐怖事件出现之际，拼命地异化穆斯林移民的身份归属，强化他们与主流社会的对立。这种立场长此以往，将严重损害穆斯林移民群体对于美国社会的信心，影响他们对美国国家的认同。可以说在解决本土恐怖主义威胁问题上，美国政府和主流社会已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不是相反——让穆斯林群体进一步改变自己。
美国政府及主流社会应该深刻地认识到，反恐包括本土反恐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系统工程，它至少涉及到：穆斯林移民群体的公正待遇问题，包括“去原罪化和妖魔化”、社会融入、公平就业和反歧视以及社会保障等；国内各族群公平的政治参与和政治影响力问题包括各种政治献金的透明化、媒体的中立性和公正性（确保其不为某些特定族群控制和操控）；外交政策问题包括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尤其是中东政策问题（当务之急是早日促成巴勒斯坦的公正建国）；处理族群关系的价值理念问题（真正从深层面解决富有历史积淀的种族歧视问题）等等。当务之急，是要在大众媒体和公共领域，将恐怖活动“去群体化”、“去原罪化”，将恐怖罪行的追究彻底“个体化”、“个案化”。只有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才能真正有效地防范本土恐怖主义由神话变成现实。
笔者调研美国期间，正值波士顿爆炸案余波的高峰期，穆斯林社区（清真寺）普遍气氛紧张，人人神情沮丧，紧张不安——当笔者询问一位在清真寺门口摆摊的老者清真寺里可容纳多少人礼拜时，他竟回答说“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我只管来这里礼拜，其他事情一律不过问”；询问旁边小吃店门口的一位看上去比较典型穆斯林长相的中年人是哪儿（国）的人时，他的回答更是让笔者觉得蹊跷——“我来自亚当，穆斯林、基督徒、无神论都是亚当的子孙”。事后与一位当地穆斯林深入沟通时，他解释说是因为担心笔者可能是“中情局”或“联邦调查局”的特务，所以做了“防御性的”回答。
长期的恐怖原罪化、妖魔化以及长期的解释、辩白、自我反省和努力之后，疲惫、沮丧和压抑以及对再次可能发生的恐怖事件的惧怕，使得美国的穆斯林群体集体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这种情形，加上笔者所见的穆斯林移民群体的就业和生存状况——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处于比较低端的就业（岗位），如开街头餐饮小店、流动小吃点、杂货店，当司机、搬运工、清洁工等。一位黎巴嫩籍的美国移民对笔者说，现在他们这个群体的人都觉得“钱难挣、家难养”，言语中透漏着生活的艰辛和不易。笔者不知道，这些因素加上上述其它因素如群体的被妖魔化、“他者化”等等，会否成为滋养本土恐怖主义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