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欧洲的“重镇”——德国发生了所谓的“反对伊斯兰化”运动。这场运动的全称为“欧洲爱国者反对西方伊斯兰化”（PEGIDA，以下简称“反对伊斯兰化”运动），一个名为“PEGIDA”的松散组织是这场运动的策划者和领导者。

德国的“反对伊斯兰化”运动由一系列游行、示威和集会构成，其最早发起于萨克森州的德累斯顿市，后逐步形成每逢周一便示威一次的“惯例”。1月5日晚，德累斯顿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近1.8万人（这一规模是自去年10月以来组织者反复动员和演练的结果）的“反对伊斯兰化”的集会游行。与此同时，其他城市也出现了类似的示威游行，抗议者高举“觉醒”、“我们是人民”、“保护我们的文化”、“反对宗教狂热”、“反对德国土地上的宗教战争”等标语。在土耳其裔聚居的科隆，示威者还直接打出了有针对性的标语：“要土豆不要土耳其烤肉”。这场以“反对伊斯兰化”为标识的运动，被舆论公认为是一个具有浓厚排外性质的右翼背景的政治表达。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场运动？

“反对伊斯兰化”运动——表层、中层、深层动因以及触发性因素、双向适应、欧洲的恐伊斯兰症的6个维度

首先，宗教、文化价值观的冲突或所谓的“文明的冲突”是其表层起因。被仇视的伊斯兰教虽然与德国的主流宗教基督教（天主教和新教）同属“亚伯拉罕的宗教”，但由于二者在基本教义尤其是世俗化程度的巨大差异，实践中各自的信众（也包括无神论者）对宗教的意义和在其人生中的地位看法甚殊。德国的穆斯林主体仍坚持传统的宗教信条和严格的宗教礼仪，他们严守拜功，很少间断，所以清真寺里总是人来人往。而基督徒则呈现出高度世俗化的生活状态，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除了生死和结婚之外很少去教堂，所以教堂大部分时间里冷冷清清。这种寺堂“人气”的差别，对两者信众的心态产生了微妙的影响：一些穆斯林甚至公开宣称，基督徒“嫉妒”他们的虔诚和清真寺里的“人丁兴旺”。

在宗教（生活）态度上，穆斯林仍坚持把来世的天堂视为最大和最终的幸福，他们坚守传统，甚至不愿意在着装上做出改变。相形之下，基督徒则表现出更多的现代气息。他们虽不否认来世的天堂，但更执着于在今世建立天堂。全球化和移（难）民的涌入，使这两种具有不同幸福观、天堂观的人群，汇聚在一个场域，冲突似难以完全避免。

其次，欧洲深厚的种族主义传统是其中层起因。欧洲作为种族主义的策源地，具有深厚的种族歧视土壤（欧洲的神学和科学曾公开为种族的不平等作辩护）。 “反对伊斯兰化”运动所针对的人群几乎是清一色的有色族裔——来自南亚、北非、中东的少数族裔群体。因此，不管运动的发起者和参与者怎样标榜他们的“无偏见”和“正当性”，种族歧视的内心动机或心理状态是无法完全排除的。

再次，德国国内经济、社会尤其是阶层和地区的发展不平衡是其深层起因。从宏观视角来看，经济不景气、失业率居高不下，使德国本土的弱势群体——大量的底层群众和失业者将外来移民视为生存、尤其是福利的主要竞争对手，这一点从示威人群的结构上可以看得很清楚——大量的失业和担心失业的人参与其中。从阶层和地区发展的视角来看，德国东部由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失业率相对较高，成为“反对伊斯兰化”运动的发源地。位于东部的德累斯顿市是“反对伊斯兰化”运动规模最大、参加人数最多的城市。这个城市所在的地区不仅是1991年以来“西部掠夺东部”、东部人在政治和社会发展上被隔离以及话语权被剥夺的典型地区，也是德国（东部）最为封闭和落后的地区之一。该地区群山环绕，曾经是东德唯一收不到西德电视信号的地区，至今仍被称做“一无所知的幽谷”。在过去的20多年中，该地区一直是新纳粹活动的重要基地。

最让人关注的是，作为这次运动大本营的德累斯顿市，其移民人口只占总人口的2.5%，穆斯林的人数更是少得微乎其微——仅占0.1%。这似乎说明，“反对伊斯兰化”运动的目标并不能完全理解成只是针对穆斯林移民。某种程度上，他们实际上也是在抗议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的落后状态。

最后，这次运动的触发性因素是，中东冲突所引发的德国国内的种种乱象，包括伊斯兰相关教派在德国本土的争斗、国际ISIS战士的出现等等，尤其是后者，已成为触发“反对伊斯兰化”运动重要的动力源。据报道，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参加圣战的欧洲人已达数千人，他们当中约有20%至30%已返回包括德国在内的所在国家。这些返回的人成为公众心目中的危险人物或不安定因素。

除了上述原因或因素以外，德国社会和穆斯林移（难）民的相互适应问题也值得关注。从德国社会一方来看，基于对纳粹时期暴行的救赎，德国有着很宽松的难民政策，德国也因此被称为“避难者的天堂”。仅2014年，德国就接受了20万难民（主要来自中东），这一数字是2012年的4倍。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接受如此多的移民，德国社会及民众无论是从心理上，还是从实际接纳能力上，都表现出一定的不适应感。从移民一方来看，他们多来自于第三世界遥远的相互守望的虔诚的宗教“社区”，在那里，宗教的传统和习惯与他们的生活相互渗透，互相型塑，完全成为一体化格局。进入德国“社会”以后，高度世俗化的、竞争激烈的陌生人社会，使他们表现出很强的不适应感。即使经过了很长时间，一些移（难）民仍然难以适应迁入国的文化和公共生活。他们不仅不考虑时空地要求保留和实践原有的传统和习惯（如蒙面罩袍），有的甚至带着十足的执着和虔诚，如劝阻路人饮酒，等等。这些做法虽然比较罕见，但经过媒体渲染，也严重地影响到一部分德国人对穆斯林的判断。

从更大的背景来看，“反对伊斯兰化”运动与欧洲的“恐伊斯兰症”密切相关。经过媒体长期的渲染甚至有意的妖魔化，欧美世界穆斯林的处境已普遍艰难。早在德国的“反对伊斯兰化”运动之前，欧洲其他国家已经频繁出现针对穆斯林的激烈的行动或言论。抛开法国等国家不说，仅瑞典、荷兰近期发生的侵害穆斯林移民群体的事情就足以说明他们的处境：在过去的一年里，就出现了十几次针对清真寺的袭击。根据阿姆斯特丹大学的有关研究，在过去的10年内，荷兰有40%的清真寺遭到程度不同的破坏。有荷兰网民公开在脸谱网上煽动烧毁荷兰所有的清真寺，将穆斯林赶出荷兰。法国的右翼作家米歇尔•维勒贝克在最近推出的小说《屈从》中想象，到2022年，伊斯兰政党将夺取法国的总统宝座，公开散布伊斯兰恐怖症的信息。

正如伦敦大学的学者Sara R. Farris所指出的那样，欧洲当前的反伊斯兰现象与19世纪的反犹浪潮如出一辙，极右政党在多国选举中获胜，说明其诉诸于伊斯兰恐怖症的手法很有效果；穆斯林成为欧洲人恐惧未来的替罪羊。只有加强反种族主义，才有希望避免迫害穆斯林的悲剧发生。　　

“反对伊斯兰化”运动——一次宝贵的教育、引导和锻炼民众的机会　　

值得庆幸的是，德国的“反对伊斯兰化”运动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消极后果——实际上，这次运动不仅没有像有些媒体渲染的那样——撕裂德国社会，相反，它从另一个角度展示了德国人的包容和团结——德国公众、社会各界、主流政治家和媒体对“反对伊斯兰化”运动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性反应：

公众——迅速组织起来，在多个城市形成了人数远远大于“反对伊斯兰化”运动的集会和游行（有的城市如科隆和柏林，抗议“反对伊斯兰化”的人数是对方的10倍）；在科隆和柏林等地，抗议“反对伊斯兰化”的人群还迫使对方取消游行计划或改变路线；抗议“反对伊斯兰化”的人们手举“德国的耻辱”、“仇外不人道”、“想想你的儿女”等诉诸于情感和理性的标语，将反纳粹、反极端民族主义、反排外的声势迅速扩大到全社会。

公共机构——一些著名的地标如科隆大教堂、勃兰登堡门、柏林电视塔、莱茵河大桥、河滨大道、博物馆等公共或历史建筑纷纷加入熄灯的行列，抗议“反对伊斯兰化”的游行和集会。就连“反对伊斯兰化”的大本营——德累斯顿的歌剧院也熄灯抗议排外；德国雇主联合会则警告排外示威损害德国企业的形象，称“我们的劳动力市场和社会机制的运作均需要移民”。

政府及主流政治家——德国政府第一时间，向社会公众表达自己的态度。总理默克尔呼吁民众不要跟随那些“心存偏见、冷漠和仇恨”的领袖领导的示威、游行活动，明确表示“德国社会决不允许右翼极端主义、仇外和反犹主义的存在”；副总理、社会民主党领袖在游行爆发前，呼吁民众不要加入民族主义组织的示威活动，他提醒民众“示威组织者中不乏曾受法律制裁的罪犯、新纳粹分子、反犹主义者，正直的人不应该跟在他们后面”；德国财长呼吁各类政客多引导民众正确看待移民对德国社会的积极作用，指出移民对二战后德国重建的重要作用，强调“现在也需要移民”；德国外交部在“推特”上发帖指出“德国不欢迎排外的动乱活动”；司法部长马斯则直接参加了柏林的抗议“反伊斯兰运动”的集会；一些城市的市政府也加入了熄灯抗议的行列。与此同时，大量的前政要及政党领袖公开发表观点，呼吁反对种族主义和排外，一些左翼政党还举着“欢迎难民”的标语示威。

媒体——坚定不移与社会公众和政府站在一起，第一时间报道抗议“反对伊斯兰化”运动的种种行动和言论；及时向公众披露“反对伊斯兰化”运动的发起人芦茨•巴赫曼的个人背景，指出他有着偷窃、醉驾和持有毒品的犯罪记录。最难能可贵的是，在“反对伊斯兰化”运动呈汹涌之势时，德国国家电视台推出教育儿童的卡通片，向儿童灌输抗议“反伊斯兰化”运动的信息。在卡通片上，PEGIDA成员被刻画成一看见外国国旗便会愤怒；与此同时，电视台官网上，还提供普及有关政治名词的知识信息，这些信息把人们熟知名称但不明白确切含义的“右翼”明确定义为“不承认人生而平等，讨厌拥有不同肤色或宗教的人”，文字旁边的配图是希特勒的照片。

情况表明，德国政府及社会各界把这次“反对伊斯兰化”运动当做了一次宝贵的教育、引导和锻炼民众的机会。这次运动也表明，德国公众在对待少数族裔方面已变得足够成熟、包容和理性。因此，尽管长期以来德国社会一直受困于极右势力，但从此次事件来看，德国社会各界已经形成了坚定不移的共识。这一共识不仅保障了德国的开放和繁荣，也使其变得更加稳定和安全。

“反对伊斯兰化”运动有利于反恐还是会刺激出更多的恐怖袭击事件？

1月10日，被称为“反对伊斯兰化”运动大本营的德累斯顿再次发生抗议“反对伊斯兰化”运动的集会，规模比“反对伊斯兰化”运动人数最多时的近1.8万人还多出一倍。此次抗议集会的口号是“文化开放、人道、合作对话”、“建筑没有疆界的友谊之墙”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萨克森州政府和德累斯顿市政府也参与了这次游行示威的组织活动。州长狄里克称，“这次集会表明，德累斯顿是一个包容的、世界主义的城市”；德累斯顿市的市长奥罗茨还规劝那些参加“反对伊斯兰化”运动的人，“改弦更张，回到反种族主义的阵营里”。

1月7日巴黎《查理周刊》杂志社遭受恐怖袭击，法国11日举行超过百万民众参加的反恐大游行。因此，1月12日的“反对伊斯兰化”示威会照例举行，游行规模还有扩大。不过，“反对伊斯兰化”示威活动究竟是有利于反恐，还是会刺激出更多的恐怖袭击事件，值得进一步观察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