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伊始，当人们将目光投向由法国巴黎《查理周刊》恐怖袭击事件引起的全球性事件时，却不知，在漫画社遇袭的前夕，在非洲尼日利亚东北部博尔诺州的巴加镇，一场由被称为“尼日利亚的塔利班”的“博科圣地”所实施的大屠杀正在悄然进行。在攻占巴加镇的一个军事基地之后的5天里，该组织对巴加镇的平民进行疯狂屠杀，大量来不及逃离的妇女、儿童和老人横尸街道、路旁、树丛及被烧毁的建筑废墟中。据报道，5天内，“博科圣地”屠杀的平民高达2000多人（尼日利亚军方给出的数字是150人），为该组织数年来暴力犯罪之冠。

除了上述暴行以外，这个罪恶组织还有众多其他罪行。但由于通讯工具匮乏、信息受关注度低以及尼日利亚政府治理的低效等原因，自2010年以来，“博科圣地”究竟给所在国人民造成多大的牺牲和损害，至今还没有一个权威的数字。综合各方的数据，该组织的暴行造成的死亡人数应该在1万以上，导致难民的数量也至少有数十万之巨。

人们不禁要问，“博科圣地”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它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在尼日利亚？ 

“博科圣地”于2002年在尼日利亚博尔诺州首府迈杜古里成立，该组织的正式名称是“人民致力传播先知的教导及圣战”，因它以反对西方的文化和教育为宗旨，被当地称为“博科圣地（Boko Haram）”，意为“西方的是罪恶的”。迈杜古里被视为他们的精神家园。

“博科圣地”认为西方的文化、教育是罪恶、腐朽的，西式的或受西方影响的教育会“毒化”青年；他们也反对西式的民主制度，禁止人们去参与选举投票。“博科圣地”断言，尼日利亚掌握在一群“没有信仰的人的手里”。因此，他们要另辟蹊径，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在尼日利亚北部建立一个以伊斯兰教法为治的伊斯兰国家。2014年8月，“博科圣地”在尼日利亚东北部的小镇果扎宣布建立“哈里发伊斯兰国”。

需要指出的是，“博科圣地”的价值取向或所谓的伊斯兰教法，已远远背离了真正的伊斯兰教法——对此，我们无需一一列举对比分析，仅滥杀无辜这一项，就足以证明其严重违反伊斯兰教律的本质：《古兰经》说“凡枉杀一人的，如杀众人”，多处申明“真主不喜欢过分的人”。伊斯兰教法规定即使在战场上，如果敌方放下武器，也严厉禁止杀害。对于孤儿（孩子）、妇女、老人，各派教法都有明确的照顾和保护的规定。     

“博科圣地”的出现及其滥杀无辜，有着深刻的、世俗的原因——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和国际背景的原因。

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尼日利亚是一个被英国等国家殖民、干涉和染指过的国家，尤其是英国的殖民，使尼日利亚的多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不是一个沿着既有族群和文化路线“自然”发展和演进的国家，而是殖民者“人为”制造的一个国家。这种历史的“原罪”，留下了大量难以化解的部族和民族矛盾。据统计，尼日利亚现有250多个语言、宗教和族裔类的“民族”，其中大的民族有豪萨-富拉尼族、约鲁巴族、伊博族。由于殖民的后遗症和大国插手等原因，这些民族（部族）在政治联合方面，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至今，“尼日利亚人”也不是一个有效的认同符号。

其次，共和国建立（1963年）以来，政治利益、民族（部族）矛盾、宗教矛盾交织，致使军事政变不断，政局一直不稳定。实行民选政治以后，虽形势总体好转，但政治局势和安全形势一直很脆弱。民选政府对局势的控制能力和执政理念都存在很大问题。尤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国总统古德勒克·乔纳森在谴责对《查理周刊》的恐怖袭击“是卑鄙的”同时，却对发生在本国的骇人听闻的大屠杀避而不谈。

再次，尼日利亚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也是“博科圣地”崛起的重要条件。“博科圣地”的发源地是传统的穆斯林地区，那里土地贫瘠、资源匮乏、失业率高，与东南部的产油区和西南部的商业区形成鲜明对比。心生怨恨、看不到希望的青壮年人群极容易被极端思想所蛊惑，追随那些“回到先知时代、建设美好家园（生活）”的号召；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回到古兰经时代”，严格以教法办事是解决所面临的问题、走出困境的有效途径。   

最后，从国际的视角来看，巴以无休止的冲突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长期公然偏袒以色列，以及大国在中东基于战略利益的插手和干预所造成的政治乱象，不仅造成了“博科圣地”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仇视和敌对，而且从这种乱象中产生的“塔利班”、“基地”、“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也给“博科圣地”提供了“指导”、树立了“榜样”。

国际舆论认为，如果任其发展，“博科圣地”很可能发展成下一个“伊斯兰国”。那么，谁来阻止它呢？显然，解决问题不能仅靠尼日利亚自己，从目前的情势来看，还需要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关注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