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纳与适应：

法兰西国家与穆斯林移民群体不二的选择

法国《查理周刊》遇袭事件后，人们除了一致谴责恐怖行为和对遇难者表示同情哀悼外，还围绕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关系以及所谓“文明的冲突”等，在“我是查理”和“我不是查理”之中，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这说明，“查理事件”后，法兰西国家与穆斯林移民群体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继续互相挑战对方的底线，不断地撕裂法国社会与共识；另一种，也是更为重要和迫切的，是从事件中汲取足够的教训，真正敞开接纳的胸怀，全面启动适应的步履，共同建设一个和谐的法兰西共和国。

对法兰西一方来说，最大的问题在于，一方面是殖民和引进劳工带来的不可逆转的宗教和族裔上的异质性和多样化，一方面是僵硬的立国理念——至今仍不顾变化了的现实，一味坚持“不可分的”民族国家理念，拒不接受多样化与少数民族的存在，由此造成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张力。法兰西政要不断强调移民要尊重法兰西的价值观，要融入法兰西社会。但实践中，“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兰西不仅没有创造有效的融入条件，而且出现了“既同化又排斥”的奇特现象。在法国，人们可能仅仅因为你的肤色、你的名字而远离你，警察每天查你10次身份证，大楼的门栏把你隔在门外，没人愿意为你说话。巴黎的种族分层现象已十分严重，就连过去习惯于生活在一起的产业工人也发生了分化。经济上，巴黎穆斯林社区青年失业率高达40%，有的甚至达50%，这个比例是法国平均水平的四五倍。

就穆斯林移民群体来说，不可否认，至今仍有相当数量的移民处于“人在曹营心在汉”的状态，即人虽然来到了法国（甚至已经入籍），但并没有把法兰西作为自己的家园，心似乎还留在母国——他们对那里发生的一切都保持着密切的关注，对于母国发生的一切感同身受，甚至因此不恰当地卷入母国的政治和宗教冲突（从法国出去的ISIS战士可能是西欧国家中最多的）。在宗教上，他们始终怀念和坚守那种相互守望式的传统的宗教纽带。某种程度上，穆斯林移民只将法国看做是一个工作和生活的地方，而不是一个安顿心灵的家园。

因此，法兰西国家应跳出传统民族国家的均质化的公民框架，跳出不承认多样化和少数民族（族群）的法兰西传统理念，用真正平等、关怀的价值理念，将移民接纳进来。不仅要在政治与文化理念上进行重构或再建，而且要通过有效的经济和社会政策，降低直至消除移民被边缘化的处境。

而穆斯林移民也要适应法兰西国家，确立对法兰西国家的归属感——不论是正常移民还是难民，来到法国都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结果，归属感是这种选择的应有之义。以恰当的方式践行宗教义务——不能把母国社区式的宗教习惯照搬照抄到移入国。树立正确的宗教“虔诚观”——确认虔诚本质上是一种自我约束和对自我的要求，而不是对他人的要求。正确对待移入国的政治和宗教冲突——不应以任何“武器的批判”的方式卷入其中。

当前，在接纳与适应方面，法兰西国家与穆斯林移民群体谁做的更多？公允地说，移民要做得更好一些：法兰西的穆斯林移民积极学习法语，绝大部分二代移民及后裔以法语为第一语言；清真寺召唤礼拜的喇叭普遍置于室内，以避免扰民；接受（虽有抗议）国家制定的着装规范（“头巾禁令”、“罩袍禁令”）。最重要的是，法国穆斯林学会了以司法诉讼、街头抗议等符合现代民主自由价值的手段表达自己的诉求，等等。反观法国国家，不仅依旧固守排斥性的理念和对穆斯林经济社会边缘化的情况无所作为，而且在国内极右政治的影响下，数次丧失极其重要的引导和教育穆斯林移民群体的机会——穆斯林团体几次起诉《查理周刊》，而巴黎的司法机构却未能在言论自由与宗教自由之间做出适当权衡，以及适当约束一下《查理周刊》 “格调不高、没有必要的挑衅”的言论自由，而是罕见地不顾其他权益原则，如他人的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国际人权法克减原则，以及法兰西极其珍视的公民团结的价值，做出了被称为维护“极端言论自由”的判决——此举不仅使穆斯林移民对法兰西价值产生了深刻的怀疑，而且也使法兰西国家失去了一次宝贵的引领穆斯林移民融入法兰西社会的机会。

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和谐法兰西”的实现不仅取决于法兰西国家与穆斯林移民群体的互相接纳和适应，也取决于若干国际因素。其中两个因素值得关注，第一个是伊斯兰教地区和国家的政教分离或世俗化问题；另一个是巴以冲突的和平解决。

由于没有经历类似基督教中世纪那样大规模的异端迫害及后来的宗教战争，伊斯兰教至今没有类似基督宗教的系统、没有成功地反思过伊斯兰教的现代性问题。宗教与政治及公共生活仍然密切地纠缠在一起，并通过移民的迁徙传导至非穆斯林国家。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在巴以问题上长期公开偏袒以色列，导致巴勒斯坦在与以色列的对峙中，遭受重大的损失和牺牲。而法国在外交上追随美国，致使宗教情感依旧十分浓厚的穆斯林移民产生不满和离心。从这一点来说，法兰西国家与穆斯林移民群体冲突的彻底解决，离不开相关国际问题的妥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