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子公司“德国之翼”客机人为坠毁事件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人们获悉：肇事者、28岁的副驾驶卢比茨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曾在2009年因这种疾病中断飞行培训半年，后经治疗恢复健康并顺利取得飞行证照。在驾机撞向阿尔卑斯山的当天，他收到过医生建议休息的病假条，但他最后选择撕碎假条并登上了将他和149条生命带上不归路的空客A320。

在邻居、亲友、同事眼中，卢比茨“安静、友好”，“总是友好而礼貌”，“充满热情”，“像个邻家大男孩”，是个“善良的人”。对于卢比茨涉嫌蓄意坠机一事，他们均表示“难以置信”。与坠机相关联的直接事实是，卢比茨前些年曾患“职业倦怠和抑郁症”，在事故发生前，他遭受了一场“感情危机”——与女朋友分手。

如何定性这场人为的灾难事件？是单纯自杀造成的结果，还是某种仍处于定义中的“恐怖主义”造成了这一恶果？遗憾的是，国内外媒体及公众没有就这个问题进行深入探究，他们大多止步于自杀与人类精神健康、抑郁症等关系的讨论。

而国外的一些非主流媒体认为，“德国之翼”的蓄意毁机灾难，不是一个单纯的由抑郁症患者自杀所致的株连无辜的事件，它具有针对不特定人群恐怖袭击的特点。这些媒体认为，世界上大约有10%-20%的人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但其中的绝大部分人显然不会去自杀；在每年选择自杀的近100万人中，有99.99%的人都不会带上无辜的人一起赴死。而卢比茨谋害149条鲜活生命的行为，即使不能直接与恐怖主义划等号，至少也符合恐怖主义的某些特征：蓄谋与杀害众多不特定的无辜者。在法国马赛检方的发布会上，当被问及客机坠毁是不是自杀造成的结果时，检察官罗宾耐人寻味地表示，“自杀的人通常独自一个人死去，因此我不会称之为自杀”。

近日，正在进行该事件调查的德国检方通过检查卢比茨的电脑发现，在事件发生前夕，他曾上网搜索“实现自杀的方式”、“驾驶舱舱门”和舱门的“安全防护装置”等信息。检方还发现，卢比茨通过在机长的咖啡内放入利尿剂，迫使其离开驾驶舱去上厕所，而最终获得了飞机的控制权。各种证据表明，这似乎是一场精心准备和谋划的报复社会性质的谋杀或自杀式袭击事件。

然而，西方主流媒体对此事件的处理着实引人关注：他们一直拒绝透漏卢比茨的宗教信仰背景，并认为“这不是我们应该寻找的东西”。媒体极力将公众的注意力引向关注人类的精神健康，对于蓄意毁机所导致的巨大的、人为的灾难，以一句“无辜生命的逝去”做了总结。这种做法，不仅让全球不少关注事实真相的人们失望，而且也引起了穆斯林少数群体的不满。他们认为，“几乎可以百分之百肯定的是，如果副驾驶是一个穆斯林，媒体将会无休止地讨论他的宗教信仰而忽略或搁置任何心理或其他问题。”

在笔者看来，西方媒体处理毁机事件的做法在大方向上是值得肯定和鼓励的——不问肇事者的宗教或族群身份，只问肇事者本人的具体状况尤其是精神健康状况，本来就应该是媒体一而贯之坚持的立场。就这次事件来说，根据“恐怖主义”所特有的、用来谴责“对无辜者实施暴力或暴力威胁的行为者的不道德、恣意妄为和不当行为”的功能，我们不妨把卢比茨定性为“恐怖分子”——因为他的确实施了与恐怖主义十分相似的行为；因为恐怖主义没有清晰的宗教或族群界限，只有具体的衡量标准——即使这一标准到今天也难以有众所皆服的定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有的恐怖分子都是某种精神疾病的患者——他们为某个尘世的信条或“来世”的天堂，漠视、践踏和毁坏自己与他人的性命和财产。社会需要客观、冷静、公正地审视这一群体，从社会根源和心理根源两个维度上去寻求克服和医治的办法——而不是刻板地把世界分成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两个群体，并在孤立乃至妖魔化前者中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如何处理和引导类似事件，不仅拷问着媒体的良知，而且也影响着我们对世界、对不同的族类的理解和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