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宗教极端分子，人们往往首先联想起臭名昭著的基地组织和罪恶昭彰的“伊斯兰国”。不曾想，倡导不杀生、以非暴力原则为核心教义的佛教也会被人利用，成为仇视乃至暴力攻击其他信仰和民族的精神武器。

近年来，斯里兰卡兴起针对穆斯林少数族群的暴力活动。其中2014年年中发生在奥图加马和贝鲁瓦拉两个小镇的袭击达到20年来的高潮，那次袭击导致大量的房屋和清真寺被毁、数人死亡和80余人受伤，无家可归的穆斯林暂时躲到学校避难。

袭击者是人口占比达75%的僧伽罗人中的极端派佛教徒。他们依托一个叫“武道巴拉塞纳”的强硬派佛教组织。该组织的首领加拉格达斯特•那那萨拉长老认为，“斯里兰卡属于僧伽罗人，是我们建立了这个国家的文明、文化和安定，而白人制造了种种麻烦”。他把斯里兰卡存在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外来者”，认为英国殖民者毁坏了整个国家，而当前存在的问题也是外来者——泰米尔人和穆斯林所造成的。那那萨拉长老号召人们保持战斗直到斯里兰卡“回归成为僧伽罗人的国家”。而实际上，大多数的泰米尔人、穆斯林已扎根这片土地数百年。

极端主义分子不仅攻击穆斯林少数族群，也视温和的佛教徒为眼中钉。一位为佛教徒与穆斯林之间合作而斡旋的长老遭到劫持并被羞辱性地强行割去包皮。那那萨拉长老威胁这位长老，如果继续从事这种“背叛”活动，他将被扔到马哈威利河里去。该河曾在1989年的左翼暴乱中，吞没过很多下落不明的人的尸体。

引发佛教极端分子袭击穆斯林少数族群的理由五花八门，大到穆斯林的饮食习惯，包括在屠宰场“偷偷宰牛”的行为，小到单个佛教徒与个别穆斯林之间的宗教争论。

那么，斯里兰卡佛教极端主义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第一，僧伽罗人此前在内战中的胜利激发了宗教民族主义情绪。在一些僧伽罗人看来，斯里兰卡政府军对泰米尔猛虎组织的胜利，不是国家统一与安全的胜利，而是僧伽罗人的胜利。他们把与猛虎组织的战争描述成“保护僧伽罗人和佛教徒的使命”。当泰米尔少数民族的极端组织被打败后，内战所激发和滋养的宗教民族主义情绪需要找到新的“敌人”，而“唯利是图的”穆斯林少数族群和“惯用欺骗和狡诈”手段转化佛教徒的福音派基督徒便成为他们理想的目标。

第二，经济上，斯里兰卡的穆斯林少数族群长期在商业、贸易等方面表现突出，逐渐发展成比较富裕的商业民族。极端佛教徒组织却因此而认为占总人口9％的穆斯林正欲控制该国的商业，“这将影响到广大佛教徒的切身利益”。早在上世纪初，佛教复兴主义者达摩波罗就攻击“穆斯林是用资本主义剥削方式富裕起来的”。穆斯林的商铺因此往往成为极端佛教徒组织攻击的主要对象。从这一点来看，斯里兰卡的穆斯林少数族群的命运有些类似于历史上欧洲的犹太人。

第三，斯里兰卡是一个政党林立的国家，一些政党为了拉拢信仰佛教的僧伽罗主体民族的选票，有意迎合甚至刻意讨好强硬派佛教组织，客观上纵容了佛教极端主义势力。今年1月，意外当选的新总统迈特里帕拉•西里塞纳说，“每个人都知道是谁助长了‘武道巴拉塞纳’的强硬派佛教组织”。他暗示前总统马欣达•拉贾帕克萨是该强硬组织背后的支持力量。佛教和宗教事务部部长卡鲁•贾亚苏里亚表示，新一届政府试图用法治的手段打击强硬派。但有评论认为，在一个佛教占主流的国家，打击一个强烈佛教民族主义党派，新政府是缺乏信心的。

最后，穆斯林群体的长期污名化和“伊斯兰国”放言“亚洲属于穆斯林的范围”为斯里兰卡佛教极端主义的兴起提供了直接的口实。强硬派佛教组织“武道巴拉塞纳”声称，他们“不是恐怖组织”，也“不助长针对任何人的暴力”，“只是反对某些东西”。这里的“某些东西”便是指被他们视为与极端主义者同一语的穆斯林群体。

“伊斯兰国”关于“世界穆斯林联合起来”的狂妄厥词，在不少地方都被别有用心的人当做妖魔化并继而攻击这一群体的实在理由。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强硬派佛教组织“武道巴拉塞纳”最近公然邀请缅甸的极端佛教宗派——“969运动”的头目阿信•维拉图前往斯里兰卡，商议共同对付“穆斯林入侵”和在亚洲建立同盟的问题。而这位阿信•维拉图正是2003年因煽动宗教仇恨而入狱、自称为缅甸“本•拉登”并造成大量穆斯林平民伤亡的宗教恐怖主义大亨。

更加微妙的是，斯里兰卡与缅甸两国的极端分子联合似乎并不只停留在“民间”层面。2013年，斯里兰卡当局曾经试图禁发美国《时代周刊》的一期杂志，该杂志以“佛教恐怖分子的嘴脸”为题，聚焦报道了缅甸佛教极端主义分子迫害穆斯林少数族群的恶行。

斯里兰卡宪法规定，所有官员包括议员在内，都必须宣誓反对分裂主义，维护国家统一。其历届总统似乎都在申明，斯里兰卡“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佛教徒与非佛教徒具有平等的权利和自由。维护种族和宗教和谐，是爱国者应该承担的责任”。但要做到这一点，斯里兰卡当局则必须正视佛教极端主义给该国的国家统一与安全造成的直接威胁，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范国家被某个宗教群体的极端主义势力所挟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