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宴请美国各界的穆斯林代表，向他们祝贺斋月的到来。在宴会上，奥巴马呼吁美国民众团结一致反对宗教或种族歧视，他说，“我们确信，无论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都是一家人”。

在宴会上，奥巴马认出了为维护戴头巾工作的权利而进行长达7年诉讼的萨曼莎·爱丽芙女士，还提到了年初北卡罗来纳州教堂山镇3名穆斯林大学生被枪杀以及最近发生在南卡罗来纳州9名黑人基督徒被袭击身亡的事件，称“作为美国人，我们坚持认为，没有人因他们的身份、相貌、爱好和信仰而受到敌对”。值得注意的是，奥巴马将这些暴行称为“仇视的行为”——沿用了主流媒体的“仇恨犯罪”的定性。

紧接着，在美国的邻国加拿大，加拿大联邦总理哈珀也在其总理府邀请多名穆斯林代表共享开斋饭。在晚宴上，哈珀说，根据伊斯兰教的传统，提供开斋饭的人能得到上帝的福报。据报道，这是加拿大政府第一次举办这样的活动。

作为一个政治传统，开斋宴始创于克林顿时期，后来被承袭。奥巴马政府每年都要举办开斋宴。在出席开斋宴的众多来宾中，有两类人群值得关注，一类是代表伊斯兰世界的外交使团成员，另一类是代表美国穆斯林群体的年轻穆斯林公民——他们往往是某种形式的“美国梦”的实现者。美国政府设立开斋宴的重要目的是对外展示友好，对内显示包容、接纳和承认，其共同点是为了争取穆斯林群体的人心。

然而，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美国和加拿大的政治和社会现实，就能发现，对拉拢穆斯林群体的人心来说，客观、公正地报道和处理有关恐怖主义的事件要远比开斋宴这样的“政治会餐”有效用得多。远的不说，就拿刚刚发生的南卡罗来纳州9名黑人基督徒被袭击身亡事件来说，美国的穆斯林群体和黑人大众对案件被定性为“仇恨犯罪”而不是“恐怖袭击”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们认为，无论是从政治动机（通过袭击威吓黑人群体离开美国）、还是从行动的预谋性，抑或是从受害对象为不特定的无辜者等多个角度来看，该袭击都是不折不扣的恐怖主义行为。

种种迹象表明，“恐怖主义”是“9·11”事件之后，西方主流社会和媒体特意为妖魔化穆斯林群体专门“量身定做”的。而如果白人实施了类似恐怖主义的袭击，那是因为这些人“精神状况不佳”、“心情抑郁”或“婚姻状况出了问题”等特殊原因。如此，2010年驾机故意撞入美国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市国税局造成2死13伤的白人软件工程师约瑟夫·斯塔克不是恐怖分子；2012年在威斯康星州一座锡克教寺庙大开杀戒造成6人死亡3人重伤的白人至上主义者不是恐怖分子；南卡罗来纳州闯入黑人教堂枪杀9名黑人教徒的白人优越论者戴伦·鲁夫不是恐怖分子。与此相反，2013年造成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的波士顿马拉松赛爆炸案的兄弟俩是恐怖分子，近期德克萨斯先知漫画展的两名枪手是恐怖分子，因为事后查明他们的身份是穆斯林。事件的起因、过程和危害结果是如此相像，而定性又是如此不同，难怪美国的一位评论者在最近的评论中说，“拒绝称查尔斯顿枪击事件为恐怖主义，再次表明‘恐怖主义’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意识形态用语”。

最能体现西方社会偏见和双重标准的或许是加拿大国会大厦枪击案。当得知该案的枪手迈克尔·泽哈夫·毕博是一名伊斯兰教的皈依者后，事件立刻被宣布为“恐怖主义”。在不到24个小时的时间里，哈伯总理宣布加拿大遭遇恐怖袭击，他为此要求更多的反恐授权（并且已经得到）。为了坐实“恐怖袭击”的定性，政府宣称毕博正准备去叙利亚参加圣战，媒体也大力宣传这一“事实”。然而在接下来的数周内，事件逐渐明朗：毕博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接受过精神治疗。他的朋友们说，“他从未表达过政治观点，倒是说过他被魔鬼附体了”。加拿大政府最后不得不承认媒体报道说他准备去叙利亚“完全是个错误”，所谓“恐怖袭击”是精神错乱所致。

以民主、自由、公正自诩的西方，在对待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犯罪问题上出现了空前的逻辑和法理错位：当犯罪者是穆斯林的时候，他们以群体身份归罪，当白人犯罪的时候，他们则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往往从个人的境遇出发，寻求对个体定罪而不“株连”其所属群体。如此明显的双重对待和双重标准，不仅深刻反映了西方国家对穆斯林群体的偏见，预示着这些国家在短时间内将无法修复种族和宗教上的裂痕，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忽视了美国本土真正的恐怖主义威胁。据美国一个智库2014年的研究报告，1990年以来，美国本土白人极右势力对少数族裔发动袭击的数字大大超过了受极端势力影响的穆斯林发动的袭击。该研究报告援引警方的话说，“新纳粹分子、白人至上主义者是警方面临的最大极端主义威胁”。

美加首脑借广大穆斯林珍视的斋月，通过开斋宴的形式，向国内穆斯林群体展示其尊重、包容的精神，甚至试图借机向饱受战乱、恐怖主义和经济贫困的伊斯兰世界展示其“善意”。但是，在偏见和双重标准已经根深蒂固的条件下，这种示好只能是一场十足的政治作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