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欧洲难民危机的日益升级，中东的宗教暴力问题引起了全世界的极大关注。一周前，法国和约旦共同在巴黎主持召开“保护中东民族与宗教暴力受害者”国际大会，来自56个国家、11个国际和地区组织以及一些知名的宗教界人士参加了这次大会。大会讨论了对中东国家遭受“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暴力威胁的受害者的保护问题，并就这一议题所涉及的有关内容进行了广泛协商。

值得注意的是，大会将保存和保护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认为它不仅关系到受“伊斯兰国”及其他恐怖组织威胁的不同文化和宗教社群的生存问题，也关涉到整个中东地区文化生态的完整性，甚至关系到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法国外长法比尤斯说，“如果所有的难民都逃到欧洲或者其他地方，‘伊斯兰国’的目的就得逞了。”他强调，“中东应该保持中东的样子。保留这一地区的多样性很重要。”

为了给那些涌入欧洲和其他地区的难民提供一个可以“自愿、永久性和安全的”家园，巴黎大会提出了一系列刻不容缓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支持各个国家、地区政府以及社区接纳难民和流离失所人群，通过各种项目缓解他们的负担，增加他们的适应能力；加强人口流动和安全风险方面的信息工作，采取有力措施，重建失散家庭成员间的联系；改善医疗和教育（包括语言方面的培训和服务）；对暴力受害者，特别是性暴力的受害者提供心理辅导和治疗，等等。

会议宣布了一项涉及人道、司法和政治3个方面的行动计划，包括对难民实施人道救助；促进包容性的政治解决方案，不分宗教和种族，尊重一切个人的基本人权，保护中东的文化与宗教的多样性。司法方面，结束对在民族、宗教和教派方面犯罪的有罪不罚的现象，将那些构成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恐怖分子绳之以法。

与此同时，法国从本月8日起，派侦察机在叙利亚上空执行任务，为空中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积极准备。英国首相卡梅伦也在同日表示，将推动下月初的议会表决，以期获得授权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进行打击。

巴黎会议是近些年来欧洲国家对中东地区宗教和民族暴力所引起的难民问题所做的一次重要回应。其所提出的应对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切题的。但是，应该看到，结束中东的宗教暴力、保护暴力的受害者是一项复杂的、涉及各种因素的系统工程。

首先，从外部因素来看，中东宗教暴力的发生、演变升级与西方大国的政治，尤其是军事干预密切相关。事实上，正是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对阿富汗、伊拉克包括利比亚的直接军事入侵，推翻了这些国家事实上的王权统治结构，从而导致长期蛰伏的教派势力喷涌而出，造成不可控制的政治乱象。除了直接的军事干预外，一些大国还直接插手中东国家的内政。以这次难民流出数量最多的叙利亚为例，2011年，西方国家煽动“阿拉伯之春”，从各个方面支持叙利亚的反对派，直至酿成经年不息的内战。直至今日，叙利亚仍上演着政府军、反对派“救国阵线”和“伊斯兰国”的“三国演义”，而在这三派力量的背后，除了有西方国家、俄罗斯以外，还有伊朗、土耳其和一些逊尼派阿拉伯国家等一些伊斯兰国家。

其次，从中东地区内部的向度来看，这一地区的许多伊斯兰国家长期以来政教不分，习惯于以教派的偏好去选择政治上的盟友。在主权国家内部，民众惯于将选票或支持给予同一教派的人。这种偏好在王权统治期间一直受到弹压，因而没有从全局上影响到这些国家的政治过程。而西方国家的军事入侵和政治干预，恰好打破了这一传统常态。在主权国家之间，当权者也惯于以教派决定亲疏。先前的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由于同为什叶派掌权，他们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互为盟友和依托。与此同时，逊尼派国家也一贯默契相守、互相照应。当看到有可利用的颠覆什叶派阿萨德政府的机会，它们就暗中支持其反对派。据报道，叙利亚反对派的资金主要来自沙特和科威特。这也是为什么中东难民潮发生后，这些国家不愿接受来自叙利亚和伊拉克难民的主要原因。

第三，从更深的历史背景来看，中东地区的宗教暴力与这一地区的许多伊斯兰国家长期找不到有效的现代国家治理之路，从而继续在千年浸淫的宗教政治文化中寻找出路的历史经历和现实困境密切相关。“伊斯兰国”的出现，即是这种历史经历和现实困境的极端反映。

从以上情况来看，中东宗教暴力及其引起的难民潮的防范和治理，远远不是一次巴黎会议所能完成的。它既需要国际社会长期的共同努力，也需要中东这些国家自身勇于突破。从前一方面来看，大国首先需要负起责任，在积极接纳、安置的难民同时，从源头上找到防范的办法。从后一方面看，中东诸国需要在现代国家治理、世俗化以及宗教宽容等方面与时俱进，从根本上找到问题的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