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世界宗教来说，2015年是极不平静的一年。这一年，IS极端组织的疯狂以及欧洲难民危机吸引了全球公众的视线，让整个世界为之震惊。2015年的日历几乎是用大大小小的恐怖袭击来标示的：1月7日巴黎恐怖袭击之后，是1月上旬“博科圣地”在尼日利亚制造的巴加惨案，5天时间里，造成约2000人死亡；3月20日，也门首都萨那两所清真寺遭自杀式袭击，造成至少137人死亡、350人受伤；4月2日，索马里宗教极端组织“青年党”在肯尼亚东北部的加里萨市莫伊大学制造了近150人死亡的恐怖事件；6月25日，IS极端组织在叙利亚发动至少造成154人死亡的恐怖袭击；6月2日至7月1日，“博科圣地”再次在尼日利亚发动系列恐怖袭击，至少导致160多名平民丧生；7月17日，IS极端组织在伊拉克发动汽车炸弹袭击，造成至少120多人丧生；8月13日，IS极端组织在伊拉克又造成至少76人死亡的恐怖事件；9月24日，也门首都萨那一所清真寺遭自杀式炸弹袭击，至少25人死亡；11月12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生两起自杀式爆炸袭击事件，造成至少37人死亡；11月13日，IS极端组织在巴黎发动系列恐怖袭击，造成132人死亡、逾300人受伤。
除了上述明确提及的恐怖袭击以外，在西亚、北非或中东地区，几乎日日上演着“圣战”和仇杀的惨剧。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残害无辜平民的恐怖袭击和仇杀，大部分都是在“宗教”名义下实施的。以IS为代表的极端组织通过扭曲、歪曲和阉割伊斯兰教义，将伊斯兰教丑化成一种杀人工具。在一套杀人意识形态的控制下，他们将杀戮的矛头指向任何不认同他们价值观的群体和个人，指向任何阻碍或影响其“建国大业”的人群。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尽管IS的恶劣行径严重违背伊斯兰教义，严重地与伊斯兰教的基本价值观相背离——尤其是其屡次袭击清真寺的恶行早已表明，他们的行为与真正的伊斯兰教南辕北辙，与世界上所有的穆斯林群体无关，但却使欧美世界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逐渐形成了一种“伊斯兰恐惧症”。
在一小撮极端主义分子将伊斯兰教异化和工具化的同时，在斯里兰卡和缅甸，也出现了将佛教相关教义极端化的组织和运动，如“武道巴拉塞纳”组织和“969运动”。这些组织为了打击和排斥穆斯林、基督徒和温和的佛教徒，不惜把“普度世人”的佛教解释成一族一派的私人物品，解释成满足私欲的功利主义信条。
在伊斯兰教和佛教被异化和工具化的同时，西方国家基督教或天主教也在某种程度上被利用成为排斥其他宗教少数群体或同性恋者群体的工具。在美国，虔诚的福音基督徒一直将同性恋人群视为基督教的主要敌人。现实中排斥、歧视甚至袭击同性恋人群的事件时有发生，甚至一些履行职务的公务员，也公然以拒绝给同性恋者提供服务来展现他们对上帝的“忠诚”。
同时，“9·11”事件以来，一些具有宗教情结的国家领导人如乔治·布什，公开把伊拉克战争比做“新时代的十字军东征”，把伊拉克战争看成一场宗教战争。所谓“上帝护佑美国”在战争中取胜之类的祈祷词也表明，基督教实质上为美国侵略和干涉他国提供了精神工具。
在法国，由于历史上异常严厉的世俗化措施，法国人的天主教信仰已内化为一种民族性格，其排斥性已不再通过赤裸裸的宗教形式，而是采取了更加隐蔽的世俗化手段。近十几年来针对穆斯林群体的种种政治和法律措施，以及2015年年初的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冲突都是这种形式的集中体现。
种种迹象表明，宗教作为一种诉求“天国”的神圣力量，已经在“地上”产生出乎意料的效果：极端主义分子用宗教去施行暴力、发动战争；保守人士用宗教去排斥异教群体和同性恋群体；右翼分子则把宗教化成手中的大棒，通过抽打某一宗教群体而猎取选票。所有这些以宗教的名义施行的暴力和战争，本身就是对宗教最大的伤害，本身就是反宗教的。然而，解决问题的办法又在哪里？
宗教本质上是一种安顿心灵、解决人们内心需求的精神产品。虽然历史上它曾介入世俗政治并为世俗国家和社会的进步，以及在特定时期为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共同体整合与建设作出过重要贡献，如拉伯半岛的统一和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然而在今天，面对如此多元的宗教、文化和族群混杂相处的时代，宗教难以再胜任凝聚人心和共识、建设政治共同体的需要。用宗教去凝聚一个群体的同时，可能也意味着对另外一个群体的排斥和疏离。在一个诸神并存的时代，不同宗教或教派群体的相处之道难以从某个特定的宗教或教派本身获得，也难以简单地从宗教间或教派间的对话中获得。相反，它需要超越宗教和教派的真正的世俗主义原则和规则。
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是IS被消灭，叙利亚内战平息，宗教世界的安宁还远远提不上日程。就宗教维度而言，伊斯兰世界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是，在各个教派之间取得最大公约数。对西方国家而言，当务之急是在各个宗教之间找出最大公约数，两种公约数的共同点是让国家的治理和公共秩序的安排不以任何宗教或教派的价值观为标准。让宗教真正回归个人自我提升的精神世界，而不是成为干涉他人或他国的工具，宗教才能够摆脱自身的暴力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