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天主教教宗方济各与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基利尔一世在古巴的会面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这是基督宗教自公元11世纪中期大分裂以来，双方的首次会面。在此之前，天主教教宗与东正教其他领袖如君士坦丁堡大牧首有过多次密切的接触。

这次会面是在基督教“内外交困”的形势和背景下进行的。从基督宗教世界内部来看，日益扩张的世俗主义严重侵蚀着“纯正意义上”的教义。越来越多的无神论者、宗教内部的“泛信仰者”（即名义上的教徒）和各派新教徒的出现，让传统的基督宗教教义的社会影响日益衰微。从外部因素来看，历史上的“对手”伊斯兰教尽管遭受很多挫折，但仍处于快速发展状态。此外，在中东政治乱象中崛起的伊斯兰教极端主义势力，对处于冲突地区的基督徒包括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面对严峻的内外形势，这两大基督宗教教派深感无力，产生了强烈的联合愿望。

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的两个多小时的会晤中，两大教领袖就新形势下如何保存基督教传统的价值观等问题作了探讨。双方讨论的重点议题，是如何应对中东和中北非等地区基督徒遭受宗教极端主义势力迫害的问题。在会晤结束后的一份声明中，双方呼吁，“国际社会团结起来，协调行动，使基督徒在中东不再遭受迫害。” 

天主教与东正教自1054年大分裂以来，长期视对方为仇敌。在长达近千年的历史中，天主教曾多次深挖东正教会的墙脚，甚至一度让十字军洗劫东正教的大本营——君士坦丁堡。东正教各教会则一直拒绝承认罗马教宗在基督宗教世界中的特殊地位。公元680年至681年，双方在第三次君士坦丁堡会议上，就耶稣的属性问题基本达成共识，但不久又起争端。1274 年和1439年，在里昂及佛罗伦萨的大公会议上，两教曾有过弥合分歧的机会，但是没有成功。虽然5个世纪之后，即1965年12月，罗马教宗保禄六世和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会领袖阿忒纳戈拉宗主教，在“梵二大公会议”闭幕前夕发表声明，撤销了1054年的彼此绝罚令，但此举没能对两派总体的关系起到应有的改善作用。1997年，罗马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与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原本计划的会面也因种种原因取消。2007年和2014年，罗马教宗本笃十六世和现任教宗方济各分别会晤东正教名义上的“普世牧首”，并达成相关协定或增进了感情。这两次会晤被当时的媒体评价为“历史性突破”。

情况似乎表明，天主教与东正教的真正和解或所谓“完全共融”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或障碍。其难点在于如何处理与人口最多（1.65亿）、影响最大的俄罗斯东正教的关系。

在基本教义和宗教仪式等问题上，天主教与俄罗斯东正教存在着很大分歧，迄今后者中的保守主义者仍坚持认为天主教偏离了“真正的基督教”，他们甚至不承认天主教圣事的有效性。这种态度反映在对待教宗来访问题上。尽管若望·保禄二世先后受到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普京3位国家元首的邀请，但由于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的坚决反对，这位教宗至死都没能访问莫斯科。其后任本笃十六世也未能了此心愿。

同时，从现实的角度来看，罗马天主教与俄罗斯东正教实现和解的另一个主要障碍是乌克兰东仪天主教问题。该教派一方面遵从东正教的仪式，另一方面却又追随罗马天主教，承认教宗的首脑地位。俄罗斯东正教一直把乌克兰西部视为自己的传统领地，反对罗马天主教在那里的“扩张”活动。在此次会晤之前，俄罗斯东正教会外交负责人曾说，“两大教会的分歧依然存在，特别是乌克兰西部问题。”实际上，自从苏联解体以来，梵蒂冈一直在推动双方的会晤，但莫斯科却一直因此而反对。

教义问题、乌克兰东仪天主教问题，再加上天主教和东正教历史上的恩恩怨怨，以及两教所涉及的地缘政治和文化问题等，使得罗马天主教与俄罗斯东正教的全面和解或“完全共融”充满着种种不确定性和微妙性。其微妙性甚至可以从双方对本次会晤时间、地点和时机的选择上看出。双方将会晤的日期选择在天主教徒所普遍接受的东正教的节日里；地点选择在远离背负分裂历史包袱的罗马、伊斯坦布尔和莫斯科的古巴；时机选择在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同受中东、北非伊斯兰教极端主义迫害的历史条件下。同时，为了避免两位教首出现“此高彼低”或尊卑不等的尴尬局面，双方以精巧的外交智慧设计出了哈瓦那何塞·马蒂国际机场的“偶遇”式的会晤。

古巴会晤是罗马天主教开启与东正教全面和解的重要一步，但是这一步离两教的“完全共融”目标相距甚远。事实上，加上东正教内部各教派互不隶属，双方即使在形式上实现某种共融都困难重重。由于两教的教义和仪式相差甚远，共融以哪一方为基调是一个难以调和的问题，两教所期盼的“完全共融”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