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殖民主义、全球化和区域性政治危机等历史和现实，将基督徒和穆斯林置于欧洲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地区、同一个城市甚至是同一个社区时，作为东道主的欧洲人，如何与这些有着差异性宗教观念、自愿或非自愿远道而来的移民和谐相处，便成为一件十分棘手的现实问题。日前，教宗方济各围绕欧洲的难民危机及相关问题，在媒体上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方济各直言不讳地指出，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均具有很强的征服观念。现实中的“伊斯兰国”及其征服战争，有一部分观念是从历史上的伊斯兰教征服观念中继承而来的。在谈到基督教的征服观时，方济各没有提到十字军东征的历史，他只是强调，《马太福音》中耶稣将他的弟子派往“所有的民族”，秉承的也是这种征服观。从这一论断出发，方济各认为，欧洲人真正该怕的是“伊斯兰国”，而非伊斯兰教。然而，“伊斯兰国”是怎么产生的呢？方济各进一步指出，是西方国家通过武装干预的手段把西式民主输入到伊拉克，摧毁了那里原本存在的萨达姆强人政府；也是西方国家摧毁了利比亚卡扎菲的强人政权，而将权力撒向了无数个纷争的部落或部族——他引用一个利比亚人最近说的话，“我们原来有一个卡扎菲，现在有50个。” 

在指出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式的”征服观后，方济各深入阐发了欧洲人与穆斯林移民的种种相处之道。他强调欧洲人要树立正确的观念，秉持多元主义的理念。当媒体问为什么他在描述欧洲大陆的“根”的时候，没有使用“基督教”这样的词汇，而是把“欧洲认同”归结为“动态的和多元文化的”，方济各回答说，“欧洲有很多根，它是复数的”。“当我听到欧洲的基督教根源的说法时，我对其中所透露出的‘必胜主义者’甚至说‘报复性的’腔调感到担忧，因为它经常奏出殖民主义的弦外之音”。方济各承认“欧洲有基督教的根”，而且认为“基督徒有责任去给这些根浇水”。但是，他认为基督教对欧洲文化的贡献是一种服务性或帮助性的奉献——耶稣给门徒洗脚——而不是殖民主义式的猎取。

在强调欧洲人应树立正确的观念和理念的基础上，方济各对欧洲诸国的移民融入政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拒绝将欧洲内部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与伊斯兰教联系在一起，并认为欧洲处理移民的方式，即将移民“贫民窟化”而不是让他们融入社会，是欧洲本土产生暴恐活动的重要社会根源。他说，“在布鲁塞尔，恐怖分子是比利时人，他们是移民的孩子，在贫民窟长大。”方济各对萨迪克汗当选伦敦市长大加称赞，认为穆斯林市长的出现是穆斯林融入欧洲的生动例证。

当问及宗教应该在社会和政府中扮演何种角色时，方济各表示强烈支持政教分离。他说，“尽管国家需要制定强有力的保障宗教自由的法律，但是国家自身必须是世俗的。”方济各强调，世俗主义意味着个人表达信仰的权利不应受到侵犯，“如果一个穆斯林妇女愿意戴面纱，她必须能够这样做。如果一个天主教徒愿意戴一个十字架，也应该如此”。为此，他对法国的世俗主义政策予以批评，认为法国夸大了“政教分离”，这一做法“源于法国人将宗教视为一种亚文化，而不是一种能够自洽的完全成熟的文化”。方济各担心法国的这种启蒙运动遗产式的世俗主义将继续存在。为此，他敦促法国对宗教的“超然性”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不要干预个人应有的宗教权利。

尽管在欧洲，基督徒与穆斯林的相处状况不尽如人意，方济各仍对两个群体之间的和谐相处充满信心。他说，“从根本上来说，基督徒与穆斯林的和谐共处是完全可能的”，并举例说，“我来自于这两个群体相处得很好的国家（阿根廷），那里穆斯林对圣母玛利亚和圣乔治非常崇敬。同样地，人们告诉我，在某个非洲国家的禧年，穆斯林在天主教堂排长队穿过圣门祈福圣母玛利亚。在战前的中非共和国，穆斯林与基督徒过去住在一起，他们必将再次住在一起。黎巴嫩也有这种可能。”不过，方济各认为，要实现一起和谐生活的目标，两个宗教群体都需付出努力。

方济各的上述观点和规劝，具有针对欧洲存在的中心主义的意味。而对于欧洲的穆斯林移民群体，他持鼓励融入的态度。他赞赏萨迪克汗的文化适应能力，将他支持同性恋婚姻以及在教堂举行就职典礼的行为，视为一种恰当的世俗主义和充分的文化融入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