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一家同性恋俱乐部，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枪击案。一名阿富汗裔美国青年手持冲锋枪，疯狂地向正在狂欢的数百名同性恋者扫射，造成49人死亡、53人受伤的惨剧。

值得注意的是，与以往热衷于分析凶犯的心理或精神状况和现实处境的模式有所不同的是，此次枪击案因为凶手有着西方媒体一贯敏感和加以利用的宗教身份——穆斯林而变得明显不同。案发后，以煽动宗教仇恨并从中受益的美国共和党总统竞选人特朗普立即发表声明称，自己在“激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问题上“一向正确”，并指责民主党人奥巴马和希拉里在谴责暴行时没有使用“激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这一术语。共和党参议员、不久前退出总统大选的马尔科·鲁比奥也认为，同性恋群体之所以遭到攻击，是因为“激进的伊斯兰人群对同性恋群体一直抱有偏见”。与此同时，一些人开始挖掘伊斯兰教中“不宽容”同性恋的教义，并试图将此作为枪手行凶的“宗教动机”。而凶犯的父亲则坚称，此次枪击事件“与宗教无关”。

那么，如何看待伊斯兰教或穆斯林身份在此次枪击事件中的作用？是否伊斯兰教禁止同性恋的教义必然导致其信奉者对同性恋群体采取极端措施？宗教学常识表明，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宗教”的犹太教、基督宗教及伊斯兰教在基本教义方面，都是严厉禁止同性恋行为的。没有证据表明，只有伊斯兰教的教义才可能在实践中导致对同性恋人群的杀戮。从宗教信奉者的维度来看，同犹太教徒、基督教徒相似，穆斯林群体中既存在着许多包容同性恋者，甚至赞同同性恋婚姻的人，也有为数不少的仇视和敌视这一群体的保守分子或“恐同”人士。相关调查显示，有45%的穆斯林认为，社会应该接受同性恋群体，这一百分比低于天主教徒的70%和主流基督教新教徒的66%的比例，但高于福音派新教徒和摩门教的36%，以及耶和华见证人的16%。也就是说，就对同性恋的接受程度来看，美国穆斯林群体属中等程度，至少不属于排斥性最强的一类宗教群体。

从利益的关联性或攸关性角度来看，同为美国社会少数群体的穆斯林与同性恋者有着比其他群体更加契合的一致性。这也是为什么奥兰多枪击事件发生后，美国的许多穆斯林组织争相发声，强烈谴责这场屠杀、声援同性恋社群的重要原因。“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的负责人尼哈德·阿瓦德在声明中说，“多年来，同性恋社群与穆斯林群体在反对仇恨犯罪、伊斯兰恐惧症、边缘化和歧视的行动中并肩战斗。今天，我们更是与他们坚定地站在一起。美国穆斯林群体的解放与黑人、拉丁裔人、同性恋者、犹太人和其他群体的解放深刻地关联在一起。在对抗不公正的过程中，我们不可能区别对待。恐同症、恐变性者症和伊斯兰恐惧症是同构的——我们不能将其人为地分开。所有这些指向一个简单的事实，即伊斯兰教不可能使穆斯林去敌视、仇视或以暴力对待同性恋社群，即使是那些对同性婚姻持有保留意见的穆斯林也不会如此。”阿瓦德还指出，“枪击事件的责任不在于一个叫伊斯兰的宗教，而在于一个名叫奥马尔·马丁的愤怒青年。”

最能说明穆斯林与同性恋少数群体利益攸关性的事例或许是，美国国会仅有的两名穆斯林议员，即来自明尼苏达州的基思·埃利森和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安德烈·卡尔森，同时也是同性恋权利的铁杆支持者。去年，卡尔森助力推出的平等法案将“1964年民权法案”的保护范围拓展至包括性别、性取向和性别身份。埃利森则由于他在同性恋权利保护方面的贡献，而被“思想进步”网站誉为“美国众议院中力挺同性恋群体的代表之一”。

上述情况表明，无论是从伊斯兰教教义本身出发，还是从其信奉者群体的实际利益考量着眼，都难以得出穆斯林身份在奥兰多枪击事件中起到明显作用的结论。实际上，就同性恋群体与宗教的关系而言，美国同性恋群体的境遇或命运更多地是与主流社会的基督教联系在一起的。自上世纪50年代同性恋问题进入公众视线以来，同性恋群体境遇的改善和平等权利的逐步取得，每一步都与基督教社会的让步或妥协密切相关。从非法到默认，从法律的承认到法律的平等保护，一直到21世纪以来同性结婚权利的立法与司法的保障，无不如此。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在法律层面，同性恋群体已获得了相当程度的保护，但是在实践中，他们的权益经常受到侵犯或忽视。如牧师可能拒绝为同性伴侣提供婚礼服务；教会学校可能拒绝为同性夫妇提供与异性夫妇相同标准的宿舍楼；宗教背景的福利机构、领养机构可能拒绝为同性夫妇提供服务；一些虔诚的基督徒开办的餐饮、花店、面包房可能拒绝为同性恋群体提供服务等等。去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作出同性恋婚姻合宪的裁决后，美国社会的基督教社群，上至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州长、国会议员，下到小镇的一般市民，均对这项赋予同性恋群体婚姻权利的裁决表达了激烈的反对态度。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反同性恋群体的示威游行。事实上，直到今天，美国基督教社群中的保守分子反同性恋的态度都没有多大改变。一些保守分子对同性恋者的憎恨丝毫不亚于伊斯兰教中的极端分子。据媒体报道，奥兰多事件发生后，美国加州浸信会牧师罗杰·吉梅内斯在布道中公然为这一惨绝人寰的屠杀叫好，认为这一事件“对社会有好处”，“奥兰多之后会更安全”，“遗憾的是人死的不多”，他甚至呼吁政府逮捕并枪决同性恋人士。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宗教对同性恋群体的批评和指责是人类社会坚守自身传统，或者说自我保存的一个重要内容和表现形式。宗教的这种存在也是现代多元社会自我矫正、自我平衡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一旦这种批评和指责演变成在公共空间对同性恋群体的仇恨宣传，甚至以“武器的批判”对该群体痛下杀手，那就从根本上触犯了法律的红线。当然，对当事人法律责任的追究，应当坚持罪刑法定的法治原则，而绝不应该在政治或文化层面上将成员与其所属群体的行为混为一谈，大搞“株连”，以个别成员的恶行去妖魔化整个群体。这不仅是法治社会的应有之义，也是保障族群间和谐相处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