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周，欧洲的两个主要国家法国和德国相继发生大小不一、多种形式的恐怖袭击。其中7月26日发生在法国诺曼底地区鲁昂天主教堂的割喉恐袭案极大地震惊了欧洲。事件发生数小时后，许多神父及网友第一时间在社交媒体上打出了“我是神父”、“我是天主教徒”的标签以示抗议和哀悼。同时，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大量的耶稣头像以及诸如“爱你的敌人并为迫害你的人祈祷”、“圣母玛利亚将和平置于我们心中”等诉诸人心的宗教话语。据报道，这是“伊斯兰国”第一次袭击欧洲本土的天主教堂，而之前其在欧洲本土的袭击多针对政府和其他世俗人群或场合。
尽管天主教在日益世俗化的法国已经式微，但法国社会对此次袭击还是表现出了极大的震惊和愤怒。法国总统奥朗德谴责此次袭击为“懦弱的暗杀”。他说，“袭击教堂、杀死牧师，这是对共和国的亵渎”，他发誓要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打击“伊斯兰国”。法国总理瓦尔斯表达了他对这场“野蛮袭击”的惊骇，称“整个法国和所有天主教徒都受到了伤害”。瓦尔斯说，“我们要在安全问题上进行一场革命。每个法国人都必须对集体安全负责，那种个人不承担责任的时代已经结束。”
针对近期发生的一系列恐袭，教宗方济各则提出了“世界正处于战争状态”的警告，但他强调战争绝不是宗教间的，而是“利益、金钱和资源”之战。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教堂恐袭发生后，欧洲社会表现得异常清醒和理性。一些主要媒体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刻意夸大或渲染犯罪嫌疑人的个人宗教背景，也没有以妖魔化某个宗教群体的方式来赚取公众的关注。以《泰晤士报》和《每日电讯报》等为代表的新闻媒体，在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教堂恐袭案发生之后，敏锐地意识到事态的空前严重性。《泰晤士报》评论指出，“伊斯兰国”试图通过在不同信仰间制造血腥的冲突；《每日电讯报》指出，挑起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战争是“伊斯兰国”最乐见的事情；评论人考福林说“这正是‘伊斯兰国’想制造的政治混乱”，他警告并提醒欧洲的政治领袖，“一定要绕开这个简单而又致命的陷阱”。《世界报》在其社论中说，“杀死阿梅尔神父的目的在于挑起盲目的复仇情绪，这一情绪会把法国变成仇恨的帝国”。《费加罗报》的社论谴责“伊斯兰国” “继续追求其险恶的计划，意图把世界变成一个血腥的战场”；《法国十字架报》说“以仇恨回应仇恨意味着邪恶取得了胜利”；法国中左翼报纸《解放报》认为“‘伊斯兰国’发动的战争不仅针对法国，更是针对自由”。
针对以往的新闻报道不关心“穆斯林杀手”的精神状况的现象，爱丽丝·汤姆森在《泰晤士报》的评论文章中还指出，“许多杀手都既邪恶又患有精神疾病，忽视这一点是完全错误的”，她的结论是，“精神健康不仅是个人的事情，也是涉及每个人的安全和内心宁静的大事”。这是近十几年来，欧洲主流媒体从作恶者个人的精神健康角度来审视恐怖事件的为数不多的案例。
此外，为了避免给恐怖分子增添“死后荣耀”以及无意中为恐怖组织充当宣传的鼓手，法国的多家媒体决定不再刊登恐袭者的影像资料，也不再反复、过分渲染恐怖袭击的过程。
从法国社会和各个政党的角度来看，尽管也出现了一些“封杀移民”、声称要将法国的安保措施“以色列化”的言论，但是从总体上看，法国人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冷静和理性。鲁昂天主教堂神父遇害后，教堂所在地区没有人将仇恨的目光投向清真寺。事实上，在整个法国，近一年多以来，针对穆斯林的犯罪并没有明显增加。鲁昂的大主教多米尼克·莱布伦在事件发生后说，事发教堂里有三位受害者，一个是神父雅克，另外两个是杀手。他引用《圣经》里的话说，“宽恕他们吧，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总之，痛——但不是仇恨，是法国宗教群体对教堂谋杀的主要反应。
法国人没有对天主教界做出的反应——没有对复仇的渴望，没有对伊斯兰教的咒骂，有的只是祈求宽容和理解——感到吃惊和意外，他们相信，“信仰基督应该使他们现在不能是战士和激进分子，而是和平、和解和仁爱之人”。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法国的各政党或政治势力，也在这一问题上达成这样的共识：“‘伊斯兰国’的目的就是让我们互相仇恨；他们想要孤立我们的穆斯林民众；他们想看到复仇；我们绝不能上当”。在这一问题上，甚至法国的极右政治势力也享有某种共识：他们虽然继续坚持在驱逐外国人罪犯和严格限制移民问题上采取严厉措施，但在教堂恐袭事件后，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冲击行为，也没有在郊外挥舞着武器游行，更没有公然煽动对某个群体的暴力。
近一段时间以来，虽然恐怖分子杀戮的步伐一直没有停歇，但尼斯、诺曼底或巴黎的街头再也没有出现呼喊着“‘伊斯兰国’去死”的群众游行，代替燃烧的火把和愤怒的游行的是饱含怀念之情的蜡烛。事实证明，法国民众没有被再三的挑衅和屠杀所激怒而失去理性思考的勇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仍然认为，“宽容、各民族间的互敬、宽恕、避免暴力”等价值观是法国启蒙世俗主义传统的一部分。法国总统奥朗德在教堂恐袭发生后呼吁“民众团结一致”，打好“反恐的持久战”。他说，“恐怖分子的目标是我们的民主。民主也是我们防御的盾牌。让我们团结起来，赢得这场战争。”
由于无视恐怖主义兴起的多重成因，欧洲各国尤其是法国政府，长期以来有意无意地将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改造某个宗教群体的“特性”联系在一起。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法国主流社会与穆斯林群体的隔阂甚至仇恨，客观上迎合了“伊斯兰国”试图通过反复的恐袭来离间或分化欧洲社会的目标。诺曼底天主教堂恐袭的发生，使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已然认识到继续放任甚至鼓动对穆斯林群体仇恨的危险性，认识到有必要调整反恐的基本理念和政策取向。在这个意义上，诺曼底天主教堂恐袭像一闪惊雷，它提醒着欧洲国家消除仇恨和偏见的极端重要性和迫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