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多年来，各种由宗教演绎的政治、法律事件层出不穷。近日，一名13岁信奉耆那教的少女因连续“斋戒”68天而殒命的消息不胫而走，引起印度国内外网民的极大关注。许多网民指责这是一起以宗教信仰为名目的“鼓励自杀”行为，一个儿童权利组织甚至向警方举报了该少女的父母。但是，当地的耆那教社群似乎并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此类斋戒是正常的宗教活动。事件发生后，有640名耆那教社群知名人士还向当地警方提供了进行斋戒的小孩子的名单以及他们的照片。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证明斋戒在耆那教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为了向人们展示，“这些照片中的孩子虽然比死亡女孩的年龄还小，但都没事儿，他们中的一些人的斋戒天数已创纪录。” 

耆那教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古老宗教。与一般宗教不同的是，它并不敬神，而是特别关注个人的修行，强调通过苦修甚至弃世而达到精神上的最终解脱。“耆那”一词源于梵文，意为“征服者”，意谓那些战胜了自己内心的种种激情如依恋、欲望、愤怒、骄傲、贪婪的“胜者”。

在耆那教中，比上述斋戒更高一级的功修是一种叫作“桑塔拉”的禁食仪式，这种仪式不仅禁食，也禁止饮水，直到死亡来临。按照耆那教的解释，这种修行将“去除所有的罪和业力，使灵魂从生死轮回中彻底解放出来”。一位女性僧侣对这种仪式所导致的死亡作了一般人难以理解的描述，她说，“你必须明白，死亡对我们来说充满着兴奋，你拥抱‘桑塔拉’并不是由于你对原来的生活感到绝望，而是为了获取、获得新的东西，那种兴奋感就像你到一个新的景区或国家去游览——我们兴奋于新的生活，它充满了各种可能性”。

面对社会上尤其是人权组织对“鼓励自杀”的指控，这位僧尼辩解说，这种仪式“是我们苦行的高潮”，“与自杀完全不同”。她认为，“自杀是大罪，是绝望导致的结果，而‘桑塔拉’则是战胜了死亡，它是在表达希望。自杀的死亡充满了痛苦和折磨，而‘桑塔拉’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没有痛苦或残忍。”一位曾经禁食长达87天而后死亡的修士，得到耆那教社群的极大关注和敬仰——当地媒体几乎天天报道他的近况，数千名身着肃穆的白色衣服的信徒观看了其“最后的时刻”，两万多人庆祝其灵魂“超越轮回”。对一般信众而言，能够在生活中坚持若干天的只禁食不禁饮水的斋戒也是无上荣耀。孩子们经常因长时间的斋戒得到长辈们的表扬，他们因此得到的满足感远远超过对健康隐患的顾虑。

2006年，这种广泛流行于特定宗教文化群体中的社会性规范遭遇司法挑战。一名律师向印度拉贾斯坦邦的高等法院提起公益诉讼，要求将这种古老的宗教习俗按照“试图自杀”和“教唆自杀”定罪。9年后，该法院作出支持性的裁决。法官认为，“没有哪种宗教仪式，不管是必需的还是非必需的或者说自愿的，能够允许剥夺人的生命。”裁决要求在耆那教地区停止和废止任何形式的“桑塔拉”仪式，声言“今后此类案件一律按照刑事犯罪来调查和追责”。

不出所料，拉贾斯坦邦高等法院的裁决激起整个耆那教社群的不满，他们坚称耆那教的宗教仪式受到印度宪法宗教自由条款的保护，“桑塔拉”仪式是正常的宗教活动。一位同时也是耆那教徒的律师向法庭提交了一份请愿书称，“‘桑塔拉’仪式是一种崇高、纯洁和质朴的放弃世界的方式，它对任何人都没有敌意。它既不是自我毁灭，也不是强制死亡。死亡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一个普遍真理。‘桑塔拉’有一种灵性的目的——它是为了自我净化、自我实现和灵魂的提升。”该律师认为，“‘桑塔拉’仪式是纯粹精神的，不应该受到法律的管辖”。

印度著名学者普拉塔普·巴努·梅塔也表达了相似观点，他认为，“法院的裁决违背了宗教特性的一个核心原则——敬畏生命，‘桑塔拉’仪式的危害，在绝大部分情况下都不明显”；“在死亡和生命意义的阐述方面，国家不享有垄断权”。梅塔还指出，耆那教徒的修行实际上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所说的“死亡不是生命的对立面，而是它的一部分”，“死亡已经在这里，内化于我；它一直在这里，不管我经历什么，都不会忘记它”。 

斋戒在其他宗教也很常见。伊斯兰教的信众在“莱麦丹”月期间，白天禁食禁水；基督徒在四旬节期间进行斋戒；犹太人在赎罪日期间禁食；印度教徒也在各种场合斋戒。但这些宗教中没有哪个会支持斋戒至死。

据报道，每年约有300名耆那教徒死于斋戒尤其是“桑塔拉”仪式，这对于一个拥有400万教徒的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小的数据。尽管选择“桑塔拉”仪式的多是些长期患病的或患有重大疾病、年老体衰的、残疾的教徒，但对于耆那教群体而言，对斋戒尤其是参加禁食仪式进行适当的反思和对话是非常必要的。学者梅塔就曾建议就参加“桑塔拉”仪式的准入条件进行磋商或探讨。

对国家或政府而言，一方面，尊重宗教少数群体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一定程度的自治是必要的；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斋戒尤其是“桑塔拉”仪式涉及到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等基本人身权利，进行强制性的干预也是必要的，特别是当斋戒或“桑塔拉”仪式涉及到儿童或未成年人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