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世瞩目的美国总统大选在世人近乎目瞪口呆的表情中落下了帷幕，对于特朗普成功上位的原因，人们有许多解释。如果从宗教的角度来看，显然，亚伯拉罕诸宗教即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可忽视，尽管它们起作用的机理有着很大的不同。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宗教的这种“隐藏的力量”，最终成为特朗普出奇制胜的关键性因素之一。
首先，从伊斯兰教的角度来看，特朗普上位的第一“助力”无疑是弥漫在美国社会的“伊斯兰恐惧症”。正如英国《卫报》一篇文章所指出的那样，“由于特朗普的精心策划和安排，美国此次大选将过去15年来积累的伊斯兰恐惧情绪集中在这短短的15个月内释放，使之演变成一个极为丑陋的东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精心计算了攻击伊斯兰教所付出的成本和收益，特朗普几乎没留任何余地地攻击“激进的伊斯兰”及穆斯林群体。在他看来，只拥有100多万登记选民的穆斯林在此次大选中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攻击这一群体的政治收益则是不可限量的。因此，尽管特朗普后来向他攻击过的拉丁裔、黑人和同性恋群体示好，甚至讨要选票，但自始至终没有向穆斯林群体拉过选票。
反观希拉里，由于秉持“平等”、“宗教自由”等典型的“美国价值观”，希拉里几次三番为受到排挤的小众——穆斯林群体辩护，认为穆斯林公民是美国不可或缺的部分。希拉里的这种“一个都不能少”的接纳和包容精神，与特朗普的攻击和排斥态度形成强烈的对比。因此，尽管穆斯林群体对民主党政府强硬的外交政策和希拉里本人“表面上接纳的言辞”长期不满，但也别无选择地几乎一边倒地支持希拉里。据有关民意测验显示，全美穆斯林中，有高达80%以上的穆斯林选择支持希拉里，支持特朗普的选民不到4%。为了阻止特朗普当选，美国穆斯林空前地动员起来，参加投票的选民比2012年时多出一倍。
特朗普的“推”和希拉里的“拉”不仅在穆斯林选民中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也对广大的白人中下层选民起到了明显的反向激励的作用，他们比以往更加踊跃地参与投票。可以说，没有“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的肆虐，没有对这一社会氛围的精准利用，特朗普的竞选成绩就会大打折扣。也许是看到了这一点，英国《卫报》文章指出，“如果说这次大选有什么益处的话，那就是美国已认识到‘伊斯兰恐惧症’所蕴含的强大的政治力量。美国人开始明白，与反穆斯林的偏见作斗争，重要的不是在保护穆斯林群体，而是在捍卫一个民主、多元的美国社会。”
其次，从基督教的情况来看，特朗普成功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前提是，他的对手希拉里遭到占美国总人口近1/4的福音派基督徒的厌恶乃至唾弃。据《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有70%的福音派基督徒对希拉里持反感态度，72%的人认为她“不诚实、不值得信任”，而支持特朗普的福音派白人新教徒的比例则高达71%。这一调查数据让许多评论家感到不可思议，因为特朗普毕竟是一个结过三次婚、建过赌场，且因其充满偏见的言论、辱骂他人和其他不符合基督教体统的行为而广受批评的商人。相形之下，希拉里是一名常去教堂的卫理公会基督徒，与福音派社区领袖有着长期的联系。她在主日学校教过书，作为一个参议员，参加过每周一次的祈祷早餐等等。这样一位“虔诚严谨的”基督徒，怎么反而不如“诸恶都做”的特朗普受欢迎呢？
据相关报道，希拉里遭广大福音派基督徒“深度厌恶”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的克林顿时期。1992年，希拉里在有关其丈夫比尔·克林顿竞选总统的一个调查中，以明显轻慢的态度谈论“家庭妇女”或全职妈妈。这对于许多甚至直到目前都认为“女性应该在家”的福音派基督徒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他们认为，希拉里丢掉了基督教赋予女性的传统美德，不但不以为耻，还反以为荣。以此事件为开端，福音派宗教领袖对希拉里的恶评不断，到2008年，达到了一个高潮。时年，福音派旗舰杂志《今日基督教》在一篇社论中指出，“不管属于哪个政治派别，福音派基督徒一听到希拉里的名字就深恶痛绝。”
当然，希拉里受到大多数福音派基督徒厌恶和排斥的原因并不仅限于女性的角色定位问题，其他问题如堕胎、同性恋者的权利等，也都是福音派基督徒与希拉里交恶的重要原因。关于堕胎问题，福音派基督徒视希拉里为堕胎权利的倡导者、堕胎权利保障立法的推动者和极端女权主义者的代言人。对福音派基督徒来说，希拉里与堕胎权利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以至于她本人必须为被流掉的孩子负责。一位“福音派全国协会”的前负责人说，她因支持希拉里而受到许多成员的谴责。这些成员说她支持“撒旦的女儿”、“手上沾满了6000万婴儿的血”。
对于许多福音派基督徒来说，堕胎依旧是一个不容商议的话题。因此，在他们看来，选出一个能够挑选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从而推翻“罗伊诉韦德案”（1969年，一个化名为杰内罗伊的妇女和其他人一起，向德克萨斯州限制堕胎的法令提出了挑战。197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6：3的多数意识，支持了罗伊的诉讼请求）的总统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
同时，在同性恋问题上，希拉里所属的奥巴马政府给予同性恋者越来越多的权利。正是在奥巴马主政时期，同性恋者获得了结婚的权利。按照这种发展逻辑，如果民主党的希拉里入主白宫，同性恋者的权利必将彻底凌驾于宗教自由权之上，这是福音派基督徒难以接受的。因此，对福音派基督徒来说，选择特朗普至少意味着有改变的可能性。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特朗普的言语中也包含着现代美国福音主义的一些关键词汇，如“再造”、“创业精神”及“个人主义”等等。当然，这一点并不足以吸引福音派的投票。但总的来看，正如有评论所说的那样，特朗普吸引福音派基督徒的根本原因是，他们对其对手希拉里“深刻、持久”的厌恶。
再次，从犹太教的情况来看，特朗普的上位可能给犹太社群所关注的重大利益予以关切。同福音派基督徒及其他宗教群体一样，犹太教徒也关注移民、最高法院的法官构成、总统人选的品格等问题。但对他们来说，更重要的问题是以色列的安全问题。在一些保守的犹太教徒看来，美国与伊朗的核武器协议，无疑将以色列置于危险之中。因此，尽管特朗普尤其是竞选阵营不断爆出反对少数族裔甚至反犹主义的言论，但鉴于特朗普承诺将废除美国与伊朗的核协议，犹太群体在一种内心不满的情绪中，仍将选票投给了特朗普。共和党的特朗普也深谙这一点，他们在犹太社区四处散发宣传卡，卡上印着一个阴森森的希拉里头像、一面伊朗国旗和数个导弹，旁白是“奥巴马-克林顿的伊朗核协议将以色列置于危险中，也使得我们更不安全”。
以上我们可以看出，亚伯拉罕诸宗教对特朗普的成功竞选起到了其他因素难以起到的作用。特朗普成功地利用了对伊斯兰教的宗教仇恨、犹太宗教集团的政治诉求，以及福音派基督徒由于坚守其传统价值而对希拉里的厌恶和放弃，最终战胜了坚持平等保护每个宗教群体的政治对手希拉里。其间所透露出来的政治玄机甚至悖论，足以让美国乃至国际社会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