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人们为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的“四面出击”而惴惴不安时，另一个“特朗普”——荷兰极右翼政治领袖基尔特·威尔德斯又赫然出镜，准备强力冲击荷兰明年3月的大选。同特朗普一样，这位政治上的投机者也以攻击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移民起家。早在2011年，威尔德斯就因把伊斯兰教比作纳粹主义、呼吁禁止《古兰经》等反伊斯兰教的言论而受到起诉，但最终没有受到法律追究的他却因此名气大振，成为荷兰民粹主义和右翼势力的象征性人物。

为防范“荷兰特朗普”的崛起，荷兰建制派的政治精英们开始行动起来，他们祭出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司法审判。2014年3月，威尔德斯在海牙市镇选举中露骨地煽动对摩洛哥和非白人移民的歧视和排斥，警方因此受到6400多封申诉或抗议信。但是，直到上个月，该案才正式进入司法程序。经过3周的审判，法院以“侮辱和煽动歧视”特定群体给威尔德斯定罪。审判中，威尔德斯以“言论自由”为由抗辩。对此，法官指出，言论自由是有边界的，它不能用来限制他人的自由。主审法官亨德里克·斯蒂芬斯尖锐地指出，“如果政治家越过了这条红线，就不是言论自由的问题了，言论自由不保护犯罪。”法官认为，作为一个政党领袖，威尔德斯负有不分化社会的义务，因此，“他的行为与一个政治领袖极不相称。”但是，意味深长的是，到了判决阶段，富有正义激情的法官们却决定不采纳检察官的建议，即虽然判威尔德斯有罪，却未给予他监禁或罚款的处罚，因为他们认为“判决本身就已经足够”。

有关言论自由与宗教少数族裔保护的关系问题在欧洲并不是一个新话题。近10年来，法国著名的喜剧演员迪厄多内曾多次因反犹和美化恐怖主义言论而受到法律的指控，他主演的一些剧目至今仍在禁播之列。2006年，奥地利一家法院以否认大屠杀为由判处英国历史学家大卫·欧文3年监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欧洲主流社会所施加的处罚或判决并不具有平等适用于所有宗教少数群体的特征，其实质主要是为了保护一些特定的宗教少数群体（犹太人）或国家的多数群体。关于这一点，最有说服力的无疑是法国国民阵线领导人勒庞父女的遭遇。老勒庞曾因在1987年的受访中称纳粹的大屠杀只不过是“历史的细枝末节”而被处以重罚；2008年，他又因说“纳粹对法国的占领并没有那么不人道”而被处以3个月的缓刑。而2015年，小勒庞即国民阵线的新领导人在公然将法国穆斯林移民在街区的集体礼拜行为称作“纳粹占领”后，却被判无罪。

由于“伊斯兰恐惧症”的蔓延和民粹主义势力的日益壮大，欧洲国家的包括司法体系在内的“自由主义”力量逐渐被本土的民粹主义“去势”，失去主持正义、平衡社会的中立功能，威尔德斯的“罪而不罚”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不仅如此，在这次审判过程中，身为被告和犯罪嫌疑人的他不仅丝毫没有负罪感，还将法庭变成了慷慨陈词的舞台。他在法庭陈词中，直言不讳地将自己的所为描绘为日益强大的反建制运动的一部分，声言“世界范围内的一场清算精英政治正确教条和他们所控制的媒体的运动已经开始了，英国脱欧证明了这一点，美国大选证明了这一点。”

威尔德斯在社交媒体上常常模仿特朗普，提出“让荷兰再次复兴”之类的口号。在美国大选之夜，他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美国人民正在拿回自己的国家，我们也将如此。”威尔德斯向他的选民作出的承诺是：如果当选荷兰总理，他将禁止《古兰经》的传阅，关闭所有在荷兰的清真寺及伊斯兰学校，抵制穆斯林国家的移民。

威尔德斯强调他本人及他的支持者不是种族主义者，他们只不过是一群“想要拿回自己的国家、已经厌倦了不被倾听的人民”。威尔德斯要挟法庭说，“如果你们给我定罪，就是给半数荷兰人定罪，许多荷兰人将会因此而失去对法治的最后一点信任。”在万众瞩目的法庭上，威尔德斯仍然坚持其反伊斯兰立场。

有罪判决下达后，威尔德斯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说，“3个怀有仇恨的法官宣称摩洛哥裔是一个民族，而我和半数的荷兰人都有罪，他们简直是愚蠢。”他认为审判是在“装样子、是荷兰的耻辱，是对我们社会的嘲弄”。

许多评论家指出，这次审判不仅没有起到矮化威尔德斯的政治形象、从而阻却他的竞选之路的效果，反而使其在大众媒体上过度曝光和宣传。通过此事，威尔德斯的支持者更加认定他是“敢于站出来替他们说话的、有勇气的领导者”。据媒体报道，由于经济持续低迷、难民冲击和“伊斯兰恐惧症”的蔓延，加之受到英国脱欧和美国总统选举的“鼓舞”，威尔德斯领导的自由党在明年大选中的民意支持率一路上升，估计自由党的支持率甚至高出执政党10个百分点，换算成人数有高达300万选民准备投票给他。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荷兰社会普遍存在的不给极右翼政党投票的社会氛围，公开支持极右翼政党一般会被理解成对宽容和共识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背叛，因此，许多人害怕公开表达对自由党的支持会使他们失掉朋友、失去职业晋升的机会。从这个角度来看，对美国特朗普总统之路预测不准的情况可能在荷兰重演。荷兰会出现第二个特朗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