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注定不是一个轻松的年份。年初，凶残暴虐的IS以其成员公然弑母事件再次向世界昭示了其罪恶。然而，这一公然对抗正统伊斯兰教的恶行，并没有让西方社会警醒并继而生发出团结绝大多数穆斯林与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作斗争的决心。相反，在许多西方国家如美国、法国、德国、荷兰，出现了将穆斯林整体与恐怖分子划等号的（极）右翼势力的崛起。这些（极）右翼势力不放过任何一次妖魔化穆斯林的机会，他们把每一次发生在欧美国家的具有某种“穆斯林”身份背景的恐怖袭击都化作可资利用的政治养料：布鲁塞尔恐袭、诺曼底教堂恐袭以及德国境内发生的恐袭等，统统被当作“证明”伊斯兰教或穆斯林“恐怖”的“证据”。与此同时，他们对同一时期发生在伊斯兰国家、造成大量穆斯林死亡的恐怖袭击则轻描淡写，将其归类为地区、教派冲突所导致的暴力事件。这种在对待恐怖主义问题上的双重价值观以及对不同群体生命价值的明显差别对待，不仅折射出西方国家普世主义人权观的虚伪和无效，也不可避免地撕裂着西方社会自身。

西方（极）右翼势力首先借助于宗教极端主义者发动的每一次恐袭和媒体的过度渲染，成功地将“伊斯兰恐惧症”投射给欧美国家各个社群，然后又试图通过承诺“禁止穆斯林入境”、“监控每一个穆斯林公民”，甚至禁止传阅《古兰经》等极端做法，来获取处于恐惧中的民众的支持，攫取国家权力。在当前欧美政界，面对陷于恐惧和边缘化的中下层群体，没有什么政治主张能比公开歧视、排斥甚至驱逐穆斯林群体更为有效。宣扬仇视伊斯兰教或穆斯林群体，已成为一个投入极少、产出不可限量的政治策略。美国的特朗普已经得手，荷兰等国的“特朗普们”也在跃跃欲试。

（极）右翼势力的上台或得势，又进一步“验证”着宗教极端主义势力所预设、甚至精心策划的“异教冲突论”。这些宗教极端主义者借此在中东、北非和西方国家本土招募反抗“异教徒”压迫的“圣战士”，并一再在这些地区发起恐怖袭击。

实践证明，在对世界和地区安全的影响方面，宗教极端主义与政治（极）右翼势力发挥着异曲同工的作用：前者以“他者”的身份，主要从“外部”制造危害安全的事件；后者则是以“我们”的身份，从“内部”系统地制造危害长久安全的政治事故。

以“自由”、“平等”为标识的所谓西方价值观不可能在公然歧视某个群体的前提下而得以保全，因此（极）右翼势力公然煽动歧视、排斥甚至驱逐穆斯林少数群体的行为，不仅引发了不同种族（族裔）、宗教和文化群体之间的冲突和紧张，而且从根本上危害到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安全，威胁到西方“自由社会”的根基。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极）右翼势力对于西方国家安全造成的威胁，远远大于作为“他者”的宗教极端分子。英国《卫报》在总结特朗普上台的教训时指出：“如果说这次大选有什么益处的话，那就是美国已认识到‘伊斯兰恐惧症’所蕴含的强大的政治力量。美国人开始明白，与反穆斯林的偏见作斗争，重要的不是在保护穆斯林群体，而是在捍卫一个民主、多元的美国社会。”

不仅如此，由于（极）右翼势力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以孤立主义和本土主义为价值取向的排斥移民或难民的“利己主义”国家，夺取政权后的他们将很可能效仿英国，通过全民公投摆脱超国家共同体欧盟。而欧盟的解体将从根本上改变欧洲一战、二战以来的基本格局。届时，即便欧洲能够避免历史上群雄逐鹿或群雄争霸的命运，但逃不脱在难民等诸多问题上的分歧、纷争乃至冲突。如此，将极大地影响欧洲的安全并继而影响世界的安全。

宗教极端主义和欧美政治（极）右翼势力的崛起，既是西方大国长期军事侵略、政治干预的结果，也是西方价值观失灵的具体表现。因此，能否根除宗教极端主义、抑制（极）右翼势力，不仅取决于中东、北非等战争和冲突地区秩序的恢复与重建，取决于叙利亚等“失败国家”的秩序重建，也取决于所谓西方价值观的弹性、韧性和适应能力。就后者的情况来看，我们对目前的形势似不必过于悲观：在“伊斯兰恐惧症”和穆斯林群体妖魔化如此严重的欧美国家，我们仍然看到，在欧洲的大都市伦敦，出现了一名穆斯林市长；具有穆斯林身份的美国拳王阿里的离世，引起美国整个主流社会的关注和哀悼；芬兰赫尔辛基穆斯林出租车司机被民众誉为“最值得信赖的人群”，等等。

这些情况表明，尽管以基督教为底蕴的西方国家与外来的穆斯林群体仍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冲突，但主流社会的接纳与穆斯林的深度融入已经不是什么理想或理念层面上的方案，而是活生生的现实。由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相关冲突地区和国家秩序的重建以及难民问题的解决，宗教极端主义与政治（极）右翼势力必将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壤。届时，伊斯兰国家的秩序重建与西方自由主义国家的“善治”将成为一对新的互相促进的力量。当然，要达致这一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