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绝大多数肆虐世界的暴力恐怖行为，都被冠之于某个宗教，或者以某个宗教的名义进行。近日来，伴随着跨年的钟声，血腥的系列恐怖袭击再次在德国、伊拉克、土耳其等国发生。特别是发生在伊拉克、土耳其等以穆斯林为主体的国家的恐怖袭击，其血腥程度及恐袭烈度有愈演愈烈和司空见惯之势。

面对此，如果继续强调恐怖主义的宗教边界，将某个宗教群体与恐怖主义挂钩，则不仅与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大部分是穆斯林的现实严重不符，而且还会进一步撕裂相关主权国家内部，以及主权国家之间的文化、文明共识，从而在根本上堵塞找到解决问题的道路或途径。

也有不少学者指出，当前解决宗教恐怖主义的有效途径，是将伊斯兰教“去政治化”，使其真正回归到信仰者的精神世界，成为纯粹的、向内的、“灵魂圣战者”宗教，而不是向外的、政治动员工具。

在宗教的去政治化或如何防范宗教被政治所利用问题上，印度最高法院最近作出的一个裁决颇为引人关注。在该裁决中，大法官们指出，“选举是一个世俗活动，宗教不应该掺乎其中”，“人与神的关系建立在个人选择之上，国家不干涉宗教，宗教也不能染指国家”，“利用宗教来拉选票是一种腐败行为”。该裁决明确禁止政治家在选举中诉诸宗教。

显然，印度最高法院看到了宗教政治化可能给世俗政治带来的撕裂、冲突性的后果。这一被媒体称为“里程碑式的裁决”将会给印度的政治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还有待观察。不过，该裁决给我们的启发是明确的，即宗教的去政治化需要一个成熟的法治国的治理框架，至少需要一个能够确保安全与稳定的国家治理结构。

必须看到，中东、北非地区宗教政治化及恐怖主义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地区国家治理的失效，即在西方大国的军事入侵和政治渗透及干预下，这些国家在被西方化，或主动追求西方民主化的“阿拉伯之春”中，失去了基本的秩序。而实践证明，在一个失去了基本秩序的“失败国家”，完成宗教的去政治化，或防范宗教被各种政治势力所利用，几乎是一个不能完成的任务。因此，对于中东、北非国家来说，目前的当务之急是恢复和重建冲突地区的秩序。没有这些，就谈不上宗教的去政治化，更无法防范宗教被恐怖主义所利用。

对西方国家而言，在承担恢复那些国家秩序义务的同时，其对内治理方面，也应确保已经确立的价值观的稳定，以不给恐怖分子动员的口实为大事。在这方面，美国的反面教训可鉴，德国的经验值得思考和总结。面对再三发生的恐怖袭击，德国总理默克尔保持了罕见的冷静，表现出欧美其他国家右翼政客所没有的政治智慧。在去年12月中旬柏林卡车恐袭圣诞集市发生数小时后，默克尔在离恐袭现场不远的地方发表演讲时，真诚地指出，“如果这个罪行是在德国寻求保护的人所为，那么，对帮助难民的德国人来说是非常难过的。”她向德国民众呼吁要严格区分恐怖分子和难民，要相信她所倡导的德国人精神，“我们将会找到我们想要的在德国生活的价值——自由、团结和开放。”默克尔在演讲中向恐怖分子说，“你是充满着仇恨的杀人凶手，你决定不了我们的生活。”

在新年讲话中，默克尔指出，从叙利亚阿勒颇市严重受损的状况来看，当时作出接受从那里来的难民的决定是“多么的重要和正确”。默克尔自豪地宣称，“所有这一切都反映了我们的民主、法治和价值观与充满仇恨的恐怖主义世界截然相反，我们比他们更强大。”默克尔还警告德国人千万不要相信“美好的未来可以在单个民族国家实现。”

针对德国面临的严峻的恐怖主义威胁，默克尔再次重申了“用法治的手段确保德国的安全”的政治原则，鼓励民众远离民粹主义，珍惜德国传统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在应对恐怖主义和难民问题上，为欧洲其他国家作出表率。

当然，也要看到，在有效防范宗教被恐怖主义利用问题上，并不能单单寄希望于“外部世界”，或者说穆斯林移民群体所在国家的主流社会。从伊斯兰教的信仰群体自身来看，也存在着许多亟待改进或自省的地方。简单说来，对外，穆斯林群体需要更加努力地适应主流社会的文化价值观，让宗教信仰成为一种不涉及政治的个人宗教修为；对内，需要搁置争议、化解纷争，严防无限政治化的教派冲突玷污整个宗教的形象。

而穆斯林占主体的国家，要学会宽容对待其他宗教和文化群体。在这些国家，穆斯林群体需要深刻思考：为何在基督教文化和世俗文化占主导地位的英国伦敦，可以选出一名穆斯林市长，而在伊斯兰教占主流的印尼首都雅加达，却百般排斥一个基督教背景的华裔省长？对类似这些问题的反思，不仅是伊斯兰教真正去政治化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防范宗教恐怖主义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基础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