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当政以来，美国原有的“伊斯兰恐惧症”加速扩展、蔓延。为了抑制这一势头，美国的80多家出版社加入了号召穆斯林作家多投稿的倡议队伍。这些出版社声称，“在当前的政治氛围中，图书市场需要有更多的穆斯林身份作家的作品。我们将努力促进此目标。”

这场倡议活动的发起者是“汤普森文学”的辛迪·乌赫和马丁文学管理公司的克莱利亚·戈尔。他们是在特朗普出台七国移民禁令后想到这一办法的。乌赫与戈尔以前是律师，他们表示，由于没能像其他律师那样，在机场帮助那些入境受阻的移民，所以决定在自己的行业里做点事情。他们将此举称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发声”。乌赫和戈尔给《出版商周刊》寄去了新闻发布稿，并给同行出版社发电子邮件，邀请他们签名。短短数天，就有70多家出版机构加入了吁请。它们鼓励穆斯林作家踊跃投稿，表示不仅欢迎他们发声，而且需要他们发声。吁请的宗旨是“寻找从未听过的声音，以便让世界了解他们”。

特朗普的七国移民禁令发布以来，在“以吏为师”的效应催化下，美国乃至族群关系一向和睦的邻国加拿大，相继出现了仇视乃至攻击穆斯林的现象。就在禁令发布后的几天内，加拿大魁北克的一座清真寺，就遭到白人至上极端分子的袭击，当场造成正在礼拜的人6死17伤。

为了应对特朗普上台后的严峻形势，美国社会各阶层精英紧急行动起来。他们借助于司法、科技、新闻和学术的力量，试图遏制日益蔓延的“伊斯兰恐惧症”。出版界也不甘于现状，试图通过出版市场，让穆斯林移民群体发出自己的声音，让美国公众了解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这种穆斯林“客位”向“主位”的转变，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必须看到，让穆斯林移民群体发声来赢得主流社会的理解和信任这一做法本身，也潜含着某种陷阱式的思维逻辑，即“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除非他们能证明他们不是。”众所周知，在美国，不论是在价值理念上，还是在法律层面，归责、归罪的逻辑均是“个人主义的”，即某人对某事或某种罪行负有责任，是因为他个体的实际行为，而绝不因为他或她归属于某个家庭、群体或族群。依此逻辑，美国的穆斯林移民对在美国本土及其以外发生的任何恐怖袭击，都不负有解释或说明的义务。他们中的不少人，尽管有着某种保守的宗教价值取向，但在罪与非罪的重大问题上，却同任何其他普通的美国公民一样，与暴恐犯罪隔着千山万壑。

此外，从该群体的结构特点来看，美国几百万穆斯林群体的组成十分多元，在来源国、教派乃至社会阶层、地位方面有着重大差别。而且，伊斯兰教并没有类似天主教教宗那样有高度权威的宗教领袖或“头人”，穆斯林不可能用一个声音在美国发声。唯独可能的自我背书，是在个体层面做好自己，尽力避免个体的不当行为给群体带来污名化。不过，这一努力结果的鉴定者，最终还只能是美国主流社会。

事实上，美国主流社会只有在归责、归罪问题上无差别的“美国化”，才有可能从根本上防范乃至根除“伊斯兰恐惧症”，防止将恐怖主义犯罪加在某个特定族裔或宗教群体身上。

退一步来说，即使不考虑上述逻辑陷阱，或者说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由于这一群体人口占比微小、完全处于被支配地位的境况，鼓励穆斯林移民群体通过“自我表达”来消除越来越严重的“伊斯兰恐惧症”，难以胜任。“解铃还须系铃人”，“伊斯兰恐惧症”的形成与美国军界、政界、情报信息部门，乃至主流媒体多年来的“合谋”密切相关。因此，消除“伊斯兰恐惧症”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美国政府和主流社会，而不是穆斯林少数群体。

而情况更为复杂的是，在美国政府一方，它并不真正希望消除伊斯兰恐惧症，原因之一是它自身是这一症候的长期受益者。

因为，如果没有“伊斯兰恐惧症”的广泛传播，如果不是“伊斯兰恐惧症”的麻痹，美国民众就会渐渐明白：“9·11”事件以来，恐怖主义活动之所以猖獗，主要不是、甚至根本不是由于已经存续了近1400年的伊斯兰教，而是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军事集团连续十几年在中东、北非地区的军事入侵、政治干预。正是这些军事入侵、政治干预连续摧毁了多个伊斯兰国家，使它们完全处于失控、失序和矛盾、冲突激化的状态，从而催生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暴恐事件。美国民众也会明白，“9·11”事件后，西方集团的军事入侵、政治干预与全球泛滥的恐怖主义之间并不是偶合。

如果是这样，美国政府就要被迫承担美国本土乃至全球恐怖主义泛滥的重大责任。但这种“水落石出”的局面是美国政府不愿看到的。

当然，就“自我背书”这一主题来说，穆斯林群体并非无事可做。他们需要从社群内部进行文化上的反思和自省。其中，作为外来移民群体，如何与主流社会相适应、相处是最重要的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