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0月1日，美国著名的赌城和旅游胜地拉斯维加斯遭遇大规模恐怖袭击。一名“阿富汗裔美国公民”从曼德雷湾酒店32层的窗户，向楼下两万多名露天音乐会的观众疯狂扫射。据报道，袭击已造成至少59人死亡、527名受伤的严重后果。

这是美国自“9·11”事件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一次恐怖袭击。凶犯在警方赶到时饮弹自杀。警方在其房间发现了23把上膛的枪支和大量弹药及爆炸物，在其内华达州的家中搜出19件武器、几千发子弹和爆炸物。

64岁的凶犯是当地一名名叫斯蒂芬·帕多克的白人男子，媒体对他的描述是“富足的退休会计师，拥有打猎和飞行执照及私人飞机和多处房产，嗜好赌博”。对于这样由一个“成功人士”发动的残暴袭击，美国媒体一时择词无措，它们纷纷使用“独狼”、“祖父”、“赌徒”、“前会计师”等词汇来指谓帕多克，极力避免使用“恐怖分子”这一长期惯用于这一场景的词汇。

面对主流媒体这一迥然差异化的反应，世界范围内的社交媒体看不下去了，它们纷纷表达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最多的一种看法是，“如果帕多克是穆斯林，那么‘恐怖分子’的标签立刻就会贴在他身上，而不需要任何额外的动机调查”。有人贴出内华达州有关“恐怖主义行为”的法律界定标准，即“任何涉及使用旨在对一般公众造成严重身体伤害或死亡的暴力行为”，来质问拉斯维加斯警察局的警长约瑟夫·隆巴多为什么在有关帕多克的新闻发布会上不使用“恐怖分子”一词，而一口断定这是一个“独狼型”的事件。

在“推特”上，自袭击发生以来，“独狼”一词的使用超过20万次，而“恐怖分子”的使用次数也达到17万多。围绕称谓的不同，“脸书”社交媒体上掀起了“白人”与“有色人”犯罪后不平等待遇的大讨论。一名印尼网民说，“帕多克不被认为是一个国际恐怖主义分子，原因或许是他没有长着一张阿拉伯人的脸”；一名美国穆斯林网友在表达了对该事件的悲伤后，指出此事件不会像以往影响他的家人一样影响白人。他说，每次发生穆斯林背景的人发动的恐怖袭击之后，他的妻子和儿女都会面临危险。因为他的妻子戴着头巾，儿子的名字叫“穆罕默德”。但如果发动袭击者是白人或基督徒，那就表示一切正常，因为那个白人一定是因为精神病才做出那样的事情。

与此同时，也有不少网民力挺官方和新闻媒体不给帕多克贴上“恐怖分子”标签的行为。他们的理由是，恐怖行为不仅要有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还须具备推广特定意识形态的目的，而现在的证据还不能支持帕多克针对无辜平民的暴力行为具有某种宗教或政治的意识形态动机。

目前，公众希望有关方面运用严谨的科学调查和研究的手段，通过综合分析犯罪的社会根源、心理根源，以及所在地区和国家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变迁乃至国际的因素，来发现大屠杀的真正原因；坚决杜绝将此次罪恶的大屠杀与帕多克所在族群或宗教相关联，以防范在更大的社会中搞种族或宗教对立的“身份政治”。即使根据最后的调查，帕多克的暴行源于精神方面的疾病，也要防止因此将精神病人群体污名化，使他们背负“潜在凶犯”的罪名并继而成为特定的严加防范的对象。事实上，根据范德比尔特大学精神病史专家乔纳森·梅茨尔教授的研究，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实际上更有可能成为暴力犯罪的受害者，而不是加害者。

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历经数千年，才实现了从“身份”到“契约”、从集体身份的捆绑到个人意志的自由和自负其责的切换。在罪与罚的问题上，更是实现了罪责自负、反对株连无辜的现代性转换。拉斯维加斯事件发生后，美国内外都出现了强大的质疑犯罪定性的呼声。这种声音究其实质，无非是呼吁人们不要将作恶者的罪行与他的族裔、宗教或其他类型的身份搅在一起。同时，也警醒人们不要让这类悲剧性的事件成为政治上左、右翼力量互撕的素材，从而忽略寻找能够真正解决问题的有效路径。

在当前社会，真正让人不安和恐惧的绝不应是哪个特定的宗教或族裔人群，而是我们认识问题的方式或审视事件的视角和理念。互联网时代是一个“知识”和信息更多而真相更少的时代。人们被巨量的“知识”和信息操控得茫然不知所措。在如何看待恐怖主义问题上，延续了数千年的“身份”政治似乎重新回头：人们似乎不再重视作恶者的个人情况，而是急切地寻找和定位他的族裔、宗教或政治价值取向上的身份。然后，以身份判是非、定善恶，从而迁就与迎合思想上的懒惰现状。从这一现实来看，但愿拉斯维加斯的“袭击”能够带给我们新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