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一位来自穆斯林社群、名叫凯西姆·加扎利的人权活动家、作家兼“国际人道与伦理联盟”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代表，在美国《赫芬顿邮报》发表了一篇名曰《伊斯兰教在信仰成为法律的地方不是和平的宗教》的文章。该文探讨了穆斯林占主体的国家伊斯兰教的地位问题，以及这些国家的法律、民众如何对待“异教徒”、无神论及脱教者，提出伊斯兰教法与普遍人权尤其是信仰自由、良心自由的兼容等问题。

　　加扎利提出，“和平的穆斯林”不能仅满足于与IS绝然两清，而且应该接受普世的人权价值，尤其是宗教信仰自由和良心自由。他认为，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不应该只看《古兰经》或“圣训”的文本，而应该看穆斯林占主体的国家的具体相关社会实践。加扎利引用“国际人道与伦理联盟”的调查数据指出，在13个将伊斯兰教定为国教的国家，都有处死无神论者的规定。同时，在那些伊斯兰教非国教的国家，民众自发地上街游行抗议要求或自警式地惩处“叛教者”或“亵渎者”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

　　加扎利举了毛里塔尼亚和孟加拉国发生的事件来佐证他的观点。2015年的一个周五聚礼之后，毛里塔尼亚一个城市的街头出现了一大批愤怒的穆斯林。他们要求处死一位名为穆罕默德·乌尔德·谢赫·姆凯蒂尔的博主，只因该博主在批评奴隶制的同时，认为“先知和对伊斯兰教的传统解读使奴隶制合法化”。2013年，孟加拉国首都达卡的街头，也同样出现了抗议无神论者的愤怒人群；而且此后不久，又出现了数次类似的抗议活动，5位博主被原教旨圣战分子谋杀。这些博主死于非命的原因是，他们宣传科学和理性，呼吁保护各类少数者的权利及人权。当然，有时候他们也批评、讽刺宗教。

　　加扎利最后的结论是，“伊斯兰教今天在大多数伊斯兰国家和许多穆斯林中，都不是一个和平的宗教，而是一个压迫和不容忍的宗教”。并进而认为，“发生在欧洲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实际上是当今穆斯林世界许多国家乱象的一种反映”。

　　应该说，在关于目前伊斯兰世界总体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问题上，加扎利的一些认知和判断不乏真理性的因素。但是，能否因此推导出“伊斯兰教不是一个和平的宗教”，并继而认为发生在欧洲的恐怖主义与此有关？显然值得进一步探讨。

　　首先，在那些最保守的伊斯兰国家，民众支持实施的伊斯兰教法并不适用于非穆斯林群体，这些国家对非穆斯林群体往往是宽容的，至少是非暴力的。

　　其次，有关调查显示，在伊斯兰国家，主张恢复伊斯兰教法的人，绝大多数赞同的是恢复其民事法律即婚姻、财产方面的律法，而绝非鞭打、剁手之类的刑事法律。

　　再次，加扎利所引用的皮尤调查资料还显示，在作为研究对象的6个地区中，支持将伊斯兰教法官方化的比例明显不同，甚至相差巨大。有的国家的支持率高达99%，有的国家则只有8%。这一方面说明，“伊斯兰教法并不是伊斯兰教的根本内容，或者说穆斯林的信仰的必然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伊斯兰教法可能只是一种社会文化建构，根据具体的历史和生活经历，唤起特定国家群众中不同的想法和感受”。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伊斯兰世界一如今天其他的文化或宗教群体或板块，其发展程度上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性：在世俗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政府和民众更容易接受或选择现代性的国家治理手段，宗教更多地以个人或纯粹民间的形式出现；在世俗化程度较低甚至很低的国家，政府和民众更容易选择以传统的伊斯兰教法作为治国之纲，宗教也更多地以群体或官方及半官方的形式出现。

　　最后，欧洲“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发生有着极为复杂的多重原因，将其与伊斯兰国家内部的宗教保守情况直接挂钩，甚至得出伊斯兰教自身“不和平”的结论，明显缺乏事实和逻辑上的依据。

　　在伊斯兰教是否是“和平的”这一重大议题上，我们需要在“保守”甚至“落后”与“不和平”甚至“暴力”之间作出区别。前者是指一种文化（宗教）的发展滞后于世界潮流或更通俗地说落后于现代潮流，后者则是指暴力式对待其他文化或宗教群体。以文化发展的整体进度来看，目前，伊斯兰世界的大部分国家处于比较落后的前现代时期，但这种落后并不必然导致“不和平”。真正导致“不和平”或冲突的是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尤其是军事或非军事干预的“全球化”过程。在此过程中，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文化群体被自愿或不自愿地带入了同一个场域。其中，难民引发的冲突或“不和平”最为明显。当然，随着现代性影响的日益加深，由伊斯兰世界内部的紧张关系所引发的“不和平”现象也日益显现。但这种内部冲突更多的是一种文化适应，而不是一种“文明的冲突”，更不是宗教自身的“不和平”。

　　对于当前伊斯兰世界来说，如果战争、苦难的全球化是一种命运的话，那么，他们只有通过奋力改革、适应和竞争，才能赢得命运的转机。其中，将宗教彻底驱逐于任何形式的政治与法律强制，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社群内部的强制和舆论压力，恐怕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