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届国际汉藏语暨语言学会议10月28-31日在厦门大学举行。本次会议是自1968年在耶鲁大学举行首届国际汉藏语会议以来，在汉藏语的故乡中国举行的第四次会议，即北京（1985、1997）、昆明（2001）。本次会议计有中国、美国、德国、法国、英国、韩国、泰国、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瑞典等12个国家及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学者参会。与会学者计有160余人。本次会议的论题涉及汉藏语系各语言的系属问题、语言接触、量词专题、实验语音学、计算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方言地理学、古文字文献、新发现语言和濒危语言、语言底层问题、混合语、历史比较法在汉藏语研究实践中引发的新问题等。
    与以往的会议比较，本次会议有几个特点，汉语语言学界，尤其是汉语方言学学界对民族语与汉语方言的历史关系引起高度重视，逐步打破了汉语和民族语之间的藩篱，开始谨慎的分析古百越语与南方汉语诸方言、汉语阿尔泰语言与北方汉语诸方言的历史接触、交融及底层关系。李如龙的《关于东南方言的“底层”研究》认为汉语东南方言所以复杂，必与百越原著民在其中留有底层“有关”，指出一批方言词的音义同壮侗语等相近或有明显的对应，包括若干常用的核心词，词汇相似只是“形似”，系统的对应才是“神似”。该文以闽语为例证在对以往提出的“先喉塞音”的对应，精清从读为t、 th的对应透定母读为h的对应作修正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关于影匣晓云可能来自小舌音、塞音韵尾转为鼻韵尾、鼻音声母的擦音化。同时就区分东南方言和南方民族语间可能是底层现象，也可能是同源现象或类型上的雷同的问题提出了若干区分原则；王福堂的《壮侗语吸气声母对汉语方言的影响》认为壮侗语的ßb ßd影响汉语方言声母，有涉及帮端母、涉及并定母兼及帮端并定母等几种情况。这是因为 壮侗语和汉语的声母在历史上都发生过变化双方在变化过程的不同阶段相接触就产生了不同的变化。罗自群《从汉语方言“鸡公”“公鸡”看动物名称雌雄南北异序的成因》运用类型学、认知语言学、语言接触理论对“鸡公”“公鸡”的地理分布以及语序结构有重新认识，参考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诸语言的相关材料认为鸡公型是汉语固有的，“公鸡”型是在阿尔泰语影响下产生的；林寒生的《闽方言与苗瑶语的关系词》均表明历史上语言接触对汉语的影响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历史比较法在汉藏语系语言研究中的实践，核心语素的确定、历史层次的区分、汉语方言研究中的文白异读的关系是本次会议的议题之一。王洪君的《文白杂配与析层拟测》认为汉语的文读层不同于印欧语借词层的主要特点，是文读以声韵调为单位而不是以词或字为单位传播，从而汉语同一字音中的声韵调可以文白杂配。这一特点决定了汉语方言的析层拟测只能以声韵调为单位，汉语需要用专门的方法来区分。以字词为单位析层会错析层次，使得原始语的拟测多出许多音类。她切合自己对山西方言的研究为例总结了析层拟测法的工作程序。陈忠敏的《论方言的语音对应以闽语齐韵读音对应为例》对高本汉模式的优缺点作了评价；同时对罗杰瑞（Norman Jerry1981）刻意回避《广韵》音类对应，在没有明了各方言读音层次的情况下去做长距离的语音对应极有可能是混乱，同时对方言研究中的特征词语音对应法研究提出了置疑。认为历史比较法的最重要前提是语音演变的规律性。而语言接触（language contact）和语言类比（analogy）是破坏语音对应规律的两大因素，他主张在强调在遵循历史比较法中的同源词语音对应的方法的同时，兼顾汉语方言语音对应的特点。因此提出严格的语音对应的方法：同源、同形、同层次，研究语音层次的突破口是异读，不过孤立的字音异读并不等于语音层次，确定语音层次的时间先后顺序和每个层次的音韵特点一句层次的音韵特点和时间先后，必须由近及远。陈保亚、汪锋的《论确定核心语素表的基本原则》强调了核心语素确定中的无标记优先原则；词汇普遍分布原则；词汇的同时代性、同质性、同地域性等。
    语言接触和混合语现象是近来语言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主要有包智明的《汉藏语言的接触现象以及接触语言学理论》、董忠司的《语言接触中的早期语言成分——漳泉潮三种语言不同时空拉力下的中国诏安话》、刘镇发的《广东话是一种汉语化的侗台语还是受侗台语影响的汉语》；Jamin R.Pelky 和Eric Johnson的《云南乡土语言接触与区域性扩散交融——砚广壮语和阿扎彝语实例比较研究》；阿错的《藏语和阿尔泰语语法系统的相似性》；王志敬的《亲属语言研究方法论》；韦茂繁、韦树关的《释“五色话”之“五色”》；罗美珍的《傣、汉语关系研究》；林清书的《古平话与古越语简说》；赖文衣的《语言混同理论与客语祖源研究》等论文。但上述研究表明语言的发生学关系、语言类型学意义的语言共性特征、语言接触关系导致的语言共有成分的区分有待明晰化。语言接触关系和发生学关系的证明需基于对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地区域的内讨论，如果不分时间层次和地点的“拉郎配”式的讨论，其结论注定会被置疑。混合语的定义及混合语的定义和类型的界定仍然没有公认的标准。语言事实的深度描写、阐释及理论上的探索有待加强。Matisoff的《植物和动物命名的区域性和普片性》通过对东亚和东南亚语言的动植物命名中的不用单音节语素现象，而用复合词的现象兼与英语比较。指出命名中通行的隐喻手法或用一个动植物名称对另一个动植物名称的修饰构成复合词的语义结构、命名背后的隐喻原则的跨语言共性特征和区域性特征间的关系做了探索，强调了动植物名称术语是汉藏语词源研究中十分重要的内容，尤其对《汉藏语词源学分类辞典》的建构而言更是如此。
    实验语音学和计算语言学方面的有：孔江平的《武鸣壮语声调的声学研究》；陈小霞的《对连续话语中的一些结构轻音音节的声学特性分析》；朱晓农、吴和德的《一种新声调模型测试》；石锋、冉启斌的《水语中四套塞音声母的声母分析》；刘岩的《德昂语广卡话声调实验分析》；李宏彦的《龙州壮语声调的声学分析》；林惠珊的《连读变调中的韵律对应》等。
    现代汉语、古汉语、汉语方言方面的论文有：戴昭铭的《天台方言词汇中的“活化石”现象》；汪维辉的《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的若干问题》；邓思颖的《汉语结构助词“的”分析为中心语的一些理论考虑》；苏新春的《现代汉语音节数及载字量的统计分析》；张维佳的《建立汉语方言地理底图和坐标编号的设想》；吴文芯的《马来西亚华语口语的语音特点》；Zev Handel的《‘邑’和‘邕’的词源》；马彪的《哈尔滨方言描写性词缀源流考察，张秀松的《看来的主观化》，邢向东的《陕北神木话的准语气词“是”及其形成》；荣晶的《现代汉语口语右置句与左置句的对称与非对称》，徐福美的《从语篇看古代汉语的介宾省略》，司富珍的《链式事件结构》，萧素英的《汉语中的否定敏感表达式的两种类型》，郑萦、陈雅雯的《“儿”的语法化过程》，陈菘林的《现代汉语情态副词“也许”的语法化过程》。
    因厦门和台湾的地缘关系，台湾学者和大陆学者的闽方言、客家话的研讨是本次会议的重头戏。主要有洪宏杰的《台湾闽南次方言同义词汇理据研究》；骆嘉鹏的《汉字同音字表的新作法——以台湾闽南语字音表为例》；谢杰雄的《从语料库看台湾客家语的人称代词系统》；罗月凤的《台湾台中县东势镇福隆里“饶平话”再探》；邓享章的《闽中、闽北方言的分音词》；蔡子钧的《闽南语否定词“无bo”的否定用法及句法位置》；陈奕秀《闽南语中的“禁忌语”和“委婉语”之间的语义联想和语用功能》；洪宏元的《闽客语的空间范畴非中原现象初探》；游丞仪的《从韵律结构制约看台湾闽南语比较句两种语序类型的竞争》；颜秀珊的《台湾华语中的闽南方言词分析》；颜秀妃的《台湾闽南语的副词“搁”的用法刍议》；游小玲《台湾闽南语趋向动词（lO落）的语义与构词探讨》；徐贵荣的《台湾客语情态词“会”（voi）字句——兼谈华、闽语的对应》；许惠玲和马诗帆的《闽南话中的补语化成分标志“看”——潮州话和台湾闽南话“说”和“看”的平行语法化》；张洪年、郭必之的《香港地名中的闽语和客语成分》。
    藏缅语的语法专题研究方面有：韩应灵的《阿卡语的示证范畴》、周炜的《15世纪藏语<米拉日巴传>的形容词前置及比较》;宋伶俐的《尔苏话的语序类型学考察》，顾阳、巫达、岳麻腊的《再论景颇语体标记nga》；张麟声的《从日语的角度看景颇语的话题助词》；吴谨玮的《景颇语中重叠词音韵及构词互动分析》；周毛草的《安多藏语动词的名物化》；Susan Walters、打西阿且的《诺苏彝语的存在结构》；白正道的《藏缅语的分裂作格性Hawkins的言语行为语法》；木仕华的《纳西语的双及物结构》；尹蔚彬的《业隆话动词的人称和数范畴》；使动范畴、George Bedell的《俫语的时态和体》；汪锋的《现代汉语诸方言的否定式》；王锋的《白语的否定词和否定形式》；刘劲荣的《拉祜语的四音格词》；东杰东智的《藏语安多方言动词自主非自主与使动自动之间的关系》；Kan Sze-chi的《景颇语轻动词研究》；David A.Peterson的《孟加拉Mru语的形态句法初探》；林范彦的《永乐景诺语的多功能小品词mð》、与此相应，随着新的语言和方言的发现，语言和方言的界定标准依旧是问题。孙天心的《gSerpa 藏语的特殊语言特征》，铃木博之的《阿西茸藏语方言的特征——兼述松潘、阿坝藏话》都是基于新近调查的藏语方言土语的语言特征，对藏语方言土语作了精细描写并发现了一些独具的若干语音形态特征。表明对方言土语的精深描写是把握特定语言的语音、形态句法特征的必由之路。
    量词作为汉藏语系语言的类型特征进一步受到关注。戴庆厦、蒋颖的《从词源关系看藏缅语语名量词演变的历史层次》；徐世璇的《土家语量词研究》；Thekla Wiebusch的《汉藏语及其邻近语言的动量词（动词的数量类别词）》杨将领的《独龙语个体量词和反响型量词的关系》；Amara Prasithrathsint《阿洪语数量词在使用中的变异——一种从量词型语言到非量词型语言的类型转换》；张赪的《从汉代量词看汉语量词的形成》，从单一语言或亲属语言的量词产生发展的阶段性类型特征和演变轨迹及趋势表明量词是后期的现象，量词型语言同样可以转化为非量词型语言。
    侗台语研究方面主要有：Cathryn Fine的《南部壮语内部的语音变异》；李锦芳、艾杰瑞的《中越边境仡佬语比较研究》；戴忠沛的《宋代岭南文献中的侗台语词汇》；Wil C.Snyder
的《布依语中汉语借词的音系》；邓晓华的《壮侗语族语言的分类及其时间深度》；辛世彪的《海南临高话中声母的边音化》；罗永现的《汉语“浸/湿/沁/沾/沉/潜”词族台语的对应》；Suda Rangkupan的《泰语的情态系统》；Usitara Juntawieg的《北部泰语中的引述模式》。
    苗瑶语研究方面有：聂蕊的《长袍瑶语新探》，田口善久的《Purnell的*T和原始苗瑶语复辅音的构拟》；李云兵的《论苗语名词范畴化的类型》；熊玉有的《国外苗语的汉语借词》；中西裕树的《畲语调类的来源及其相关问题》；余金枝的《湘西矮寨苗语的四音格词研究》等。
    汉藏语音韵研究方面有：黄树先的《汉语耕元部语音关系初探》；张光宇的《汉语历史音韵学中的深摄的发展》；曾晓渝、牛顺心的《广西三江黄牌村六甲话的两组连读变调模式》；江敏华的《由金华方言小称看白读韵母的历史演变》；李行杰的《<经史正音切韵指南>在音韵学上的意义》；乔全生《晋方言古宕江摄舒声字演变史》；徐越的《汉语方言中的气流分调现象》；施向东的《汉藏语唇辅音与W介音的交替》孙宏开的《原始汉藏语音节的结尾辅音》；高航的《王国维的五声说辨析》；汪大年的《缅甸语方言中的复声母后置辅音》；郑张尚芳的《汉藏两语韵母的异常对应》；周德才的《易于方言松紧元音比较研究》；完马冷智的《安多藏语简单复合词的语流音变》；杨晓霞的《白语白石话所反映的白语三大方言间辅音系统的过渡》。南亚语和南岛语研究方面主要有：高永奇的《南亚语中几种特殊名词性短语结构考察》；张裕龙的《阿美语焦点【ma】附着于动词的语义表现分析》。
    汉藏语系语言文字、文献研究方面有Krisadawan Hongladarom的《藏文文献Nangchen初步分析》；韩国学者全广镇的《珞巴语的韩文书写法》；何丹的《纳西东巴文的分类层次与汉字系统的正式形成年代》；喻遂生的《纳西东巴文生肖纪日中的khv55》；刘青的《普米族刻画符号与青海柳湾墓葬陶器符号比较研究》；社会语言学和文化语言学方面的论文主要有：周庆生的《傣语亲属称谓等价规则》；薛才德《藏缅语言伯叔舅姑父姨父称谓的类型及来源》；陆天桥的《毛南语的“亲从幼称”》；段蕾的《剑川县白族的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Siripen Ungsitipoonnorn的《泰国客家语使用者的模棱两可的语言态度》；陈彧的《新县西部地区男性长辈亲属称谓词的方言地理学考察》；江荻的《语言与文化的接面在哪儿》；余少文的《论“夏”——从语言学的角度论夏文明的起源》；范俊军的《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的评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件<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述评》；孙宏开教授在开幕词中认为汉藏语系这个假设的论证，经过许多代人的努力，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与印欧语系比较起来，仍然有比较大的差距。他的内涵和外延都还有许多争议；主要涉及汉语、藏缅语、苗瑶语、侗台语、南岛语、南亚语。甚至还有人认为根本不存在汉藏语系，也有人认为北高加索叶尼塞一带的语言也与汉藏语有关系。汉藏语系主要分布在东南亚次大陆，有数百种类型各异，千姿百态的语言，虽然经过各国语言学家的努力，我们陆续、深浅不同地掌握了这些语言的特点，但是他们各自的演变脉络还不清楚，许许多多大小不同的语言群体之间的共性和个性还很不清楚，各语言之间、各语言群体之间的远近关系也很不清楚，至于整个语系的特点和演变脉络更是难以把握。孙先生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层面对汉藏语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研究中的事实、方法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戴庆厦教授在会议闭幕词中认为本次会议上中青年过年学者的比例较大，显示出汉藏语研究的兴旺发达和后继有人的发展趋势。汉语界越来越重视与民族语界的对话，民族语和汉语的结合研究成为必然趋势。单一语言的研究和亲属语言间的比较研究、不同语系的跨语言的宏观研究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他强调了学术宽容与学术争鸣的关系；宽容互补和凝聚力，多学派的切磋交流对学科发展十分重要。国际汉藏语会议为不同学派的交流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他倡议汉藏语研究中应有人大胆假设；同时要有人做小心求证。汉藏语系语言语中多、特点丰富，相互影响交融现象突出，如何把握语言影响和语言融合的度依旧是问题。同时强调了强调积累扎实的工作。会上宣布第39届国际汉藏语会议将于2006年9月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举行。第40届国际汉藏语会议将由中国黑龙江大学承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