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语文》自1979年2月创刊以来，已经走过30年的历程。作为刊布我国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成果的最权威的学术期刊，在及时反映和报道学术成果、积极推动和引导学科发展等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国内外学术界赢得了好评。2009年8月27日—29日，由《民族语文》杂志社主办，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云南民族大学、广西大学文学院、北京语言大学、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协办的“纪念《民族语文》创刊3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30多所院校和科研院所共119位语言学家出席会议，8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学术研讨会。会议共收到论文72篇。语言研究杂志社、语文研究杂志社、语言科学杂志社、北京语言大学等单位发来了贺信。
副主编吴安其编审主持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揣振宇、《民族语文》主编黄行、胡增益研究员、道布研究员、徐世璇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戴庆厦教授，国家民委教科司语文室主任李旭练，上海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潘悟云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杂志主编麦耘，南开大学曾晓渝教授等专家学者在座谈会上发言。
揣振宇在发言中指出，《民族语文》是我所主办、全面刊载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成果的全国惟一的专门性学术期刊。30年来，《民族语文》始终如一地坚持正确的办刊方针，在宣传党和国家的民族语文政策、刊载最新研究成果、弘扬民族文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现已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学术刊物。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编辑部几代学人默默无闻的辛勤耕耘，也离不开包括今天在座的学术界所有学长的长期支持。在纪念《民族语文》创刊30周年的时候，我们更加怀念以傅懋勣、马学良先生为突出代表的老一辈著名学者，他们在治学育人的道路上筚路蓝缕，为我国民族语言研究事业的发展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的大家风范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我们为我国的民族语文研究事业无私奉献。
黄行研究员代表杂志社就《民族语文》30年来办刊的基本情况做了简要回顾和介绍。他指出，自1979年创刊之始，《民族语文》始终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提倡实事求是和学术上的自由讨论。以中国诸语言的事实为主要研究对象，促进我国民族语言学科的发展，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民族语文》创刊之初，正值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党和国家拨乱反正，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工作事业和研究事业新的振兴和发展与当时这样的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创办《民族语文》也是在这一特定历史必然和现实需求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民族语文》创刊之初为季刊，1982年改为双月刊，截止2009年第4期，已出刊178期，发表学术论文1800余篇。杂志开设的学术版块主要有：（1）学术通论；（2）语音研究；（3）语法研究；（4）词汇研究；（5）语言历史演变与比较研究；（6）新创文字研究；（7）古文字文献研究；（8）语言系属与方言研究；（9）实验语音学与计算语言学；（10）语言概况与新发现语言介绍；（11）社会语言学与双语教学；（12）语文机构介绍；（13）民族语言学家介绍；（14）书评、翻译、会议纪要及其他。这些学术板块基本可以代表我国民族语言研究的学科结构，各板块论文知识点和数量比例的构成和动态变化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学科发展创新的脉络和走向。30年来，我国民族语言研究的理论方法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有了极大的提升，一些新的学科生长点逐步确立与成熟。作为展示民族语言研究成果的重要园地和窗口，《民族语文》与时俱进地报道了学科的发展动态和研究导向。同时，随着国家语言社会生活的变化，少数民族语言的社会功能和语言关系、地位、作用发生了明显变化，《民族语文》在宣传不同时期国家民族语文工作政策规划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自1990年以来，《民族语文》先后在北京、广西、广东、云南、浙江等地召开了多次专题学术讨论会，积极发挥刊物组织学术活动和征集研究成果的功能，与中央和地方兄弟单位建立了良好的长期协作关系。2000年以后，杂志积极加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语文》、《方言》、《语言学论丛》、《中国语言学报》等20多种期刊、辑刊、学报等合办的中国“语言学期刊方阵”，从而进一步整合与扩大了刊物的学术影响，更好地服务国家的语言学事业。
他指出，30年来，在编辑部几代同仁的共同努力下，《民族语文》的学术水平在本学科领域内已跻身于世界语言学刊行列。应该说这些成就的取得，是杂志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与领导，编辑部全体工作人员及历届编委会的敬业工作，以及广大作者群和读者群的厚爱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此我代表杂志社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希望大家能一如既往地支持《民族语文》的工作，争取尽快实现创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刊物的办刊目标。目前和曾经在编辑部工作的人员有近30人，其中除现任的在职人员外，已经退休或离开编辑部工作的领导和专家为杂志的开拓、耕耘和薪火相传付出了默默无闻的奉献，我们对他们为刊物做出的贡献表示崇高的敬意，特别是对已故的首任主编、副主编并新中国民族语文事业的创建者和学科带头人傅懋勣先生和王均先生表示深切的缅怀。
戴庆夏教授在发言中指出，一种好的学术刊物能起到两大作用：一是促进学科的发展；二是促进人才的培养。人们把学术刊物当成没有课堂的老师，无形的指挥棒，没有条文的学术规约。《民族语文》走过30年，显示出它是一种好的刊物，是一种能起到两个促进作用的刊物，这个认识，不是一般的推理、论证，而是个人受益的体会。从创刊号开始，我就与《民族语文》结下不解之缘。我的许多成果是在《民族语文》上发表的，它鞭策我去写稿，去提高稿子质量，并从这份刊物中汲取了大量的养料，造就了我的学术之路。饮水思源，如果我有点成就，是与《民族语文》分不开的，这不是客气话，而是实实在在的心里话。我们学院很多老师也有这样的体会。办好《民族语文》的经验有三条主线，一是立足于本土语料，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势。能不能充分利用这个条件，是决定语言研究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二是强调三个“新”，那就是新语料、新规律、新观点。三个方面都有的是上乘，但很不容易做到，若只有其中的一种或两种，应该看成是好的。最不好的是语料有误，或无新意，炒冷饭。三是重视理论创新。什么是理论？看法不一致。我读了《民族语文》发表的一些富有理论新意的论文，把语言事实上升到语言学高度来认识，事实与理论结合得比较好，给人一种清新之感。理论有不同的层次，有大理论、小理论之分。揭示了语言中的规律，并予以科学的解释，是不是理论？我看应该是。这样的论文，应该是比较好的。我希望这三条经验在以后的办刊中要坚持下去。戴庆厦教授同时也对《民族语文》目前所面临的，如稿源质量、编辑和作者队伍等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
国家民委教科司语文室主任李旭练在发言中指出，《民族语文》自创刊以来，始终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坚定不移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立足中国、面向世界，不断提升学术地位，不断扩大学术影响，培养造就了一支高水平的作者队伍，促进了我国民族语言学科的发展，为维护世界语言文化的多样性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我曾经有幸在《民族语文》编辑部工作，是《民族语文》的直接受益者，在此，我衷心希望《民族语文》不断发扬成绩，提携后学，推出佳作，成为民族语文学科发现人才、推出人才的现代伯乐。
曾经担任《民族语文》副主编的胡增益研究员在发言中畅谈了自己的感言。他说，今天我们大家相聚来纪念《民族语文》杂志创刊30周年。30年前，《民族语文》还是个婴儿，现在已经是壮年了。从婴儿成长到壮年是一件让人十分振奋的事。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长期积蓄的民族语文研究力量一下子迸发出来，少数民族语文研究先驱傅懋勣先生抓住了这个时机创办了《民族语文》。《民族语文》的刊名是王均先生的同乡范曾先生题写的，这个题字到现在还一直用着。那个时候，物质很轻，激情很重，人们都默默地工作着，完成工作任务就是一切，因此连编委、编辑部的工作人员是谁都没有出现在杂志上。由于《民族语文》的问世，使民族语文研究工作又有了以新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起点，从而大大推动了民族语文事业的发展。在纪念《民族语文》创刊的同时也让我们深切怀念傅懋勣先生。属于傅懋勣先生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傅先生的离去不等于他的业绩也随之消失。回首是纪念，回首也是激励。我希望《民族语文》愈办愈好，办成一个大家都抢着看的刊物，研究民族语文的人抢着看，研究语言学的人抢着看刊物。我想这个前景不久就会实现，让我们满怀信心热情地迎接这一天。
上海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潘悟云教授在发言中说，我是以小学生的身份来参加《民族语文》创刊30周年庆典的，这决不是客气话。我的许多语言史的著述，无不从民族语言得到启发，得到支持。8月份我有幸到海南五指山调查一种黎语，亲临实地作了一次小学生。以前我也作过田野调查，但都是汉语方言，与民族语调查相比，真不是一层次上。因为汉语方言有调查表作依据，有《切韵》系统可以对记音进行控制。例如，如果一个方言有44与22两个调，通常前者为阴调类，后者为阳调类，根据汉字的中古读音，就可以定调。有一次王辅世先生告诉我，有些苗语的调类在10个以上，凭听觉记音很困难，主要是通过声类来辨分，像王先生这样的专家，苗语各词的声母类型已经了然在胸，记起音来自然得心应手。但对一个不熟悉民族语的人，分辨44或22，真的很难。所以，我主张研究汉语方言的人，最好能调查一下民族语，这是真正的田野调查。我对民族语的调查真是入了迷，觉得黄金遍地，能学的东西不少。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道布研究员在座谈会上作了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语言观》为题的发言。在这个题目下，他重点谈了关于少数民族使用双语以及转用汉语的一些看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费孝通先生提出来的一个大理论，他认为这个理论从中国实际出发，真实、准确地描述了中国民族关系的形成与发展，对促进各民族大团结、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是中国民族研究领域中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成果，在语言使用问题上也是适用的。尽管中国境内的语言系属问题至今在学术界仍然在讨论中，不同的观点各抒己见，但从宏观上说，中国境内的语言，在起源上是多元的，恐怕是不争的事实。各个民族的语言各有自己的传统和特点，各有自己的使用范围，也是没有异议的，这就是“多元一体”的“多元”。在我们这个民族大家庭里，长期以来，汉族和少数民族在语言文字的使用上，存在着很强的一致性和普遍性。汉语文已经成为我国各民族公认的全国通用的交际工具。这就是“多元一体”的“一体”。“多元”和“一体”是两个相互依存的方面，相辅相成，形成一种和谐的语言关系。这是中国语言生活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国语言生活的本质所在。“多元一体”的语言关系，在我国宪法、民族教育体系、中华文化中都得以充分的体现。“多元一体”的语言使用机制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已经成为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的主要纽带。
南开大学曾晓渝教授在发言中说，随着新时期语言学的不断发展，当今国内外语言学者越来越认识到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重要价值。中国各民族丰富的语言，是语言学研究取之不尽的宝贵资源，也是我们实现中国语言学理论创新的深厚基础，同时，普通语言学的新理论也有必要在中国语言中得以检验证实。在这些方面，《民族语文》为国内外学者搭建起了其他刊物难以取代的重要的学术交流平台。
座谈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徐世璇研究员代表中青年学者发了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宣德五研究员认为，回顾《民族语文》所走过的30年来的历程很有必要，是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大事。创办《民族语文》为广大民族语文工作者提供了一个发表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平台，它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民族语文工作者聚拢到自己的周围，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合力，推进了民族语文理论研究的发展，加强了各地民族实际工作的经验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我是《民族语文》撰稿人，也是其忠实的读者，我认为办刊过程中有几点值得继续发扬：（1）要十分重视学术规范，强调理论的创新；（2）加强与国内外作者群的密切联系与合作，发现学术含金量高的优秀论文；（3）注重和加强对少数民族青年学者的培养和培训，提升少数民族年轻学者的学术水平和学术修养。
曾担任《民族语文》副主编的罗美珍研究员认为，1979年创办的《民族语文》杂志，使民族语文研究有了一块发表研究成果、探讨学术问题、交流研究心得的园地。《民族语文》如何在经济一体化的格局下，真正做到文化多元化，使得弱势群体的语言和文化还能够继续发挥作用，应该是我们民族语文研究者现今要面对和重视的实际问题和任务。保持文化多元化，一方面要有国家的政策和法规的保障以及经济支持，另一方面还要有本民族干部和群众保持本族语言文化的积极愿望。再一方面就是需要从事民族语言、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结合实际情况论证民族语言、文化对今后社会发展所能发挥的积极作用。各民族的情况不尽相同，语言和文化的功能大小不一；对待本族语言文字的态度，有的有强烈要保持的意愿；有的则是被动地接受现实。语文研究者应从保持多元化的高度来分析、研究这些问题，给国家提出处理好这些问题的建议和咨询。
在以后两天的学术研讨会上，共有42位专家学者在大会上宣读了学术论文，涉及汉藏、苗瑶、侗台、南亚、阿尔泰等语系诸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的描写和历史比较研究，以及社会语言学、民族古文字、记录语言学、实验语音学等方面。
中央民族大学戴庆厦教授宣读的论文是《景颇语词汇化个案例证分析》。戴先生从景颇语个案例证的分析中，归纳出景颇语词汇化的三种途径：由复合词融为单纯词或准单纯词；由短语融为复合词；包含古词语素的复合词融为准单纯词。第一种比较特殊，是其他亲属语言少有的。准单纯词是复合词向单纯词演变过程的过渡产物，预计还会发展，最终词汇化为单纯词。他认为，景颇语的词汇化和语法化不是截然对立的，二者在有的结构中是同步完成的。
广西大学文学院林亦教授宣读的论文是《武鸣罗波壮语的被动句》。她通过对广西武鸣县罗波镇河西村壮语的调查研究后认为，当地壮语表被动态所用的虚词有t?k?、te???、ha??、?a?i?、?d??i?5个，可随意换用。她从语音、语义及功能化的过程对这5个词进行分析，认为壮语被动式的出现并不早，而且似乎与汉语的接触影响有关。广西的汉语方言基本不用“被”作被动标记，罗波壮语这些词语表被动义的功能，与广西汉语方言的被动形式的形成和发展很一致。北京语言大学崔健教授的《朝汉被动句的若干特点》从类型分布差异、标记的典型性差异、强势和弱势、标记的同标、肯定和否定等角度对朝汉被动句表述进行了重新梳理和审视。
中央民族大学朱艳华宣读的论文是《藏缅语工具格的类型及源流》。她通过比较分析后认为，现有的藏缅语工具格标记在源头上没有共同来源。除了相近语言或方言存在同源关系外，大多是异源的。藏缅语工具格标记在语法形式的演变上，总的趋势是由粘着型向分析型发展，即由工具格后缀变为工具格助词，藏缅语工具格标记所具有的多功能性特点，是由语言经济原则和认知特点制约的。
广西大学文学院覃凤余教授宣读的论文是《与壮语否定句语序相关的一个区域性特征》。作者根据对部分壮语的调查研究发现，壮语否定词既有单用的，又有双重否定的，还有三重否定的，其语序有多样。分布于东南亚及其国内与其交界区域内的一些语言有一个否定句的语序共性，即单用否定词可居于SVO的任何位置、可用双重否定或三重否定的特征。双重否定居于句末的否定词语义虚化，逐渐演变成一个否定句专用的语气词，但句末的否定成分至少还残留着否定的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韦学纯的《略谈水语的“一”和“二”》对水语数词“一”、“二”的特点和用法进行了描写和分析；中国民族语文翻译中心蓝利国的《壮语里的壮汉合壁词》一文对广西壮语中存在的壮汉合壁词现象进行了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李锦芳教授的《中越边境红仡佬语——特点和价值》一文，对中越边境红仡佬语的语音、语法、词汇进行了描写，指出鼻音声母自成音节是红仡佬语的一大特点，认为自成音节的鼻音其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与作声母时完全不同，一般是双唇紧闭，气流从鼻腔呼出，音比较清，因带有声调而时值延长。认为红仡佬语鼻音自成音节现象可能是由于音节后的鼻音韵尾逐渐弱化直至脱落或由带鼻音韵尾的音节对其韵尾的强化而形成的。有关仡佬语研究论文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何彦诚的《红丰仡佬语连动结构中“来”的语法化路径》等。
云南民族大学语言文化学院刘劲荣教授宣读的论文是《拉祜语四音格词的语义特点》。文章从语义分析的角度对拉祜语四音格词的层次类型、结构关系、意义特征、搭配的多样性、结构类型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张雨江教授的《拉祜语形容词谓语句句型分析》认为拉祜语形容词谓语句是拉祜语中一种常见的句型，结构形式富多变化。作者从结构、语序形式入手，对六类21种形容词谓语句句型进行了归纳和分析。另外，在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还有中央民族大学蒋颖的《普米语施受助词在句法语用上的强制性和互补性》。
云南民族大学语言文化学院赵岩社的《佤语的一般修辞》认为佤语的一般修辞可以分成音韵修辞、词汇修辞和语法修辞三种。作者从佤语口语交际、口头文学中的用词规律、句式特征等方面的对佤语的一些修辞特点进行了研究。
青海师范大学民族师范学院王双成副教授的《安多藏语的小舌音》认为现在安多藏语中很多地方不同程度地保留了小舌音，像阿坝、红原、久治等地保留得较多，有小舌塞音[q]、[q?]和擦音[?]、[?]，而其他地区的安多藏语中，主要保留了小舌擦音[?]、[?]，小舌塞音只出现在极个别词中，并且一般出现在第二音节，和软腭音不形成对立。作者通过大量语料分析，初步断定安多藏语中的小舌音是原本就有的,不是受羌语支语言影响而产生的，更进一步说，古藏语早期也应该有小舌音。安多藏语是现代藏语方言中保留古音特征最多的方言，尤其是阿坝、红原、久治、班玛、色达、道孚等地的安多藏语。有关小舌音方面的论文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燕海雄的《论东亚语言小舌塞音的音变规则》和上海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刘泽民教授的《民族语中的小舌音的音变》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郑张尚芳研究员在会上宣读了论文《华澳语言的“子、婿”与汉语的对当词根》。郑张先生在他的论文中指出：同出一系的语言，在分化时会在共同词库里选择自己喜欢的词汇，从而形成自己的特殊词库，但它们仍可以与其中的古老语言的词库挂上钩。汉语历史悠久，词库内涵丰富，古旧词汇积累量很大，往往可扮演华澳大语系共同词库的角色，大语系内许多语言可以在汉语找到同根的语源。他以华澳语系的“子、婿”为例，结合南亚、南岛、侗泰、苗瑶、藏缅等诸语言语料，论证了与汉语的同源关系。
北京大学东方语言学院薄文泽副教授宣读的论文是《泰语中汉语源词汇的历史层次观》。他认为泰语中来自汉语的词汇数目巨大，其中尤以近代汉语方言借词为最。近代汉语方言借词的特点是数目多而来源杂，数目多是因为这些词汇广泛应用于工商业和服务业领域，来源杂则是因为他们分别来自潮州、广东、客家、福建、客家、海南等方言区，其中广东话属于粤方言系统，客家即客家话，福建（实际上既包括闽南，也包括闽北）话、潮州话、海南话都属于闽方言系统，但泰国华人的概念中认为它们存在较大区别。这些方言的词汇有的已经进入普通的交际领域，变成了泰语词汇系统的一部分，有的还仅通行于某一领域，将来能否为共同语所接受，以何种方式接受，尚存在一定的变数。
贵州民族学院胡晓东的论文《瑶族勉语种中“鱼”的声母来源及演变》认为，从语音形式上看，瑶族勉语中“鱼”的声母与壮侗语族中壮、布依和侗等语言几乎一致。但从语音对应上看，瑶族勉语却跟苗语和瑶族布努语都有整齐的对应关系。根据语音的对应关系，瑶族勉语的“鱼”应该与苗语同源。至于壮侗语族壮、布依和侗等语言中“鱼”的语音，则可能来自苗瑶语，也可能同苗瑶语一起来自某种更古老的我国南方语言形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徐世璇研究员《土家语的音韵接触性质变》的论文，通过对南北土家语声母系统差异、分布地区及其当地汉语方言的特点方面的比较分析，具体探讨了土家语与汉语接触过程中引起的多种或双向性变化特点。
吉首大学师范学院余金枝副教授宣读的论文是《矮寨苗语动词前缀的多功能性和演变趋势》。她认为矮寨苗语动词前缀的多功能性与苗语的分析性特点有关，是语言使用的经济原则起作用的结果，不同的语义有相同或相似点，汇聚成一个语义场，其共同的语义是“力度的加深”，前缀在演变上存在脱落趋势。
关于语言演变方面的论文，在研讨会上宣读的还有南开大学文学院曾晓渝教授的《论诶话的性质及其形成机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李云兵研究员的《苗瑶语的连续变调》、香港科技大学朱晓农教授的《声调的起因于发声——声调产生的理论和四声的来源》、墨尔本大学亚洲研究院陆天桥教授的《广西“军话”考》等。
在这次研讨会上，有关语言理论方面的文章主要有中央民族大学张定京教授的《实体语法理论与哈萨克语描写语言学》，洛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毕玉德教授的《知识表示中句法语义一体化描写》，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孙宏开研究员的《藏缅语族语言分类问题》，江荻研究员的《核心词的确切含义及构建方法》，黄成龙副研究员、李云兵研究员、周庆生研究员等的《纪录语言学：一门新兴交叉学科》，中国人民大学劲松教授的《语码转化与语言混合》，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李兵教授的《清代书面满语元音异常交替后缀的音系学解释》，北京语言大学张维佳博士的《语言地理及其在中国的发展》，中国传媒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李大勤教授的《谨防误解：索绪尔共时、历时二分法的本质——重读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之二》等。
另外，在本次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还有有关社会语言学、古文字、民族古文献、实验语音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斯钦朝克图研究员的《阿尔泰语系五畜名称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瞿霭堂教授的《藏文的语言文字学基础》、广西教育学院胡惠副教授的《方块壮字字形分类原则及其分类》、海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刘剑三教授的《从姑姨舅类看海南汉语方言和非汉语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中央民族大学丁石庆教授的《新疆达斡尔语亲属称谓研究》、石德富的《苗瑶语亲属称谓源流考》、张铁山的《敦煌莫高窟被区出土几件汉回鹘文合壁文献研究》、内蒙古大学包桂兰教授的《基于EPG的蒙古语辅音发音部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哈斯其木格助理研究员的《基于EPG的蒙古语双辅音研究》等。
以“纪念《民族语文》创刊30周年”为主题学术研讨会是一次重要的语言学术盛会，与会专家学者在语言接触与语言历史演变、语言研究的方法与理论、民族古文字、古文献、实验语音学，以及汉语方言及其民族语言方言土语间的语言变异现象等研究领域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与交流。与会者一致认为，本次会议开得很成功，对我国当前的民族语言学研究有积极的推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