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启源先生1943年9月出生在广东阳山县，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研所(现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1998年3月病逝于北京，终年55岁。
    他1966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为支援西藏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毕业分配时，自愿报名到西藏阿里工作，曾任中共西藏阿里噶尔县委、县革委办公室副主任。在藏工作期间，他关注边疆建设与生态发展，撰写了《门士煤矿的投入与产出问题的调查报告》、《关于保护生态环境，终止红柳过度砍伐问题的报告》等多份调查报告，为阿里地区的建设做出了贡献。
    1978年以优异成绩考入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学系，1981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其后，他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主要致力于中国民族史、特别是藏学领域的研究。祝先生对宋代藏族地方政权唃厮啰和民国时期的藏族历史，用功最深，成绩卓著,以其丰硕的成果倍受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祝启源先生所著《唃厮啰—宋代藏族政权》一书，对这个以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政权历史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涉及的內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及其与周边民族和国家的关系等等，该书是国内唯一一部系统研究唃厮啰政权历史的汉文专著。到目前为止，它仍然代表了国内唃厮啰研究的最高水平，这是与其在史料搜集上的惊人功底和努力密切相关的。由于藏文史料中迄今发现的对唃厮啰政权的记载非常之少，因此研究大部分要依靠汉文史料进行。然而汉文史料对唃厮啰的记载十分零散而且彼此之间存在许多矛盾和同名异称。祝启源先生不辞辛劳，从百余种原始资料中钩沉史实，加以对比校正，是后摆在读者案头的是一部史料充实、论而有据而且体系严整、有较高学术含量和资料价值的著作。
    该书不仅在史料搜集和考据上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且立论颇有新意。祝启源先生指出，当时唃厮啰政权实行“依宋抗夏”的对外政策，但又不完全依赖宋朝，而是在各个政权力量之间保持一个微妙的平衡。这种合纵连横的政策目的是为了确保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传统观点认为唃厮啰是宋朝地方政权，祝启源先生认为这是由于大民族主义和以汉族政权为正朔的观念导致的错误，体现了他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另一方面，他亦依据大量的史料指出藏、汉之间的紧密历史关系不仅仅体现在政治关系上，更体现在“茶马互市”和以贡赐贸易为特征的经济关系上。无论王朝之间政治关系如何变化，汉、藏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一直没有中断，反而随着历史的发展越来越密切。祝先生认为这才是藏、汉两个民族形成“谁都离不开谁”的兄弟关系的根本动力。可见，该著作不仅仅体现出作者在考究历史事实上的功力，更向读者展示了他在宏观理论和指导思想上的真知灼见。
    另外，该书还对唃厮啰历史上的一些“悬案”作了考证，祝先生通过考证提出唃厮啰是吐蕃王朝末代赞普郎达玛的五世孙赤德的后人，可补《宋史•吐蕃传》之缺；而《宋史•吐蕃传》所载之“磨榆国”，经过祝先生考证，应为今西藏日喀则地区吉隆县南部之“玛尔域”；而“武三咩”即为今西藏的桑耶。祝先生还通过自己的研究，纠正了《宋史•吐蕃传》中的一些错误。
    《唃厮啰一宋代藏族政权》出版后，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很大的反响，日本、印度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学术刊物纷纷进行了报道和介绍。该书1989年9月荣获“第四届北方图书奖”、1994年3月获“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77－1991年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6年5月又获国家首届“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汉文研究专著类二等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祝启源先生对唃厮啰后裔历史的研究还解决了其当代后人的族裔身份问题，为落实国家民族政策做出了现实的贡献，在地方和同仁中被传为佳话。
    中国近现代时期的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极为错综复杂。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资料纷繁杂芜，对研究者的学术功力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加之政治敏感性强而为众多藏学研究者不敢轻易涉足。祝启源先生却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求真求实的治学态度知难而进，勇于开拓。他不是孤立地就西藏而论西藏。而是始终把西藏地方放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大背景中去考察。他广泛利用历史档案以及地方志、报纸、杂志、回忆录、历史照片等文献资料，解决了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他与喜饶尼玛合著的《中华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一书，是我国第一部专门论述民国时期西藏与中央政府关系的开拓性的著作。该书用大量的史实从多方面揭露帝国主义和亲英势力分裂西藏的罪行，指出民国政府一贯都坚持中央对西藏行使国家主权，坚持对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转世灵童的核准权和册封权等，该书曾被《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西藏历史地位辨》等许多著作和论文所引用,在国家反分裂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祝启源先生主持、通稿并参与写作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一书，该书的前言与民国部分为他所写。在前言中，祝先生运用丰富翔实的史料，论述自元以来中央政府在西藏行使主权的七个方面措施，驳斥了国外敌对势力及其御用学者黎吉生、范•普拉赫、夏格巴及其他“藏独分子”在西藏问题上的十大谬论及各种谰言，证明西藏自元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书1996年荣获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第五届“入选作品奖”。
    中国社科院的重点项目《西藏近三百年政治史》是首部专门论述西藏政治史的专著。最初祝先生担任了该书的主编，为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二较时他不幸病逝。现该书已经在伍昆明先生的主持下，由福建鹭江出版社于2006年6月出版。祝启源先生在这部著作中所撰写的民国部分，使用了大量民国时期的档案资料，揭露国外敌对势力进行所谓“西藏独立”的种种阴谋活动，深刻指出民国以来所谓“西藏独立”问题，其根源正是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分裂主义者。
    《中华民国时期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是祝启源先生研究近现代藏族史的代表作之一，亦是祝启源先生多年潜心对民国时期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的结晶。此书所引的资料来源之多，内容之丰富是很惊人的，其中包括国家档案馆、主要是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的1000多份相关档案资料，来自西藏与青海等省区的地方文献、藏文与外文历史资料、台湾方面公布的同期档案，以及有关文献资料、报刊、杂志、回忆文章。依靠这些丰富翔实的史料，祝先生实事求是而又历史地重现了中华民国时期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并有针对性地批驳国外极少数藏独分子和御用藏学家鼓吹的所谓民国时期“西藏独立”论，以及所谓民国时期西藏“半独立论”、“事实上独立”等错误观点。
    祝先生在长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对民国时期中央与西藏地方若干问题的见解：
1．     不能孤立地就西藏而论西藏，要把西藏放在中华民族历史的长河中去考
    察。辛亥革命初期，各省纷纷独立响应革命，是对清廷而言。民国初年的所谓“西藏独立”与全国各地纷纷独立、响应辛亥革命的政局有关，是效法内地，亦是对清廷而言，并非当今国际意义上的国家独立。十三世达赖从印度返藏后，也效法内地，如法炮制，宣称独立，只不过是想占据一偶，不让内地军阀染指西藏罢了。而帝国主义和藏独分子过分宣染十三世达赖的“水牛年文告”，只不过是想借此来达到其不可告人目的罢了。
    2．西藏与西康、青海的矛盾，是民国时期地方割据势力之间为争夺地方统治权、扩大势力范围的斗争，不能将其上升为西藏与中央的矛盾来处理，所以应该看作是康藏纠纷、青藏冲突才符合历史实际，而不是外国有些人所宣称的中国政府与西藏的战争。
    3．西藏有军队不能认为是独立的依据，西藏的军队原是清政府批准组建的，是在中央领导下的地方军队，至民国时沿袭下来。当时内地各省也有地方军队，这是当时中国军阀割据的特点，而西藏有军队也就不足为奇，不能看作是独立的证据。
    4．民国时，西藏地方凡重大事件都上报中央政府，如十三世达赖、九世班禅圆寂，及其转世灵童的寻访等。
    5．中华民国历届中央政府都坚持对西藏的主权，如北京民国政府设置蒙藏事务局（后改蒙藏院）管理西藏事务；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蒙藏委员会，处理西藏事务，隶属行政院，重大问题由总裁或总统直接决断。又如民国初年任命了中央驻藏办事长官，履行前清驻藏大臣的职权，坚持对达赖喇嘛、班禅转世灵童真身的批准权等。
    6．近代西藏两大政教领袖达赖、班禅都没有公开打出独立的旗号。十三世达赖晚年一再声明倾向中央，与蒋介石等国民政府要员过从甚密，九世班禅担任了国民政府委员；热振是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驻京办事处的代表都是国大代表，国民党中央委员；达赖本人表示不入国民党，但同意在内地的班禅加入国民党。
    7．广大僧俗群众认同中国是唯一的祖国，并为反抗外来侵略，保卫祖国统一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8．以民族平等的原则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评价民族宗教领袖的功过是非，如对十三世达赖的评价和达扎摄政的评价，都不应该一概否定或肯定，要实事求是。
    9．西藏问题产生的根源先是英帝国主义、后是美帝国主义侵略和染指西藏，干涉我国内政，进行侵略活动的结果。
    祝启源先生对中华民国时期西藏问题的若干看法，受到了藏学界同行的重视，被有关著述所引用，《中国新闻》（1991．5．11）曾经以中国学者祝启源批驳民国西藏独立论为题作过报导。
    《中华民国时期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一书，是我国迄今为止关于这一课题史料最丰富、论述最深刻的专著，书中对民国各个时期各界政府对西藏的政策、各种施政举措、美英等国如何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侵略与分裂西藏，如何培植亲英、亲美势力进行种种“西藏独立”活动，以及民国各界政府抵制分裂活动，西藏僧俗大众和全国各族人民反分裂斗争等等，无不详尽分析，说服力强，本书在反分裂斗争中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在国内藏学研究领域具领先地位。
    遗著《隋唐吐蕃兴亡史》资料搜集起始于八十年代初期，当时为承担国家及
    院所重点课题《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历史大地图集•中国少数民族分布与迁徙图》、《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民族史人物辞典 》、《中国历史大辞典——民族史》等工作而搜集资料，在掌握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写作。初稿于1992年完成，其主要成果已分别发表于国家教委重点课题《藏族通史》、中国社科院重点项目《中国历代民族史丛书－隋唐民族史》等著作中。《中国历代民族史丛书－隋唐民族史》2000年10月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界优秀科研成果奖二等奖，为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30周年，2007年5月又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遗著《隋唐吐蕃兴亡史》，以其严谨的科学态度，从宏观上探讨了隋唐时期吐蕃民族的社会、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状况及其发展消亡的过程，又从微观上探讨了吐蕃与其他民族的关系，此书是一部研究隋唐吐蕃民族史的杰作。
    祝启源先生生前独著与主持、参与撰写的多部专著，因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重大的政治社会意义而获得多项大奖，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另外他还撰写了许多富于创见和实事求是精神的藏学学术论文，亦受到学术界普遍好评。如《明代藏区行政建置史迹钩沉》一文，运用正史、档案封文等文献资料，证明明代中央政府在西藏和其他藏区建立都司、行都指挥使司、万户府等行政机构，任命当地行政官员行使国家主权，有利地批驳了国外御用藏学家范普拉赫在其《西藏的地位》一书中攻击我国明代在西藏没有行使主权的谬论。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藏族是这个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她在历史的长河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为缔造伟大的祖国作出了杰出贡献。然而，迄今为止尚无一部系统而又深刻地展示藏族文明的图文并茂的图书。为此，祝启源先生决定以自家拍摄、收藏的图片为主，又根据需要，组织人员实地进行拍摄，向各有关单位、个人征集图片，几经调整，终于编辑完成了六卷本《藏文明大图集》。这部图典始终认真贯彻实事求是和民族平等的原则。图典的行文流畅，可读性强，图片精心选择，艺术上精益求精，令人赏心悦目；力求做到学术价值与艺术价值、收藏价值与新闻价值相统一。正如祝启源先生所讲，此书各卷也遵循唯物史观的原则，集中体现藏族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大成，利用生动形象的图片资料和文字说明，使广大的藏族群众能比较系统地了解自己的文化和历史，增强民族自豪感。也使各兄弟民族能全面地了解藏族文明对丰富和发展中华文明的重要贡献，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民族团结。同时，向国外系统、全面、准确地介绍藏族文明，使各界人士和有关专家客观地了解藏族的历史和现状，对所谓西藏问题作出自己的正确判断。此书充分利用国内外藏学界最新研究成果，集前人之大成而又有所创新。发掘和利用各种原始材料，运用科学的方法，对藏族文明的各个主要方面进行剖析，阐明藏族文明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有着灿烂的未来；藏族文明不仅是中华文明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且在世界文明史上也占有独特的地位。将总结国内外藏学研究的主要成就并为藏学研究者提供第一手的形象资料。地球的第三极是各国旅游爱好者和艺术工作者向往的地方。此书将为爱好藏文明的各国朋友提供一次神游青藏高原的机会，亦是激发艺术爱好者灵感的源泉。鉴于《藏文明大图集》的重要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将其作为所重点课题，与新华通讯社新闻摄影部、人民日报出版社及有关部门通力协作，拟编辑出版大型文化图典《藏文明大图集》。经多方努力，香港和国内两家出版社愿承担出版任务。为此书祝启源先生耗尽心血，一切准备就绪后，祝启源先生却因病去世，留下了永久的遗憾。后来图集与备选图片均被同事拿走，六卷本缩为三卷本，另换出版社出版。同时拿走的，还有祝启源先生与夫人精心拍摄收集的有关西藏阿里的各种图片资料。他们夫妇都是援藏干部，在西藏阿里工作十几年。这是一部关于西藏阿里地区的专题画册，汇集阿里地区山川地貌、民族风情、边防哨卡、边境贸易、历史遗迹、寺庙僧人、宗教活动，以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藏阿里地区农牧业生产、交通运输、文化教育、门士煤矿、援藏干部等各方面情况的图片达几千张。因取走照片资料的同事也亦病逝，以致图片下落不明而令人痛惜。
    除撰写论著外，祝启源先生还参与编写了多部辞书和百科全书，如《中国民族史人物辞典》、《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中国少数民族史大辞典》等，这些工具书都是院、所重要课题，曾获多项奖励。
    从八十年代初期起，祝启源先生就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5-8)、《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中国少数民族分布与迁徙图》等多项国家重点项目的修订。这些项目任务重，要求高，难度大且费时费力，他以高度的责任心迎难而上，在完成自己的工作后，还承担了他人没能完成的任务。他一共绘制从春秋至中华民国时期的羌、戎、氐、吐蕃、吐谷浑、门巴、珞巴、土、撒拉、羌、藏等民族部分图幅几十幅，撰写了二十几万字的说明材料。
    自七十年代起，除了进行重大课题研究和论著的撰写外，祝启源先生为国家制定民族政策和对外宣传工作还担负了大量的写作任务。他凭借自己高度的政治责任感、驾驭重大理论问题的能力和扎实的历史考证功底，出色地完成了这些任务，得到国家有关部门和领导的赞赏。他编写的《西藏问题干部讲义》和《西藏问题需要澄清的若干基本事实和基本观点》等书稿，成为做好西藏工作的必读之物，他撰写的内部读物《党政干部领导艺术》也颇受欢迎。祝启源先生认为，自己靠国家的助学金读完了大学，因此有义务为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尽职尽责。多年来他为国家有关部门与领导所撰写的各种文稿百多万字，且分文未取。还多次放弃升职和外派出国工作的机会。
    祝启源先生才华出众，除史学外，他的俄文、古汉语、梵藏文功底也较深，倍受柳陞祺、王森等藏学研究前辈的赞赏，而他也对这些老先生尊崇有加，悉心照料。为了减轻他们指导研究生的负担，祝先生编写了许多课程的教材，还承担了不少研究生的专业课讲授和论文指导工作。祝先生的导师王森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藏学家和因明学家，他撰写的许多极富学术价值的文稿尽管早已在坊间私下流传，但是一直没有公开发表。王先生虽然有心把它们公开出版，惠及整个学界，但是因年高多病，力不从心。祝启源先生亲自帮他整理和抄清书稿，并撰写部分章节。相继出版了《西藏佛教发展史略》和《中国逻辑史》中“藏传因明”部分等王先生最重要的学术成果。
    祝启源先生十分关注民族研究人才的培养，他曾应邀撰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系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与课程教学大纲》,并通过验收。在他去世前不久，又抱病接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系和民族研究所的委托，调阅资料、访问专家学者，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系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与课程教学大纲》，通过验收，保住了民族学科的博士点。
    祝启源先生是一位具有高度政治责任心的研究人员。他以党和国家利益为重，经常对发现的各种问题向上级提出自己的意见。他在参与王森先生为民族宫馆藏贝叶经(各种古体梵文写经)编写目录的工作中，深感贝叶经的重要性，提出应该组织懂古梵藏文专家学者，开展对贝叶经的研究。针对当时国内相关人才奇缺的状况，他提交了《关于培养梵藏汉翻译人才的实施方案》的报告。
    针对国外敌对势力分裂西藏的图谋，祝先生感到藏学研究已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国家应加大对藏学研究的投入。在《关于尽快建立国家藏学研究中心的报告》中，他认为应尽快在北京建立起有权威的藏学研究中心，在国内外调进知名专家学者，并聘请宗教界等藏族爱国领袖、著名寺庙的主持、大喇嘛担任顾问。祝先生的这些设想后来都实现了。其还在机构设置、人才引进等方面亦做了许多工作。
    流亡国外的达赖喇嘛，在国际反华反共的敌对势力的支持下，利用其本身特殊的“宗教领袖”的身份，擅自认定有关重要寺院的活佛转世灵童，以达到所谓控制一个寺庙就等于控制一个地区的目的。针对这一情况，祝启源先生提请中央有关部门对藏传佛教的寺院、活佛转世等有关事宜，应根据历史传统和我国有关法律制度，订定若干章程，使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为此提出三点建议：一、制定寺院管理条例。寺院实行定员、定编，不得无限制地扩展规模。二、根据当前的实际，制定一个既符合历史定制、又切实可行的活佛转世办法，使活佛转世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成为正常宗教生活的一部分，纠正以往活佛转世的混乱局面。三、制定有关管理寺庙喇嘛的法规。重申政教分离，僧人不得走上社会，干扰正常的社会秩序。令各寺院按条例严格管理僧人，严格喇嘛学经制度，严肃寺规，革除陋俗；要以法治寺，对制造民族分裂，破坏祖国统一，在社会上制造混乱的僧人，要绳之以法；要鼓励与引导宗教界上层人士中有志有识者，破除宗教神秘感，剔除迷信的成份，研究教理，发展理论，继承与发展藏传佛教的爱国爱教的好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逐步进行宗教改革，以适应社会主义制度，为宗教、为民族、为国家作出新贡献。祝启源先生的这些意见很多都被相关部门所采纳。
    祝启源先生兴趣广泛，常用笔名发表诗赋文章，参加书法展和笔友会，参与文物鉴定等，而石刻和摄影是他的最爱。祝先生勤奋努力、记忆力也好，几部字辞典能够倒背如流，报考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时校方曾为他单设两次考场，专门考察他的知识水平，他均以优异成绩获得过关，成为激励后生的一段佳话。鉴于祝启源先生有多方面较深的造诣，自1981年毕业后，就受邀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央民族学院、部队等一些院校的教授，他以高度的责任心为硕、博研究生们讲课。他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因材施教、从不敷衍；分析问题精辟、深邃，言简意赅，是深受学生们尊敬与喜爱的老师。他与学生们既为师生，又为朋友，有着良好的关系和友谊，他病逝前后，除国内学生外，远在印度、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台湾等国家地区的学生，也有不少人赶来探视和送别。
    祝启源先生为人忠厚、待人以诚，陋室虽小，却充满了众多国内外亲朋好友的欢声笑语；他淡薄名利，甘于清贫，放弃了许多升职赚钱的机会；祝启源先生以维护党和国家利益为重，以增强民族团结为己任，钟情于民族研究。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祝启源先生公开发表论著200多万字，内部出版100多万字，其中一些论著填补了藏族古代史和西藏现代史某些领域的研究空白，对我国藏学界在这些领域的研究工作起了开拓和促进作用。
    祝启源先生生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民族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学系教授，享受国家特殊津贴，并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同时还兼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学术顾问、学术委员会委员，另外，还是国家有关部门特约研究员。
     祝启源先生是带着许多未了的心愿走的。当时的书桌上，存放着给部队、地方几所院校上课的讲稿，涉及边疆地理、民族史、梵藏汉语言、佛学要义、党政干部领导艺术等九门课程。他常说，即为人师，决不能误人子弟，早早备好教案是他一贯的作风。祝先生的文笔不错、记忆力很好，看过的书籍大都过目不忘，当所要写的书稿提纲、框架结构确定后，只要资料齐全，基本是一气呵成，少有改动；书桌上摊放着刚着手写的《中国纪实——1949－1979》一书，重点是文化大革命。祝先生说，历史是一面镜子，他留给后人的，应该是真实的一面，他要从多个角度来完成这部著作。虽说这个课题具有很大的政治敏感性，许多人不敢涉足，而他却是那么执着地要写这部书。从课题论证、框架设计、档案调阅、资料搜集、专访当事人，由中央到地方，他已与多个单位进行了联系，希望此书完成后，是一部能真实反映那段历史的著作。他说过，现在开始写作，许多当事人都还在，多人讲述同一事件，是求真、求实的必须条件，是写作成功的基础。因事件过多，只能将主要事件先搞清楚，最后再统筹全书进行整合。此书计划五年内完成：同时着手要写的，还有一本关于西藏阿里的著作。西藏阿里是祝先生援藏工作十多年的地方，后虽调内地，但仍关注着那里的每一变化。祝启源先生要写一部全面反映西藏阿里的史书。通过介绍巍峨险峻的山川地貌、古格王国兴衰揭密、森巴战争 、中印边界反击战等一个个历史事件，将向世人撩开西藏阿里那神秘的面纱，展示其古老文明的历史及其光辉灿烂的文化。保护和开发阿里，造福阿里人民也是他写作的目的之一。《边疆沿革史图说》的写作也拟好了提纲，这是他要写的另一部书。祝启源先生参加过国家多部地图的修订，而此书所描写的每一段疆界，都是真实的历史记载。此书完成后，图文并茂，既可对外宣传，亦可作教科书，适合多种人阅读。在他的写作计划中，还有家乡地方志、族裔考释、民族风情对比研究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以上所进行的各种写作，虽然付出了不少的努力，却因其病逝而无法完成。文件夹内，有委托他筹办中国藏学研究院的申请报告，已有国内外知名学者、寺院活佛、主持等21人在教师聘任书上草签了协议。
    祝启源先生的藏书在业界是很出名的。专业书盈满书架，其他书也琳琅满目，共有近万册书刊，可谓藏书丰富。但因居室狭小，只好将其堆放于床底下、阳台上、壁橱内、办公室。这些书大都是其节衣缩食，在国内外多方购置所得，也有部分为国内外亲朋好友所赠。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他的记忆力很好，在浏览时已基本熟记大部分书的内容，如有必要，必想法将其购回。他的藏书中，专业书较全，公开、内部出版物众多，其他书不少是孤本善本，也很有收藏价值。祝先生曾说过，希望将来能有一间书房来存放自己的藏书，书房起名叫“雪域书屋”，他自己已刻好图章，准备将所有图书都加盖图章入藏。但直至去世都未能了却心愿。虽然祝先生是研究员，也是民族所分房委员，却从未为自己谋取一间房，直至去世，仍住两居室。祝先生走后，他的藏书小部分被同行索取，大部分由其夫人赵秀英老师捐中国社会科学院藏族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图书馆收藏。
    祝启源先生虽然走了，但其风范永存。他为维护党和国家利益、搞好民族团结所做的贡献，以事业为重、在科研工作中的开拓精神和求实学风，以大局为重，团结同仁、提携后生的高尚品质，深得学人的尊敬，成为后学的典范。他在学术生涯中所取得的卓越成绩已永载史册，成为留给我们丰厚的学术遗产。
    值祝启源先生病逝十周年之际，谨书此文，以示追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