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来所里有数位藏学研究前辈先后驾鹤西归，噩耗接踵而来，内心的悲痛愈积愈重。祝启源老师是其中走的最早的，也是最年轻的，那年只有55岁。我和祝老师相处的时间不长，共事只有一年多，然而，关于他的记忆却十分清晰而深刻。
    最早知道祝老师还是在学生时代，因为学中国民族史专业，自然关注藏族历史研究的成果。祝老师享誉学界的大作《唃厮啰——宋代的藏族政权》是最早摆在床头的学术著作之一。该书引述极多，考订颇细，那时虽不能全部领会，却也知道完成这样的著述非得多年的寒窗苦功才成。也还在学生时代不知从那里听到说祝老师曾经在西藏阿里工作多年，后来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硕士研究生时政治理论课居然得了满分，校方怀疑有弊，专程派人赴新疆（当时阿里人进内地都从新疆走）再考，仍得高分，方消校方疑虑，此事遂成佳话。
    1991年我大学毕业到处求职，也报名参加民族研究所图书馆的招考，其中有一门就考中国民族史，据说最后是由祝老师判卷，他在卷面上批注“此人基础尚好”。后来民族研究所图书馆领导竟在数位候选中选择了我，不知他的评价是否起了作用。
    工作以后虽不与他共事，但接触渐多。祝老师是以半个藏族人自居的，经常愿意谈论他在阿里的工作经历，有数次听他讲在阿里的高原反应：有一次在下乡去普兰县的一个工作站，工作站在一个小山丘上，眼看就要到达目的地，但是，遭遇高原反应，头疼欲裂，每走十步就必须停下休息，大口喘气，一个小时也就走了不足100米……来自南国广东的他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阿里工作，其艰难可想而知。我想正是因为在阿里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艰苦和寂寞，他才能在科研工作中表现出惊人的坚韧和刚毅。工作以后好几年我一直单身一人，后来调回西藏的次仁加布也是一人在京，加布来自阿里，祝老师开玩笑说，他是看着加布长大的，见过他穿开裆裤，而加布的父母托他照顾儿子，因此，祝老师一家常常请加布去家里接受“照顾”，而我则沾加布的光，不时得享美味。祝老师做得一手好菜，他知道藏族人偏好肉食，每次都是满桌牛羊肉。
    我那时在图书馆工作，每天忙于图书分类、编目以及剪报等工作。虽然自己对学术研究很有兴趣，但还不知道从何处着手。祝老师常常鼓励我说图书馆是学术研究打基础的好地方，只要利用好业余时间一样可以做研究。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青海古代官学教育》就是经祝老师修改并发表在历史室编辑出版的《民族史研究》（3）上，看到自己的习作能够印成铅字，无疑对自己立志从事学术研究增添了信心。
    1997年我调到历史室工作，与祝老师同在藏族史组工作。那时祝老师的研究领域已经从西藏中世纪历史转到西藏近代史。近代西藏历史纷繁复杂，所谓的“西藏问题”即启自近代，因此，国内外关注者甚多。常见的有关近代西藏的资料虽十分丰富，但其中不乏道听途说之作，资料之间互相矛盾亦司空见惯，这种情况多少制约着西藏近代史的研究。祝老师研究西藏近代史，首先从档案资料入手，他通过各种机会先后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以及各藏区的档案馆搜集、复制了大量资料，此外，他还特别重视对当事人的采访，以加深对资料的理解。他的几篇论文面世后，很快获得普遍的赞誉。许多课题组纷纷请他承担有关西藏近代史部分的研究与撰稿任务。
    祝老师才思敏捷、文笔流畅、善于驾御宏观论题。凡讨论科研规划、课题申报，他总能孤鸣独发，先人一筹，因此他经常被推为规划、报告的起草人。而结项统稿、文字把关的任务也常常落在他的肩上。
    祝老师心地善良，与人为善，有奉献精神。虽然他在近代史研究上颇有所得，渐入佳境，踌躇满志要写一部高水平的西藏近代史专著。但是，对于朋友同好的约请总是欣然允诺；对于单位集体的事务从不推委。记得他经常说起学术研究与资料建设的关系问题，认为与西方国家相比，国内藏学研究机构对资料搜集很不重视。他听说美国国会图书馆等机构派专人在不丹、锡金、尼泊尔等地以重金收集藏文文献，心情颇为焦急，到处呼吁如果我们再不重视资料建设，将来从事藏学研究的专家就不是来中国，而是去美国。而他自己则从身边做起，对于各种藏学资料的搜集无论是否与自己的研究方向有关，都尽可能地完整收藏。他对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大调查资料十分看重，认为其中虽然存在不少缺陷，但仍然弥足珍贵，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在那里第一次用学术语言进行了描述，是我们了解传统社会不可多得的材料。在祝老师去世后，师母赵秀英老师秉承他的遗愿，将所有专业图书捐给历史室藏族史组，真是方便了我们这些后来者。
    与祝老师共事相处，让人觉得宽松自由。每到星期二总能在楼道里听到他的自嘲与欢笑，偶尔夹杂着些须对生活拮据的牢骚。但是所有的人似乎都未注意到他日渐消瘦的脸庞，直到有一天听说他在北京电视台做完节目后晕倒，才意识到他已经心力焦瘁、虚弱不堪了。
    1998年新年刚过，我准备回青海探亲，祝老师安排我顺便在青海就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家族及寻访过程进行调研。临行打电话给他，他在那头嘱咐说，此行重要，因为有一些传闻真假难辨，必须做扎实的调研予以澄清。在西宁应当去采访吴均老师，他是知情者；要去省档案馆和塔尔寺查阅资料，获得第一手资料，要去当采村采访知情老人……
    到西宁后往回打电话，知道祝老师病情加重已经住院。等我们（东主才让与我同行）从当才村回到西宁，就听到祝老师病逝的噩耗。这消息实在让人震惊，因为他只有55岁，这是一个在现代社会中不应该跟死亡相联系的年龄；因为有两个正在上学的儿子，他们需要父亲来支付高昂的学费；因为我们的研究工作，他的一系列课题设想正要启动实施……
    未能赶上祝老师的追悼会，未能在他灵前献上一条洁白的哈达以表达敬意和怀念，一直是深藏内心的遗憾。前日听赵秀英老师说，她准备在网上为祝老师建一个纪念网页，这对我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机会。回忆起与祝老师的6年相识，1年共事，依然清晰如昨。我愿将深深的思念化作袅袅桑烟，一丝丝飘向天国，送去无尽的祈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