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22日至24日，由《新疆通史》编委会主办的“民国时期的新疆”学术研讨会在乌鲁木齐昆仑宾馆隆重举行。这也是《新疆通史》继史前、两汉、清代、元明、辽宋金、隋唐卷等研讨会之后，召开的有关通史各分卷的第八次学术研讨会。
“中华民国”时期是新疆历史上的重要阶段。从1912年至1949年，虽然只有短短的38年时间，但却是新疆由传统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的重要时代。新疆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在这一时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和变迁。而多重性、复杂性也是这一时期新疆历史的突出特点。新疆各族官民在外部势力强力介入和内部民族分裂势力猖狂活动的情况下，排除种种困难，保持了新疆成为中国领土之不变，显示出了新疆各族人民心向祖国的强大向心力。因此，从历史长河的角度和视野来看，民国时期新疆社会发展所具有的进步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本次研讨会吸引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民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兰州大学、云南民族大学及疆内科研院所从事民国历史研究的60多位专家学者，尤其是不少已过古稀之年的老学者，不顾路途颠簸，远涉关山，前来参会，让人感佩不已。
新疆社科院院长高建龙代表社科院向前来参会的专家学者表示诚挚欢迎和感谢（——《新疆通史》工程自2005年启动之初，便把通史编委会办公室设在了新疆社科院历史所），他说，自治区领导非常重视《新疆通史》的编撰工作，张春贤书记在自治区召开的文化系统工作会议上，专门强调了《新疆通史》编撰的价值和重要意义。我们社科院今后还将尽全力，积极配合通史的编撰工作。
新疆社科院研究员、老学者陈超代表与会学者在开幕式上作了简短、朴实的发言。他说，自己作为一名退休多年的科研人员，能够参加此次盛会，深感荣幸。民国时期的新疆历史研究，新疆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已进行了多年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特别是几位老专家，他们对民国时期新疆史研究的贡献是突出的。如曾任历史所所长的陈慧生、纪大椿先生，曾在历史所长期工作过、后又调至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蔡锦松先生，他们是备受好评的《新疆简史》第二册、第三册的执笔者。而他们个人对民国时期新疆史都有较为深入的研究。
陈超说，往昔的研究是有成绩的，但受到当时资料的局限以及研究条件和研究方法的滞后等原因影响，说明已经取得的成绩仍然是有限的。所以对该领域的研究还有较大的空间可以一步步往前走。他谈了几个议题，如对民国时期新疆重要人物杨增新、金树仁、樊耀南、盛世才、马仲英、和加尼亚孜、吴忠信、张治中等的研究与评价；对民国时期新疆重大事件，如辛亥迪化起义、伊犁起义、哥老会戕官、哈密农民起义、策勒村事件、1931年哈密暴动、1933年四·一二政变、三四十年代的一系列阴谋暴动案等的研究与评价；对“三区革命”的研究；民国时期新疆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民国时期苏联和英国的新疆政策及其与新疆的关系；民国时期新疆当局的民族、宗教政策以及民族关系和宗教状况等……
陈超的发言博得了与会学者热烈的掌声。
对杨增新应该有个更客观的评价
紧接着研讨会开幕式的大会主题发言引人瞩目。发言的四位学者——金冲及、沈志华、纪大椿、蔡锦松都是在史学界、尤其是边疆史地、民国史研究方面颇有建树的专家。
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的金冲及教授首先发言。他说，那会儿他刚从中国史学会会长的位置上退下来，《新疆通史》编委会的同志就邀请其担任通史顾问，很惶恐，也很冒失地答应下来了。他谦逊地说，这次会议探讨的是民国时新疆的情形，没有做充分的准备，但看了民国卷的试写稿，有一些感受，和大家交流一下吧。
关于杨增新，金教授说，我们对杨增新的历史功绩可以谈得更高一点，更充分一点。杨增新这个人，对当时的新疆而言，是个旧军阀，在他统治下的中国新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并没有改变，而他本身有时又很讲权谋，必要时也心狠手辣，但尽管如此，辛亥革命以后，中央政权一下解体，整个社会非常动荡，而就在这个时候，各个列强又对新疆虎视眈眈；另一方面，新疆境内的民族分裂活动开始蠢蠢欲动；这两件事都是对新疆非常大的考验，也是新疆面临的非常大的危险——这也是《新疆通史》与内地其他省份通史不一样、且在编撰时需要注意的地方。
关于列强，二十多年前，我曾和沈志华教授写过辛亥革命的史稿，其中很大的篇幅谈到沙俄想让蒙古独立，英国想在西藏搞独立，倘若在新疆也造成这种局面，不仅对全国，就是对今天的新疆也会造成影响。1911年10月，辛亥革命之后，沙俄有人就向尼古拉二世写了报告，即对俄国而言，中华民国的解体（中国变成几个独立国家）对我们（俄国）是最为有利的。也就在这个时期，沙俄促成了蒙古的独立（科布多、卡伦？划归蒙古）；而这之后，双方的矛盾逐渐深化；十月革命后，白俄又大批进入新疆……当时的北洋军阀甚至告知杨增新要给予沙俄以方便，但杨增新顶住了。倘若让一让，阿勒泰就不是中国的了；当时打着宗教的名义，闹分裂也闹得很厉害，杨增新再让一让，还不知会出现什么情况。纪大椿先生曾在文章中写到，包尔汉在《新疆五十年》中回忆到，杨增新曾派出最精锐的部队在阿勒泰防守沙俄……像这些事，当年那样做了就做了，但现在想想有些后怕，如果这些领土丢失，不知会是怎样一种情形。
杨增新对沙俄是这样毫不退让，对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提出的要求也都是防范甚至拒绝的，在中央政府甚至动荡不安的情形下，能坚守住新疆，而且稳定新疆18年，今天看来，是很了不起的。而之后的金树仁上台，整个新疆都变了个样。历史已过去了几十年，对杨增新我们应该有一个公道的评价。
——金教授对杨增新的评价与参会学者达成了共识。自治区政协原文史办主任、老专家汤永才先生及民间研究杨增新的学人张志和先生在向会议递交的文章中都对杨增新有着客观而公正的评价。
关于盛世才，金冲及教授说，其上台初期做得还是不错的，这一点用不着讳言，盛世才参加联共的事，也不是什么秘密了。只是不要造成错觉，以为他早年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与苏联早先的靠近，后来的背离，他自身性情的复杂……，总之，在撰写民国卷时，关于盛世才，在措词上要好好斟酌斟酌。
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的沈志华教授探讨的是《冷战年代中国处理陆地边界纠纷：周恩来的努力及其结果》，关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及边界问题，不单单民国时期，几乎上可追溯至汉唐，下可延续到现在，沈教授主要谈的是冷战年代我们对陆地边界的处理思路和方式以及这种思路、方式的历史渊源。听来颇能产生共鸣。交流中，沈教授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历史史实。
资料表明：苏联策动了“三区革命”
民国时期新疆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今天看来，不仅影响着新疆历史的进程，而且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事件一直受到学者们关注，特别是那些存在争议的事件，至今也难以取得共识。比如“三区革命”，比如金树仁在哈密推行的“改土归流”。
纪大椿先生在发言中依据所掌握的史料，根据自己的研究，主要谈了对“三区革命”的看法。
“三区革命”，有学者称其为“伊宁事变”，它是以维吾尔、哈萨克为主体的新疆各少数民族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武装斗争。新公布的档案资料表明，苏联出于本国利益，策动了“三区革命”，并始终控制着“三区革命”的进程。初期，他们煽动宗教狂热情绪，制造民族对立，甚至仇杀，鼓吹独立。中期，随着二战的结束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美苏进行交易，以中国允诺外蒙古公决为条件，同意三区与国民政府进行谈判，成立新疆省联合政府。后期，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战场取得决定性胜利，美蒋企图将西北“五马”撤到新疆，与当地势力结合，组织大伊斯兰共和国。如果此计划得逞，将给中国革命带来极大损害，对苏联也极为不利。所以，苏联建议解放军加速向新疆进军，并提出可以利用三区的力量，最终使“三区革命”汇入到了全中国人民的民主革命的洪流之中。
——在之后进行的分会场研讨交流时，不少专家、学者也深入地探讨了“三区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以及与苏联的关系，多认为全面肯定或否定“三区革命”的观点都不可取。有的学者提出了“三区革命”与内地民主革命殊途同归的观点，受到不少人赞同。与会学者认为，在对“三区革命”的评价上，应该坚持毛泽东主席的结论，它“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一部分”。
纪大椿先生认为，“三区革命”不论功过，都有苏联人的一份。苏联为了自身的安全，总希望在它的境外维持一些它能够驾驭的政权。作为一个大国，自然有一些政治势力愿意依靠它；作为当时唯一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又自有一大批追求真理的革命志士向往它。而它有时却利用这一历史赋予它的特殊条件为自己的私利服务。历史事实表明，苏联在新疆的活动中存在大国沙文主义的私欲。
复杂的盛世才 无能的金树仁
蔡锦松先生是国内研究盛世才最有成就的专家，他的大会主题发言也是围绕盛世才展开的。
他从1933年的“四·一二”政变谈起，他认为盛世才上台是历史的选择，我们以前都说是“阴谋”“诡计”之类等等，但根据当时参会者的记载，应该是历史的选择。盛世才能打仗，省城的老百姓希望他来主政新疆能使新疆社会安定，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当时的民意。盛世才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蔡先生说，盛曾给王明写过一封信，讲述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情，表示愿意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徒……并承诺要把苏联的武器运到延安，还建议，抗战中，中共应该积蓄力量，而且抗战胜利后，要使日本、朝鲜实现苏维埃化，而且在信中大骂蒋介石和汪精卫是叛徒，是卖国贼……所以1936年9月，邓发就取道新疆到苏联去了；所以才有后来新疆接纳大批共产党员、进步人士来新疆开展工作……
关于三四十年代的阴谋暴动案——蔡先生说，究竟死了多少人，到现在也搞不清楚。这大约与盛世才的个人性格有关——盛世才是个疑心很重的人 ，再有与斯大林的影响有很大关系（跟斯大林学的），另外可能与当时新疆的环境有关，杨增新被暗杀，金树仁被赶走，盛肯定很忧虑自己的下场。
正像金冲及教授所说的，盛世才是个很复杂的人物。蔡先生认为应该从新疆在抗战期间的地位和作用角度去认识盛世才，中苏运输委员会在新疆的建立，大批苏联援华物资从新疆运往内地抗日前线；新疆各族人民捐钱捐物捐飞机，支援前线；东北抗日义勇军从苏联境内转移到新疆安置；新疆的工农业近代化、教育的发展等，都是在盛世才统治时期实现的。至于盛世才究竟杀了多少人，蒋介石为何要在大家群起要求惩办其的呼声中保护盛世才，这些问题都需要学界进一步研究，应该会有客观的认识。
大会主题发言还未结束，学者们已按捺不住表达和交流的愿望，纷纷利用茶歇、用餐的时间私下交谈起来。
对金树仁，大家也颇能达成共识。金树仁上任之后，新疆发生动乱，动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以往评价金树仁，往往是简单地冠以“暴君”、“贪官”之类，称其贪污受贿，任用亲信、族人等，对其全面否定。经过交流研讨，与会专家认为，金树仁能力远在杨增新之下，不是帅才，他在极为复杂的局势中上台，没有掌控驾驭全局的才能，缺乏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这充分表现在推行哈密“改土归流”、对付马仲英扰疆、对付巴平古特发动的政变等问题上。但金树仁还是想有所作为的，在不少方面想发展推进，有所变革，如在乡村政权建设方面等。即便是哈密的“改土归流”，应该说也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但由于其掌控能力不足，导致大乱，这确实与金树仁个人的能力是紧密相关的。
名噪一时的马仲英，也是研讨会关注的一个焦点。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王希隆教授、自治区博物馆的阿丽娅·托孜哈孜研究员分别以《马仲英赴苏下落》和《民国时期新疆不可回避的人物马仲英及其研究》为题，探讨了马仲英去苏联后的下落及马仲英短暂而轰轰烈烈的一生。王希隆教授根据掌握的材料和在俄罗斯、中亚调查所得，提出马仲英是在极其复杂的情况下被斯大林处决的推测，当然，这需要前苏联档案进一步解密公布后予以证实。
此外，代表们在发言中还对吴忠信、张治中、闫毓善、乌斯曼、陈中、陶明樾、蒋经国等人在新疆的作为或活动做了详细阐述。从会议提交的文章和发言看，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民国时期新疆历史人物的评价，有了认识上的新突破，这尤其值得关注。
民国时期新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除民国时期的重要人物及重大事件的研讨交流外，还有不少学者在发言中进一步探讨了民国时期新疆的外交及其他方面的内容，而且颇见学术功力。
新疆地处祖国西北边陲，与外蒙古、苏联、巴基斯坦、印度等国相邻。为方便处理外交问题，民国肇始，便设立外交部驻新疆特派交涉员，出任新疆外交署长，具体办理新疆对外交涉事务。新疆的对外关系，特别是与苏联和英国的关系成为学者们的热门议题。
对苏关系是民国时期新疆最重要的外交关系。有学者认为，20世纪30年代苏联对外战略的核心，是企图在其中亚腹地周边建立亲苏的缓冲地带，以维护苏联国家安全。苏联两次出兵新疆，是盛世才得以立足的根本，奠定了苏联全面介入新疆的基础，也成为1944年苏联鼓动三区暴动并进入新疆的基础。如兰州大学中亚所的杨恕和曹伟。也有的学者，如绍兴文理学院的欧阳云梓教授认为，盛（盛世才）苏结盟对新疆和苏联双方都带来的积极利益，促进了新疆的稳定与发展，也保障了苏联的腹地安全。但是，此作法的结果排斥了中央政府的势力，导致苏联势力渗透全疆。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员冯建勇则以1944～1947年新疆政治演绎为轴心，探讨了苏联对伊犁事件爆发的影响以及苏联、国民党中央政府和新疆省政府围绕此事件的活动，考察了伊犁事件后国民政府的应对策略，认为此期间国民政府在统合新疆的政策、应对，显示出意识形态、国家利益以及国家统一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并指出了国民政府统合新疆失败的原因。
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许建英研究员以英国解密档案为基础，详细梳理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伪政权出笼前后英国对中国新疆的政策，认为从杨增新统治新疆末期开始，英国政府对中国新疆的基本政策是稳定和连贯的，其核心是支持中国对新疆的主权，尽力联络和帮助新疆地方政府遏制苏联渗透；希望在新疆省府迪化建立领事馆，与省政府建立直接联系，扩大其影响和势力范围，档案显示英国对“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持中立态度。但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参加伪政权成立大会，影响则十分恶劣。
在新疆与外蒙古的关系上，年轻学者、新疆社科院历史所的刘国俊详述了1924年外蒙古在苏联的支持下，武力吞并本属新疆的布尔根河地区的过程，认为杨增新对当时签订的《中苏协定》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未能对苏蒙的侵略进行有力回击，是其治新为数不多的败笔之一。
会议期间，专家学者还对民国时期新疆的经济——如币制改革、山西票号、汉族商帮、乌兹别克洋行、矿山开采，民族宗教，社会生活等进行了多方面的交流、探讨。
24日下午，来自中央民族大学的白振声教授与纪大椿、蔡锦松及来自新疆社科院的贾合甫·米尔扎汗先生对由吴福环研究员撰写的通史民国卷试写稿进行了评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