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是三大语系佛教末端交汇处，南传佛教从东南亚传入，目前有超过90万信众，活动场场超过1600处；藏传佛教从西藏传入，有超过18万信众，活动场所超过60处；汉传佛教从汉地传入，有超过140万信众，活动场所超过600处。 李莉制图

　　云南与东南亚、南亚各国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缘相融。从全球化格局视野来看，云南在中国版图上不再仅仅是边疆，而是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地区发展的国际大通道，在国家对外发展战略中的外交地位凸显。从古至今，云南与东南亚、南亚佛教文化不断交往，这是中国对外发展战略中一种特殊形态的文化软实力，应重视发挥它的特殊作用。

　　东南亚、南亚地区的佛教，从教派来看，目前在缅甸、泰国、老挝和柬埔寨占主体的是南传上座部佛教。在越南、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东帝汶占主体的是大乘佛教。南亚地区的斯里兰卡主要盛行南传上座部佛教，尼泊尔主要盛行印度教和佛教。

　　云南与东南亚、南亚周边国家山水相连、民族同源、文化同宗，具有共同的佛教信仰基础，这种天然的黄金纽带联系使得双方的佛教文化交流源远流长。　　

　　从历史上来看，宗教历来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与精神纽带，每当中国试图在东西、海陆两个方向的对外关系中采取积极有为的政策时，宗教亦常常扮演着开拓者与中介者的角色。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贸易之路、文化之路、和平之路，亦是一条名副其实的信仰之路。宗教有增进国际交往、促进祖国统一的作用。宗教界的国际友好交往，对于宣传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促进国家的经济建设，壮大我国的综合国力，反对战争，保卫世界和平以及促进科学文化的交流，都有积极作用。例如，中国、韩国、日本三国佛教界的友好交流，对于“二战”以后增进三国人民之间的友谊，维护亚洲与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赵朴初居士将之誉为“黄金纽带”关系。

　　在云南与东南亚和南亚之间，佛教人士与商人的驮队一起，很早就踩出了云南与东南亚、南亚之间著名的“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即“蜀身毒道”、“安南通天竺道”等原始“国际大通道”，不但沟通了云南与越南、老挝、泰国、缅甸乃至印度之间的商业往来，而且也促进了云南与这些国家的佛教文化交流。在唐宋时期，以大理为中心的南诏就盛行佛教。一般认为，南诏佛教为大乘部派，主要来自中原、西藏和缅甸、印度，而且主要还是从天竺（今印度）经骠国（今缅甸）传入的。保存至今的云南剑川石窟第五窟的“愁面观音”，当地人称为婆罗门僧人，第三窟的弥勒佛称为高棉佛，还有“细腰观音”、“象首人身佛”等，其风格都有异于中原地区的佛像，较接近东南亚、南亚国家的佛教造像特征。南诏以后，中南半岛地区的上座部佛教又逐渐传入云南傣族地区，表明两千多年以来，云南与东南亚、南亚的佛教文化交流历史悠久，从未中断。

　　近年来，云南与东南亚和南亚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发展较快，文化交流相对滞后。在经历隔膜之后，相互都迫切需要重新了解和认识对方。在当前面向东南亚、南亚的对外开放战略中，应利用云南丰富的佛教资源和与东南亚、南亚国家的深厚渊源关系，搭建新的文化交流平台。例如，我国佛牙、佛指舍利巡礼缅甸、斯里兰卡和泰国，对于密切我国同这些国家的传统友谊，就发挥了独特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