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语文杂志社和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原广东民族学院）联合主办的“南方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于2005年4月25日至29日在广州召开。来自北京、广东、广西、湖北、福建、海南、上海高校和研究机构及世界少数民族研究院的19个单位近50位专家学者参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孙宏开研究员、吴安其编审，上海师范大学潘悟云教授，厦门大学李如龙教授，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副院长林伦伦教授、民族研究所所长邢植朝所长，广西民族学院副院长韦茂繁教授及世界少数民族研究院陈金峰博士分别在开幕式上做了大会发言。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所长黄行研究员主持。
    本次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25篇，主要涉及藏缅、壮侗及苗瑶等语族语言以及语言接触和变异方面。这些论文，有的从宏观视角讨论少数民族语言的结构与类型，有的从历时角度对语言之间的语音系统演变机制进行比较，有的对南方少数民族语言作具体描写和分析。
    同源词和借词的区分一直是多有争议的问题。吴安其在他的论文《汉藏语“五”“六”词源研究》中构拟了汉藏语、侗台语、苗瑶语、藏缅语的“五”和“六”，和原始汉藏语的“五”和“六”。他的发言中还谈到，侗台语的“五”和“六”是汉借词，认为亲属语的同源词来自祖语的共同形式，在不同的语言中则分别经历各自的历史演变。甲语言的乙语言借词，借入前参与了乙语言的演变，不能参与甲语言这一阶段的语音历史演变，故从语音和形态的历史入手同源词和借词是可以区分的。不同历史层次的借词在借方和贷方中的历史不一样，也可以在研究借方和贷方语音和形态历史的基础上加以区分。
    潘悟云教授在他的《对网络时代中国语言学的展望》发言中认为在新经济时代，网络将把各种学术知识、学术信息、学术成果都串联在一起，使学术研究达到高度自由、繁荣。通过建立中国语言资源联盟，建立大规模的语言数据库，依靠现代科技手段，可以达到以下研究目标：（1）为东亚人群与文明的起源、传播提供语言学方面的证据。（2）完成东亚语言的历史比较与谱系的重构任务。（3）建立历史层次分析的理论与方法，为历史语言学的普遍理论作出重要贡献。（4）跟GIS（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相结合，为地理语言学的发展提供重要的技术手段。（5）在大规模的语言数据库中自动提取语言特征、音变的普遍现象与普遍规则，以音变为中心建立第三代汉语音韵学。
    孙宏开教授在他的《原始汉藏语音节的结尾辅音——原始汉藏语音节结构构拟的理论思考之四》中讨论了以下问题：（1）原始汉藏语系语言是否有开音节，即不带结尾辅音的音节。与此相关的问题是，结尾塞辅音是否分清、浊两套。（2）结尾辅音在不同的汉藏语系语言里消失的途径和方式。（3）原始汉藏语系语言是否有前响复元音，换句话说，目前汉藏语系语言里带-i、-u、-y、-’等结尾元音的音节是原始汉藏语系语言的固有特点还是后起的语音现象，它们的来源是什么。（4）原始汉藏语系语言的结尾辅音是否有复辅音，如果有，是哪些。
    温州大学金理新副教授在他的《汉藏语的非使役动词前缀*à-》论文中认为汉藏语的使役动词和非使役动词典型的标记形式是使役动词带*s-前缀而非使役动词带*à-前缀。使役动词带*s-前缀已为不少学者所注意而非使役动词带*à-前缀则还未为学者注意。跟使役动词匹配的非使役动词在许多情况下并不是一个“零形式”，而是一个有标记的形式，其形式标记就是带*à-前缀。汉藏语通过*s-和*à-前缀的交替实现使役动词和非使役动词之间的转化。
    华中科技大学黄树先教授在他的《汉语文献中几个词的语言学解释》发言从语音、形态等视角对古代文献用字进行分析和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劲松副教授在她的《汉藏语言的语素形位学》论文发言中认为汉藏语言中，形位发生形素的变化有三种方式：（1）化合方式，即与其他语素相接时，保持音节独立形式，只发生语音变化。如汉语的语气助词的形位“啊”的变化。（2）粘合方式，即在其他语素相接时失去音节独立形式，全部或部分音素与前接语素合并。如汉语的“儿”形位。（3）融合方式，即在与其他语素相接时，与前接语素在语音上完全融合，失去原来形素的痕迹，如藏语拉萨话的领属助词“i” 溶入前接语素后，使a变为E，u变为y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黄成龙博士的《论藏缅语的类别词——名词范畴化及认知特征》从功能类型学和认知语言学名词范畴化的视角对藏缅语类别词的语义和认知特征进行了独到的分析和研究，认为藏缅语的类别词范畴化表现出以下特征：（1）区域特征。印度圈（Indo-sphere）语言无类别词或类别词少。（2）生命度。客观世界首先通过生命度区分为人或非人，非人又通过生命度区分为有生命和无生命。（3）形状。无生命的通过物体固有的特质和外形区分为一维物体（条状）、二维物体（片状）和三维物体（曲状）。类别词是在此基础上通过隐喻延伸和转喻丰富和发展起来的。藏缅语名词化范畴的这些特征是与人类语言范畴化的认知机制是一致的。同时这个结论与跨语言研究中发现的人类量词系统的普遍趋势（the universal tendencies）是一致的。（4）表现社会等级体系（social hierarchy）。在等级体系严密语言社团里，有一套标记人类等级的类别词。（5）类别词再范畴化（re-categorization）。在有些语言里，类别词再范畴化为定指或不定指，这是南亚及东南亚一些语言的区域特征。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黄行研究员在他的论文《瑶语音系的多语层次》中通过论证瑶语的语音系统、瑶语音系的母语音韵地位以及瑶语音系的汉语音韵地位的基础上认为：（1）瑶语几乎所有的音类（声韵调）都可以出现于母语词和汉语借词，二者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既不是来自同源关系（因为和苗语差别较大），也不是巧合，只能理解为汉语对瑶语的深刻影响所致，因此语言的深刻接触可能引起语音系统的改变。（苗瑶语的送气音和声调可能因此而产生）。（2）汉语官话、白话、现代平话和古平话等多层历时语音同时存在于现代瑶语的共时系统中，且分布非常和谐。这一个案虽然可能比较极端，但是可以说明共时系统确实包含历时的成分，对于认识那些不好分层次或分区的语言和方言有启发意义。（3）根据语音相似性确认同源词是不可靠的，间接地说明越相似的可能越不同源，越同源的可能越不相似。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陈国庆助理研究员在他的《孟高棉语次要音节与上古汉语语音结构比较》的论文中认为现代孟高棉语具有次要音节和主要音节的语音结构模式，上古汉语也可能具有同样的语音结构模式，对于次要音节语音演变的研究，将很可能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渠道，并有助于对上古汉语语音结构的构拟。
    现代汉语指示词兼有替代和指称的作用。但有些语言的指示词只能处于修饰别的体词的位置，不能替代具体的实词。北京大学薄文泽副教授的《傣语的指示系统》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情况：在傣语中用于替代和用于指示的词分两套，两套词语在分布上基本互补。傣语的指示系统不是现代汉语普通话一样只有远指、近指两分，而是有近指、中指和远指三分，表示近指、中指、远指的词语各有两个，每对指示词语音相似，声、韵母相同，只是声调上不同。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李云兵副研究员的《苗瑶语形态类型研究》对苗瑶语不同词类的形态的语法手段、语法形式进行了考察，归纳出苗瑶语的形态类型及其语义语法范畴，认为苗瑶语形态变化的语法手段主要是语音屈折、重叠和附加词缀，语义语法范畴主要是性、数、级、指称、时量、情貌。
    中央民族大学在读研究生赵燕珍的《试论话题结构与白语的基本语序类型》基于话题结构理论，探讨了话题结构及其对白语基本语序的影响，认为白语的SOV、OSV是句法结构的谓语动词受到事性论元话题化的结果，这两种基本语序只是受事性论元主题化、次话题化的表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周毛草副研究员的《玛曲藏语词汇的一些特点》在具体描写和客观分析玛曲藏语词汇及其构词方式和规则的基础上，结合当地经济文化形态特别是对畜牧词、宗教词等做了具体的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蒙凤姣在她的论文《论壮语对布努语的影响》中认为说瑶语布努语方言的瑶族由于长期和说壮语北部方言的壮族杂居，因而有大量的壮语借词被借入到本民族语中，尤其是声韵母的借入，对布努语的影响很大，对声调的影响只表现在以壮语为中介的汉语借词上。
    广西师范大学赵敏兰博士在她的《试论中泰瑶语在词汇和语法上的差异》论文中具体分析和比较了中国和泰国瑶语词汇构成上，在固有词和古汉语借词保留，借源和借用方式以及保留本民族文化词创词等方面和语法上存在的差异。
    广西大学陈海伦教授、林亦教授的《民族语言词汇反映的语言区域接触问题》一文在综合考察广西的民族语言或汉语方言的基础上，认为判断语言间的接触和影响，要考察语言接触的区域、语素及其搭配。是否是借词，应关注语音问题的系统性以及音韵史上的历时层次（音理层次）与语言接触的空间层次。
    佛山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伍文仪教授在他的《“莫家话”应为中国布依族的一个方言》论文中，运用语言年代学和词汇系统学的方法，考察“莫家话”，认为“莫家话”因受语言环境和社会政治文化变迁等历史原因的影响，已完全脱离了第三土语而长期处在第一土语之中并长期受第一土语的影响，在语支系属问题上表现出方言的特点。他指出“莫家话”应视为布依族语言的一个方言。
    广西民族学院韦树关教授在他的《“五色话”是混合语吗？》论文中认为，“五色话”语音上还基本保持自己的语音系统（尤其是声母系统和韵母系统），其语音面貌与一般壮侗语相比没有太大的差别。部分汉语词渗入到核心词，但侗台语词仍占优势地位，汉语词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表层上。语法方面，虽然由于受汉语的影响，“五色话”出现了语序的变换，但汉语语序和本民族原有语序基本上是并存并用的，这与壮侗多数语言的情形并无二致。与“五屯话”、“倒话”的“汉语的语音＋汉语的词汇＋民族语（藏语）的语法”的结构类型相比，“五色话”的情况是有所不同的。因此作者认为，“五色话”与壮侗语其他语言一样，历史上都受到汉语的强大的影响，但本民族语言的基本面貌没有发生本质上的改变，只是“五色话”受汉语影响更为深刻一些罢了。“五色话”与壮侗语的壮傣语支和侗水语支都有密切的关系。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民族研究所符昌忠副教授的《海南村语的连读变调规律》一文在具体考察了海南三家乡红草村村语在语流中变调现象后认为村语有较复杂的变调规律，是受调类配合、调值高低、语法关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发生的。
    海南师范学院刘剑三副教授的《海南临高话汉语借词中一字多音现象》一文具体探讨了临高话借词所表现出的一字多音的语言现象。
本次会议除上述的语言历史比较研究和语言结构分析的论文外，还有几篇是有关社会语言学的。这些论文主要涉及语言变异、城市语言的调查等理论与方法问题。如中国人民大学瞿靄堂教授的《语言变异和变化》，中国传媒大学邢欣教授的《城市语言的调查方法探讨》等。还有一篇广西大学陈海伦教授的《基于语音对应程度的壮语方言远近关系计算》是以计算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具体的南方少数民族语言音系和方言土语远近关系的论文。
    在闭幕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所长黄行研究员作了大会总结发言，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副院长林伦伦教授致闭幕词。
    黄行研究员在大会总结中说，本次研讨会开得很成功，与会专家学者的学术论文学术质量高，既有宏观的理论探讨，也有微观的具体的语言历史比较和研究，既有具体南方少数民族语言包括民族语言方言和汉语方言比较研究，也有具体民族语言的描写与分析。从中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加强南方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与汉语研究相结合，汉语研究与南方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相结合，少数民族语言资源与汉语特别是汉语方言资源的挖掘与整理以形成语言资源共享，已渐成为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和研究汉语方言的不可忽视的突出特点，也是本次与会专家学者的共识及讨论的焦点。

                     （通信地址：100081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