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云南在边疆民族学、社会学研究方面产生出一批颇具影响的学术成
果，李有义先生的《汉夷杂区经济》就是其中之一。
    李有义先生1912年出生于山西省清徐县，1932年进人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专攻社会学及人类学。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先生于1938年随内地文化机关南迁，加人国立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次年夏，云南大学接受中国农民银行及罗氏基金(Rockefeller FLmd)的资助，拟定了一个云南省农村社会经济调查计划，该计划由社会学研究室具体负责。调查工作分两组进行，一组选定滇缅公路附近的禄丰和易门作为调查区域，另一组则选定滇越铁路近旁的路南(即今石林彝族自治县)作为调查对象。李有义先生的研究兴趣在于杂居社区的经济状况，而路南又为“昆明附近各县中民族最复杂的一个区域”，所以李先生就决定加入了路南一组。他在路南经过广泛的考察，选定县城东面约四十里的“尾村”作为田野工作点。“尾村”并非真实的地名，而是一个“学名”，就如同费孝通先生笔下的“禄村”一样。笔者根据李有义先生的描述，推测书中所称的“尾村”即为实际之地名“维则”。
    李先生经过半年多的实地调查之后，写成《汉夷杂区经济》一书，于1943年前后由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内部油印。该书对尾村的“汉夷经济关系及其变迁”进行了系统的叙述和分析，是一部研究中国农村社区经济方面的重要著作。但令人遗憾的是，这部著作一直没有正式出版，于是便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渐渐为学术界所淡忘。值得庆幸的是，李有义先生的这部著作在经历各种风波之后，至今仍安然保存在已故著名历史学家方国瑜教授创办的云南大学云南地方史研究室中。
    2002年欣逢李有义先生90华诞，当时，李有义先生的学生一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张江华研究员，正为编辑李有义先生90诞辰纪念文集而收集其学术著作。他在获知云南大学云南地方史研究室收藏有李先生的这部著作之后，便致函云南大学，希望复印一份该书的油印本。云南大学出于保护原书的考虑，加之油印本字迹模糊、文字残缺，复印效果太差，无法辨认，于是决定重新整理排印。重排工作由潘先林教授主持，笔者有幸负责全书的校对，得以拜读李先生这部鲜为人知的旧著。
    李有义先生的《汉夷杂区经济》一书约有8万字，除导言外，正文共10章，含图表12幅。导言部分主要介绍调查的背景、时间、地点、遇到的困难、采用的方法等以及作者对首次调查  “非汉族社区”的感受。第一章《汉夷接触史话》以口述材料为主要依据，联系云南社会历史发展的全局 ，从宏观与微观的角度考察了尾村“汉夷杂居”的历史，亦即“汉夷”间发生经济关系的背景。第二章《份子田和私田》分别叙述二者的内涵、特点以及租佃程序，剖析了尾村土地制度和租佃关系的变迁及特殊性。第三章《夷民大农的兴起》具体讨论1847—1872年杜文秀起义以后，云南“汉夷”经济关系的重大转折。作者以尾村为例，全面论述了“汉人地主”没落的原因和过程以及“新地主”(“夷民大农”)的产生和兴起。第四章《土地分配与职业分化》阐述了尾村土地权逐渐转向“夷民”的一般趋势，以及由于这种经济关系的变迁而导致的“汉夷”在职业分化上的不同表现形式。第五章《农事》指出，尾村“汉夷”职业分化的结果使得“夷人”仍然紧紧地依附在土地上，而汉人则慢慢与农业脱离了关系。因此本章主要描述的是“夷民”的耕作情况。第六章《制酒和织麻》详细叙述了尾村农民的这两种经济活动，并分析了它们在尾村农民经济生活中所占有的地位。第七章《赶街子与信用制度》介绍了尾村农民为了得到必需的日用品所进行的交易活动以及因土地所有权的变更而在金融上与其他社区所发生的密切关系。第八章《生活程度》从米、杂粮、菜蔬、肉类、盐、酒等各种食物的消耗量及服装、房屋建筑、宗教、医药、娱乐、应酬等方面的费用，分析了尾村“夷民”的生活水平，并将其与汉人的生活水平做了比较，指出尾村“夷民”在生活上的自给自足程度远远超过汉人。但这种差别并不完全是贫富的差别，还有“夷汉”之间在文化上的差异。第九章《婚姻与家庭》主要叙述了“夷民”婚姻和家庭及其与整个经济生活的关系。第十章《民主化的杂区政治活动》阐述了“汉夷”杂居的尾村所特有的民主化的政治活动。作者最后总结道：“尾村的汉人因政治地位的丧失造成了他们经济地位的没落，由于土地所有权的失去而在生计上渐渐脱离了农田，夷人则因政治的解放而渐渐获得了土地，并在社区的政治活动上获得了主权，但在对外的活动上却不得不利用汉人，结果遂产生了在杂区特有的民主化的政治活动。”
    综观全书，文笔朴实流畅，各部分既单独成章，又密切相关，结构严谨，逻辑严密。作者以 “汉夷关系的变迁为经，而以他们的经济生活为纬”，纵横结合，全面论述了尾村的经济情形。 具体而言，该书的特色和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作者选择“汉夷”杂居的社区作为调查对象，这于云南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特点而言，具有很高的代表性和典型性。李有义先生在书中写道：“就文化上说，云南至少可以找
到三种社区，一种是纯土著的社区，一种是汉族与土著杂居的社区，一种是汉人的社区。……有这样多的社区类型，实在是人类学研究最理想的区域。”由此而论，李先生调查的“汉夷”杂居的“尾村”代表了我国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农村民族构成及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类型，打破了当时人类学、社会学界长期以来仅以单一少数民族或汉族作为调查对象的格局，促进了社会学研究的多元化发展。
    第二，通过“汉夷”对比就调查点的经济进行分析。云南是一个多民族聚居、杂居的地区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形成了交通互汇的民族关系，无论是“纯土著”社区，还是汉人社区，都不
可避免地要与周围其他民族发生一定的经济关系，这在“汉夷”杂居的社区则更是一种普遍现象。作者为了解“尾村”的经济结构，从检讨“汉夷”关系人手，将口述史料与实地调查材料结合，以“汉夷经济关系及其变迁”作为贯穿全书的主线，从土地制度、租佃关系、土地所有权的转变、土地分配、职业分化、农作活动、家庭副业、集市交易、生活差异等方面详细论述了“汉夷”间的经济互动关系。同时，作者指出，由于历史、地理等方面的实际原因，“汉夷”的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夷民”(彝民)中保存了大量固有的、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及文化、习俗，于是导致了“汉夷”民众在经济上的某些不同的行为方式。这种“汉夷”兼顾的写作方法，为今天的我们展现了一幅栩栩如生的近代云南民族关系画卷。
    第三，作者还将自己的调查对象放到一个更广阔的视野来考察，表现在特别注重社区生活各方面的整体联系。除关注调查区域的经济生活外，还描述了它的政治活动、文化习俗、宗教、信仰、婚姻家庭等等，分析了彼此间的相互关系。作者指出：“经济结构所发生的影响，并不只限于经济生活方面，其它方面也一样的受其影响。”这样便最终形成了一部完整而又系统的研究成果。其意义不仅仅是局限在对尾村的调查和研究，也是与之类似的云南农村的一个缩影。在我们今天看来，该书俨然是一部生动的社会史。于今而论，李有义先生的这部著作不但为近代云南地方政治史、经济史、民族关系史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一份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而且也为我们对当前中国民族杂居地区的研究提供了范例和参照。
    第四，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科学的治学方法，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学术财富。作者当时是第一次深入边疆非汉族社区进行实地调查，在语言文化、生活习惯、情感意识、民族风俗等等方面碰到的问题和困难是可以想像的。为了克服这些不利因素，李有义先生在长期的具体调查过程中，与当地人民同吃同住，充分尊重调查对象的利益，学习并使用“夷民”的语言，克服了各种偏见，积极参加当地民族的宗教、娱乐、政治、家庭活动，取得了社区人民的充分合作。在方法上，作者以观察法和访问法为主，辅之参与法和个案法，恪守功能方法论中所强调的“以实地研究始，而以实地研究终”的工作原则，从而大大提高了这一调查研究成果的资料性、学术性、可信性和科学性。李先生曾在该书导言中提出：“目前中国边疆研究的风气似很风起云涌，但十九均系作旅行式的考察。这种考察我们认为不容易有很好成绩的，如果真要发展中国的边疆研究，我们主张应提倡较长时间的精密考查。”这一点无疑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我们深信，该书的整理重排，必将使它已尘封半个多世纪的学术价值重放光芒，并将丰富
和补充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学术发展史的研究。，